http://www.rfi.fr/actucn/articles/120/article_18016.asp
在近日举行的中国国新办2009年第九期互联网新闻业务培训班上，中共中央维护社会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夏诚华做了《当前维稳形势及对网上宣传的要求》的讲话，要求加强对网络新闻的管制。
中共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是中共中央的议事协调机构之一，中央维护稳定工作办公室是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的常设办事机构，在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机关办公。
演讲中，夏诚华把因企业改制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部队退役人员问题、非正常上访、、因房屋拆迁、农村征地引发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涉重刑犯罪引发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如传销和非法集资等，等五方面列为目前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主要挑战。
他透露，部队退役人员问题，中央要求“要善待他们，要千方百计解决他们的困难，要防止敌对势力利用他们。”
而对所谓“非正常上访”，此前11月深圳市曾出台办法，称将对“非正常上访者”进行劳教。
根据深圳市委某次常委会的部署，深圳市中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等联合发布了《关于依法处理非正常上访行为的通知》，把“到北京中南海、天安门、新华门、外国驻华使(领)馆等政治敏感地区和省、市、区党政机关上访”、“在深圳市委市政府办公场所外聚集、滞留”等14种信访认定为“非正常上访”。
该办法明确规定，对上述行为，将予以进行劳教；对其中首要分子及主要参加者，将从重处罚。该办法引发了舆论的普遍反感。
对所谓“非正常上访”，来自中央政法委的这名高级官员称，“越级上访也是公民的权利，但是采取非正常手段的上访就会对社会稳定造成影响。”
夏诚华认为，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对维护稳定提出挑战，因此，他要求进一步加强网络新闻的管理。
为了论证这点，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党组书记翟惠生提出，网络新闻媒体也要坚持党性原则，坚持政治家办网站（对应官方新闻学的“政治家办报”），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提高舆论引导能力。
国新办网络局的副局长彭波说，“商业网站要明白是政府在保护国内网站的发展。中国的互联网没有新浪，就是雅虎的天下；没有百度，就是谷歌的天下；没有QQ，就是MSN的天下。而这都是政府在有意扶植民族企业。”因而，彭波要求重点新闻网站和商业网站要听话，“要统一思想，要学会讲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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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 11, 2009
Dec 8, 2009
台湾留韩女学生亮中华民国国旗被大陆学生围殴
一名留学南韩的台湾林姓女学生，在釜山举办的韩语演讲比赛上亮出中华民国国旗，竟然差点被在场的中国留学生围殴，幸好当时她在友人与主办单位人员包围保护下离开；中国学生事后还在部落格以低俗的「傻逼」字眼辱骂女台生。学者批大陆青年欺人太甚，连台湾人民在国际场合中的言论自由都剥夺，实在太鸭霸。
曾留学南韩的郑姓读者前天向《苹果》爆料，目前就读釜山新罗大学的林姓女台生，上月十三日参加由当地「国际交流财团」主办的外国人学韩语演讲比赛，得到第一名，她在介绍自己来自台湾时，亮出中华民国国旗，现场的中国男留学生竟抢麦克风闹场，一群人还一直追到地铁站，作势想包围她，準备打人，幸好二十多名欧美友人将她包围在中间，女学生才安然无恙。
在场的中国留学生事后在部落格张贴女学生演讲比赛照片，除了称她是「激进的台独份子」，还以低俗的「傻逼」字眼辱骂。另一名中国留学生则写道：「大多数女中国留学生都气哭了，男中国留学生用中文骂她，她戴上耳机不予理会。」
但中国留学生的部落格上也有网友以繁体中文留言回应：「外国人几百年前就说过『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尊重你的发言权。』今天的中国人远比几百年前的外国人还落后。」直指中国留学生未经过民主薰陶，不懂尊重别人发言。台湾智库执行委员赖怡忠表示，大陆青年这样的「鸭霸」行径，在国际上一再发生，台湾人民在国际场合中竟需忍气吞声，连言论自由都被剥夺。他认為这类事件攸关台湾人民言论自由及生命安全，政府应正视这样的问题，必须在国际上严正抗议发声，也要告诉人民要如何向驻外单位求助。
《苹果》昨试图透过我国驻釜山办事处联络林姓女学生，办事处刘公汉秘书在与林女通电话后回覆称，林女可能害怕遭激进的中国留学生报復，「不想把事情闹大」，不愿受访。至於中国留学生在部落格文中曾提到有人自称对女台生「踹了两脚」，刘秘书表示，办事处上月底获悉此事后，一再向主办单位与林女求证是否受到暴力攻击，主办单位与林女均表示没有被打，办事处也与林女保持联繫，掌握她的人身安全。被问到当地台生与陆生是否常出现类似衝突，刘秘书说：「目前仅听说这一件。」
海外亮旗被呛事件
2007/10 台湾电玩选手刘祐辰在美国西雅图WCG《世界街头赛车3》电玩赛获季军，颁奖秀国旗，遭中国代表队用脏话辱骂动粗。
2006/08 泰国曼谷「国际少年运动会」期间，北京代表队在游泳赛颁奖时抢下我国选手身上2面国旗。
2004/01 台湾搜救队赴伊朗救灾，国旗飘扬伊朗国土，引发中国抗议，压迫联合国要求我救难队收起未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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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留学南韩的郑姓读者前天向《苹果》爆料，目前就读釜山新罗大学的林姓女台生，上月十三日参加由当地「国际交流财团」主办的外国人学韩语演讲比赛，得到第一名，她在介绍自己来自台湾时，亮出中华民国国旗，现场的中国男留学生竟抢麦克风闹场，一群人还一直追到地铁站，作势想包围她，準备打人，幸好二十多名欧美友人将她包围在中间，女学生才安然无恙。
在场的中国留学生事后在部落格张贴女学生演讲比赛照片，除了称她是「激进的台独份子」，还以低俗的「傻逼」字眼辱骂。另一名中国留学生则写道：「大多数女中国留学生都气哭了，男中国留学生用中文骂她，她戴上耳机不予理会。」
但中国留学生的部落格上也有网友以繁体中文留言回应：「外国人几百年前就说过『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尊重你的发言权。』今天的中国人远比几百年前的外国人还落后。」直指中国留学生未经过民主薰陶，不懂尊重别人发言。台湾智库执行委员赖怡忠表示，大陆青年这样的「鸭霸」行径，在国际上一再发生，台湾人民在国际场合中竟需忍气吞声，连言论自由都被剥夺。他认為这类事件攸关台湾人民言论自由及生命安全，政府应正视这样的问题，必须在国际上严正抗议发声，也要告诉人民要如何向驻外单位求助。
《苹果》昨试图透过我国驻釜山办事处联络林姓女学生，办事处刘公汉秘书在与林女通电话后回覆称，林女可能害怕遭激进的中国留学生报復，「不想把事情闹大」，不愿受访。至於中国留学生在部落格文中曾提到有人自称对女台生「踹了两脚」，刘秘书表示，办事处上月底获悉此事后，一再向主办单位与林女求证是否受到暴力攻击，主办单位与林女均表示没有被打，办事处也与林女保持联繫，掌握她的人身安全。被问到当地台生与陆生是否常出现类似衝突，刘秘书说：「目前仅听说这一件。」
海外亮旗被呛事件
2007/10 台湾电玩选手刘祐辰在美国西雅图WCG《世界街头赛车3》电玩赛获季军，颁奖秀国旗，遭中国代表队用脏话辱骂动粗。
2006/08 泰国曼谷「国际少年运动会」期间，北京代表队在游泳赛颁奖时抢下我国选手身上2面国旗。
2004/01 台湾搜救队赴伊朗救灾，国旗飘扬伊朗国土，引发中国抗议，压迫联合国要求我救难队收起未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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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 7, 2009
专制国家才会三权“互相配合”
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发表了惊人也毫不意外的“伟论”，他说行政、立法和司法“互相配合”，很明显这句话是冲着香港而来的，意思就是香港应该向澳门学习。学习什么？就是要香港学习澳门的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如何配合行政机关的强势“行政主导”。此话一出，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尤其在香港更为激烈。因为在香港，仍然不少人心中，“三权分立”是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价值。而且。“三权互相配合”论也完全扭曲了“三权分立”的定义。
19世纪英国的艾克顿爵士曾经说过一句名言：“权力会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化。”所以，为了防止“绝对的权力”所造成“绝对的腐化”。民主政治是一个重要的根本，而当中的“三权分立”凸显了当中的重要性。
何谓“三权分立”？相信这个名词连中学生也会知道，这是由法国政治思想家孟德斯鸠所构出来的（当然英国洛克政治思想家洛克也有类似的观点）。意指行政、立法和司法机关是相互独立和对等的，彼此互相制衡，防止其中一方滥权。“三权分立”对于民主政治的重要意义在于透过行政、立法和司法之间的权力制衡，防止专政暴政的出现。这个对于欧美国家等西方民主国家来说，已经是一个很普通的常识了。但换成了大陆和港澳等地区，“三权分立”的重要意义不是被抹黑、曲解，就是被扭曲。以中共等专制独裁国家来说，为了维护独裁统治，对于“三权分立”当然是不屑一顾甚至是贬低，张晓明说出三权要“互相配合”，却不是偶然的。因为中共的“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也有类似的言论——于去年香港说“行政、立法、司法三个机关互相理解、互相支持”的“三权合作论”。张晓明只不过一再重复习近平的话而已。在笔者看来，张晓明的“三权互相配合论”就像太监为表忠心，拍皇帝的马屁而已。可是，这个马屁实在拍得太过火，专制的面目实在太露骨，才会引起强烈的回响。
为什么三权分立对于民主政治来说那么重要，关键在于“制衡”。特别是行政机关（政府）容易造成对于权力的迷恋和欲望，这造就了专制独裁统治的产生。因此，立法和司法本身就有担当了监督和制衡行政机关的责任。在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当中，最不起眼的司法往往床为了整个民主政治制度的最后防线。如果连司法也失去应有的独立性，距离专制独裁可以说为期不远了。
说到“三权互相配合”，现有的专制独裁国家就是很好的例子。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独裁政权——中共是典型之中的典型。中共在“三权互相配合”（与其说“三权互相配合”，倒不如说“三权合作”甚至是“三权合一”）下出现什么情况。除了人所共知的专制统治、往往利用司法打压异见外，更造成贪污腐败，中共的贪官真的是多不胜数，可以说是世界第一。为何如此？这就是因为没有“三权分立”。中共的所谓司法机关，只不过巩固政权的工具（简单来说就是司法为政治服务）；而产生那么多的贪官，除了中国人的本性离不开“钱”外，缺乏“三权分立”的互相监督和制衡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主因。可见“三权互相配合”的劣迹真的是“有目共睹”。这不仅于中共，为数不少的独裁国家也是如此。
再举一个例子吧，这就是张晓明所赞美的、要香港学习的澳门。“行政主导”下的澳门，正是张晓明所说的“三权互相配合”的典型。究竟澳门现在“三权互相配合”的政治体制实际如何？“三权互相配合”政治体制，造就了利益输送屡屡不断，最近澳门所引爆银河贱价批地事件就是一项例证；立法会成了典型的橡皮图章（29个议席中只有12个是民选产生的），不能有效制衡和监督；更造成行政霸权、官权独大、吏治和司法腐败，巨贪欧文龙案就是此情况下产生，而且极可能只是冰山一角。由此可知，澳门可说没有一项值得学习的。说到监督政府，香港仍比澳门强，最起码能够对政改有生杀大权；说到司法公正和独立性，虽然港澳两地的司法制度不同，但单以这两个最基本的标准而言，香港也比澳门要强；说到争取民主自由的积极性，到目前为止香港仍比澳门高不知多少倍。澳门人很多只对特区政府敢怒而不敢言。澳门的民主之所以几乎毫无寸进，澳门人其实要负上一定的责任。笔者认为，中共就是最喜欢澳门人的性格，因为乖乖的听话，而不敢向中共说不。
换句话来说，中共的官员所说“三权互相配合”论，表面上看来，就是“扬澳抑港”，要香港学习澳门的“行政主导”的政治制度。实际也说穿了，中共迷恋独裁统治暴露无遗，始终如一，也因此不惜扭曲“三权分立”。可是，“三权分立”与“三权互相配合”的政治制度谁较好，已是高下立见，在此不用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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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英国的艾克顿爵士曾经说过一句名言：“权力会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化。”所以，为了防止“绝对的权力”所造成“绝对的腐化”。民主政治是一个重要的根本，而当中的“三权分立”凸显了当中的重要性。
何谓“三权分立”？相信这个名词连中学生也会知道，这是由法国政治思想家孟德斯鸠所构出来的（当然英国洛克政治思想家洛克也有类似的观点）。意指行政、立法和司法机关是相互独立和对等的，彼此互相制衡，防止其中一方滥权。“三权分立”对于民主政治的重要意义在于透过行政、立法和司法之间的权力制衡，防止专政暴政的出现。这个对于欧美国家等西方民主国家来说，已经是一个很普通的常识了。但换成了大陆和港澳等地区，“三权分立”的重要意义不是被抹黑、曲解，就是被扭曲。以中共等专制独裁国家来说，为了维护独裁统治，对于“三权分立”当然是不屑一顾甚至是贬低，张晓明说出三权要“互相配合”，却不是偶然的。因为中共的“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也有类似的言论——于去年香港说“行政、立法、司法三个机关互相理解、互相支持”的“三权合作论”。张晓明只不过一再重复习近平的话而已。在笔者看来，张晓明的“三权互相配合论”就像太监为表忠心，拍皇帝的马屁而已。可是，这个马屁实在拍得太过火，专制的面目实在太露骨，才会引起强烈的回响。
为什么三权分立对于民主政治来说那么重要，关键在于“制衡”。特别是行政机关（政府）容易造成对于权力的迷恋和欲望，这造就了专制独裁统治的产生。因此，立法和司法本身就有担当了监督和制衡行政机关的责任。在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当中，最不起眼的司法往往床为了整个民主政治制度的最后防线。如果连司法也失去应有的独立性，距离专制独裁可以说为期不远了。
说到“三权互相配合”，现有的专制独裁国家就是很好的例子。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独裁政权——中共是典型之中的典型。中共在“三权互相配合”（与其说“三权互相配合”，倒不如说“三权合作”甚至是“三权合一”）下出现什么情况。除了人所共知的专制统治、往往利用司法打压异见外，更造成贪污腐败，中共的贪官真的是多不胜数，可以说是世界第一。为何如此？这就是因为没有“三权分立”。中共的所谓司法机关，只不过巩固政权的工具（简单来说就是司法为政治服务）；而产生那么多的贪官，除了中国人的本性离不开“钱”外，缺乏“三权分立”的互相监督和制衡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主因。可见“三权互相配合”的劣迹真的是“有目共睹”。这不仅于中共，为数不少的独裁国家也是如此。
再举一个例子吧，这就是张晓明所赞美的、要香港学习的澳门。“行政主导”下的澳门，正是张晓明所说的“三权互相配合”的典型。究竟澳门现在“三权互相配合”的政治体制实际如何？“三权互相配合”政治体制，造就了利益输送屡屡不断，最近澳门所引爆银河贱价批地事件就是一项例证；立法会成了典型的橡皮图章（29个议席中只有12个是民选产生的），不能有效制衡和监督；更造成行政霸权、官权独大、吏治和司法腐败，巨贪欧文龙案就是此情况下产生，而且极可能只是冰山一角。由此可知，澳门可说没有一项值得学习的。说到监督政府，香港仍比澳门强，最起码能够对政改有生杀大权；说到司法公正和独立性，虽然港澳两地的司法制度不同，但单以这两个最基本的标准而言，香港也比澳门要强；说到争取民主自由的积极性，到目前为止香港仍比澳门高不知多少倍。澳门人很多只对特区政府敢怒而不敢言。澳门的民主之所以几乎毫无寸进，澳门人其实要负上一定的责任。笔者认为，中共就是最喜欢澳门人的性格，因为乖乖的听话，而不敢向中共说不。
换句话来说，中共的官员所说“三权互相配合”论，表面上看来，就是“扬澳抑港”，要香港学习澳门的“行政主导”的政治制度。实际也说穿了，中共迷恋独裁统治暴露无遗，始终如一，也因此不惜扭曲“三权分立”。可是，“三权分立”与“三权互相配合”的政治制度谁较好，已是高下立见，在此不用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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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 6, 2009
人是可以被驯养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自有人类文明开始，有一种心理病症可能就已存在，然而直到上世纪70年代，这种病症才由于一个刑事案件受到重视，并以此得以命名，这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
1973年8月23日，瑞典斯德哥尔摩的某家银行里，突然闯进两个全副武装的绑匪，先是一阵狂扫乱射。绑匪一边扫射一边说：Party开始了。此后，绑匪将几名银行职员挟持为人质，并将他们扣押在银行的地下保管库里。匪徒提出的条件是，释放在押的同伙，保证他们安全出境，否则将人质一个个处死。经过六天的营救，警方设法打通了保管库，用催泪瓦斯将人质和劫匪驱赶出来，狙击手同时作好了危急情况下击毙劫匪的准备。然而，离开保管库后，几名人质反而将劫持者掩护起来，保护他不受警方的伤害，此后甚至拒绝提供不利于绑匪的证词。更为离奇的是，其中一名女人质还由此爱上了一名劫持者，等他获释后就要嫁给他。
人们无法为这个匪夷所思的事件做出合理的解释，只好将它病理化。从而，在心理学、医学领域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心理疾病：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个病症又被称为人质情结，概括而言，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后来，人们发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几乎是人质挟持事件中相当普遍的一种现象。
1976年，法航139次班机被恐怖分子劫持到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根据一名头脑清醒的女人质回忆，劫持过程中，留给她强烈印象的不是恐怖分子如何凶神恶煞，如何殴打、虐待旅客，而是每当恐怖分子头目发表演说时，全机舱里就会发出如潮的掌声。这个叫做达维森的女人质在回忆中说了这样一句话：“现在，只是现在，我才理解。当人们想活命时，是最容易受骗的。”
前不久报道说，意大利两位被劫持的女记者获救之后，不但不感谢政府的努力，反而“支持伊武装分子的‘正义之战’”。这或许也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体现（也有可能不是，这里还涉及到政治信仰问题）。不过，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007系列之《黑日危机》中有过明确的表现：该片中被劫持的石油大亨的女儿，后来助纣为虐。
我可以列举出一连串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事例，不过没有这个必要，大家通过强大的网络搜索引擎可以了解得更详细。
杰弗逊大学综合医学中心精神和行为医学主治医生杨景端博士在哈佛大学燕京礼堂演讲中，分析出人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四个条件。
（1）要人质切实相信生命正受到威胁。（2）施暴的人会给人质施以小恩小惠。（3）控制人质的信息来源和思想。（4）让人质感到无路可逃。
这四个条件下，人们就会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接着，杨景端博士说道：“那么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制造者，既可以是一个绑匪，两个绑匪，也可以是一个组织，当然也可以是一个国家机器。受害者可以是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也可以是一群人，整个国家。”我们不难看到，从心理学与精神病理学上来看，这是一种针对个人的现象。然而就以个体为元素的社会心态而言，历史也呈现出一种社会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杨景端提出的四个条件仍旧是直观的归纳，在我看来，我们本能够走得更远一些，看得更深一些（我在后面将会提出我的意见）。不过，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体视角：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看待社会，甚至检讨历史事件。当然，尤其观照的是专制的社会。
在专制社会里，统治者与臣民的关系可类比为绑匪与人质的关系，而臣民都将与人质一样，全部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患者。由此，臣民无疑符合上述的四个形成斯症的条件。不妨我们一一对照：
专制社会最常用的统治手段就是暴力，所谓暴力。每一个想要与这个专体制作对的臣民都将受到生命的威胁。中国历史上以谋逆罪最大，犯此罪者杀无赦。统治者会反复强调这一点，目的正是“要人质切实相信生命正受到威胁”。专统治者的一个要求是对臣民进行统治与管理，并从中获得最大利益。他不会让臣民死，而只是要榨取他们，保证自己的持续生存可能。控制人质的绑匪也是这样的心态，手中有人质，就等于握住了生的机会。因此，人质不能死，臣民不能死，要保证他们维持生命的基本物质：食物与水。这就是“施暴的人会给人质施以小恩小惠”。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的时段，都是专下的“人质”实在被逼到了“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如果能够保证小恩小惠，臣民们都是甘愿做奴隶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他是不会反抗国家“绑匪”的。
第三个条件是封锁信息，这是专制社会的一个明显特征，无须分析，我在《历代禁书记》中谈到的统治者禁毁谶纬著作就属于此类。最后，我们很明显地看到，专社会里的老百姓只有两种选择，即生与死的选择：要么反抗，结果是被国家“绑匪”一枪毙了；要么适应被统治，满足被挟持，由国家“绑匪”培养成患者，培养成顺民。这就是“无路可逃”的境地，别无选择的余地。
从这个粗浅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在专制社会里能够存活的，都将成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他们最初惊恐，接着会局部的、微弱的反抗，如果反抗无效，他们倾向于默认与接受自己被挟持、被统治的现状，最终甚至是习惯被挟持，依赖被统治，崇拜这些绑匪与国家“绑匪”。
满清入关时，有著名的“雉法令”：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有多少前朝的遗老、遗少敢于挺身试法，甘愿保住中原的束发习惯，而不愿沦落为“披发左衽”的番夷臣民。然而，200多年过去，时间过渡到近代的辛亥年，命的号角吹响，剃发成为拥护革命的一个身体标识。这时，我们看到的是一批批已经身患重症的“人质”，他们留恋这根表示人质身份的辫子，为取消他的人质资格而感到痛心。由此，我们看到，尤其在专制的社会体制下，当权者作为绑匪的身份出现，而被侵略与奴役的臣民则以人质的角色来希图适应这个新“绑匪”劫持与威胁“人质”的方法。我们不得不说，这首先是心理上、精神上的依赖，是向绑匪靠拢的愿意被驯养状态。
个人是国家的摹本，个人的心理变化会呈现出国家与社会的价值取向；个人的精神状态将组合成国家与社会的集体状态。由此，人质依赖绑匪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病理形成模式也正是顺民服从专制的一个国家政治摹本。等到这种病症日益严重化，国家与臣民形成了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的习惯形式，不论这种形式是暴力的还是教化的，是怀柔的还是高压的，总之，习惯已经建立起来，社会秩序会进入平衡状态。
然而，如果绑匪被执法部门制服了，人质被“解救”出来。这种平衡不论从个人的心理上还是此后与人相处上都被打破。这个当年的人质，也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具有两种十分明确的行为趋向：或者寻求重新被人沦为人质；或者寻求将别人沦为自己的人质。总之，要重建这种绑匪与人质的相处平衡。引而申之，这个绑匪与人质的关系摹拟到臣民与专统治者关系上，亦即社会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上，如果原有的国家“绑匪”被取代、被倒，那么社会的人质 ——臣民就实际被解救出来。专的统治模式的社会平衡也同样被打破、被破坏，那么被解放的顺民，作为患社会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顺民，也呈现出两种十分明确的行为趋向：或者寻求重新做顺民的机会，这就是那些前朝遗老们的普遍心态；或者寻求让别人做顺民的可能，这正是陈胜、刘邦、黄巢以及朱元璋等农民起义领袖的典型病理症状。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一病理学概念对历史学的价值就是，它解释了遗老存在的理由，也很好地解释了近代以来，因循守旧的清朝遗民为何要拼命维护曾经宁愿流血砍头也不要辫子的那根辫子。
就制度与社会而言，杨景端提出的产生斯德哥尔摩社会综合症的条件过于直观化，它只是提出了一种绑匪与人质患者之间关系的简单轮廓，或者说状态，而不能完全解释这种病症产生的原因。我在这里，也无法提出一些深刻的形成原因，一切只是探索。
首先，我认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不论是在医学范畴，还是在政治学、历史学范畴内，都存在一个生理学上的条件反射原则，即面对外部强大的压力，尤其是死亡威胁，所有生物都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服从。这造成的结果是，每一种动物，包括人在内，都有被驯养的可能。基本需求是一个底线，有吃有喝，生命得以延续，面临暴力的强权，只有低头才能获得延续生命的可能，这或许是源于本能反应。就像人类在驯化狗的时候，常常以食物为引诱，辅之以鞭子，让他做什么，他才会做什么。同时，随着这个驯化过程，狗对主人也形成依赖的习惯与情感。表现在人类社会中，专统治者对臣民的驯化，是通过各种暴力的体罚（例如惩戒性机制）、规范化的思想教育（例如儒家五伦等统治思想的渗透）以及适时的小恩小惠（例如封官进爵等笼络人心的奖励机制）而实现的，结果是培养出大量“为绑匪打掩护”的顺民、良民。只要是动物，就有被驯养的可能。人自然逃不出这个藩篱，这一条是根本的。
再者，人类有一种原始的渴望，那就是对英雄的崇拜。这里的“英雄”，并非单纯说绑匪就是英雄，而是说英雄形象与绑匪之间存在某种关联。人类作为一种动物，其原始本能保留着一种处理问题的极端方法，这也是一个底线，即通过肢体冲突来解决问题，例如争夺食物、争夺配偶等利益。在无礼可讲的情况下，动手成为唯一可行的办法。谁施暴的力量大，谁就成为新的统治者与支配者，“唯兵强马壮耳”，“枪杆子里出政”，说到底这是一个原始的信条。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以成败论英雄。手中掌握对人质生杀予夺大权的绑匪就是以胜者的姿态，获得人质潜意识的心灵崇拜与倾慕。这样的形象，通过一些熏染个人英雄主义的影片更得以传播与彰显。在影片中，一个匪徒被构想为英雄，人们可以崇拜他，必然要崇拜他，例如香港电影中的“古惑仔”就是一个将匪徒想象为英雄的典型。这是就个人而言的，在国家领域，专社会里的多数人对专的君王完全是出自本能的倾慕与崇拜。他们是“圣上”，是“主子”，是人们理想的“天子”，是全民偶像。在斯德哥尔摩社会综合症患者心目中，秦始皇、汉武帝、成吉思汗、康熙大帝、拿破仑、蒋介石、毛泽东一定都是名列前茅的偶像人物。
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在专制社会里，如果没有英雄，没有“核心”，人们会感到恐慌，会故意呼吁出一个“核心”，袁世凯的上台就是证明。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艺谋定是一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他通过《英雄》这部影片表达了对秦始皇这个国家“绑匪”的倾慕，并且主观地将当时的六国人全部假想为呼吁统一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其实，他搞错了，七国时代的人还不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心中没有呼唤“核心”来绑架天下的冲动。秦始皇对天下人的劫持是中国人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开端。
如果一名恐怖分子用枪顶着你的太阳穴，然后轻柔地对你说：“人的最高权利是生存的权利”，你会不会感到分外恐惧？会不会本能地顺从他？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你将是一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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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8月23日，瑞典斯德哥尔摩的某家银行里，突然闯进两个全副武装的绑匪，先是一阵狂扫乱射。绑匪一边扫射一边说：Party开始了。此后，绑匪将几名银行职员挟持为人质，并将他们扣押在银行的地下保管库里。匪徒提出的条件是，释放在押的同伙，保证他们安全出境，否则将人质一个个处死。经过六天的营救，警方设法打通了保管库，用催泪瓦斯将人质和劫匪驱赶出来，狙击手同时作好了危急情况下击毙劫匪的准备。然而，离开保管库后，几名人质反而将劫持者掩护起来，保护他不受警方的伤害，此后甚至拒绝提供不利于绑匪的证词。更为离奇的是，其中一名女人质还由此爱上了一名劫持者，等他获释后就要嫁给他。
人们无法为这个匪夷所思的事件做出合理的解释，只好将它病理化。从而，在心理学、医学领域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心理疾病：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个病症又被称为人质情结，概括而言，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后来，人们发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几乎是人质挟持事件中相当普遍的一种现象。
1976年，法航139次班机被恐怖分子劫持到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根据一名头脑清醒的女人质回忆，劫持过程中，留给她强烈印象的不是恐怖分子如何凶神恶煞，如何殴打、虐待旅客，而是每当恐怖分子头目发表演说时，全机舱里就会发出如潮的掌声。这个叫做达维森的女人质在回忆中说了这样一句话：“现在，只是现在，我才理解。当人们想活命时，是最容易受骗的。”
前不久报道说，意大利两位被劫持的女记者获救之后，不但不感谢政府的努力，反而“支持伊武装分子的‘正义之战’”。这或许也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体现（也有可能不是，这里还涉及到政治信仰问题）。不过，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007系列之《黑日危机》中有过明确的表现：该片中被劫持的石油大亨的女儿，后来助纣为虐。
我可以列举出一连串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事例，不过没有这个必要，大家通过强大的网络搜索引擎可以了解得更详细。
杰弗逊大学综合医学中心精神和行为医学主治医生杨景端博士在哈佛大学燕京礼堂演讲中，分析出人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四个条件。
（1）要人质切实相信生命正受到威胁。（2）施暴的人会给人质施以小恩小惠。（3）控制人质的信息来源和思想。（4）让人质感到无路可逃。
这四个条件下，人们就会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接着，杨景端博士说道：“那么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制造者，既可以是一个绑匪，两个绑匪，也可以是一个组织，当然也可以是一个国家机器。受害者可以是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也可以是一群人，整个国家。”我们不难看到，从心理学与精神病理学上来看，这是一种针对个人的现象。然而就以个体为元素的社会心态而言，历史也呈现出一种社会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杨景端提出的四个条件仍旧是直观的归纳，在我看来，我们本能够走得更远一些，看得更深一些（我在后面将会提出我的意见）。不过，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体视角：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看待社会，甚至检讨历史事件。当然，尤其观照的是专制的社会。
在专制社会里，统治者与臣民的关系可类比为绑匪与人质的关系，而臣民都将与人质一样，全部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患者。由此，臣民无疑符合上述的四个形成斯症的条件。不妨我们一一对照：
专制社会最常用的统治手段就是暴力，所谓暴力。每一个想要与这个专体制作对的臣民都将受到生命的威胁。中国历史上以谋逆罪最大，犯此罪者杀无赦。统治者会反复强调这一点，目的正是“要人质切实相信生命正受到威胁”。专统治者的一个要求是对臣民进行统治与管理，并从中获得最大利益。他不会让臣民死，而只是要榨取他们，保证自己的持续生存可能。控制人质的绑匪也是这样的心态，手中有人质，就等于握住了生的机会。因此，人质不能死，臣民不能死，要保证他们维持生命的基本物质：食物与水。这就是“施暴的人会给人质施以小恩小惠”。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的时段，都是专下的“人质”实在被逼到了“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如果能够保证小恩小惠，臣民们都是甘愿做奴隶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他是不会反抗国家“绑匪”的。
第三个条件是封锁信息，这是专制社会的一个明显特征，无须分析，我在《历代禁书记》中谈到的统治者禁毁谶纬著作就属于此类。最后，我们很明显地看到，专社会里的老百姓只有两种选择，即生与死的选择：要么反抗，结果是被国家“绑匪”一枪毙了；要么适应被统治，满足被挟持，由国家“绑匪”培养成患者，培养成顺民。这就是“无路可逃”的境地，别无选择的余地。
从这个粗浅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在专制社会里能够存活的，都将成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他们最初惊恐，接着会局部的、微弱的反抗，如果反抗无效，他们倾向于默认与接受自己被挟持、被统治的现状，最终甚至是习惯被挟持，依赖被统治，崇拜这些绑匪与国家“绑匪”。
满清入关时，有著名的“雉法令”：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有多少前朝的遗老、遗少敢于挺身试法，甘愿保住中原的束发习惯，而不愿沦落为“披发左衽”的番夷臣民。然而，200多年过去，时间过渡到近代的辛亥年，命的号角吹响，剃发成为拥护革命的一个身体标识。这时，我们看到的是一批批已经身患重症的“人质”，他们留恋这根表示人质身份的辫子，为取消他的人质资格而感到痛心。由此，我们看到，尤其在专制的社会体制下，当权者作为绑匪的身份出现，而被侵略与奴役的臣民则以人质的角色来希图适应这个新“绑匪”劫持与威胁“人质”的方法。我们不得不说，这首先是心理上、精神上的依赖，是向绑匪靠拢的愿意被驯养状态。
个人是国家的摹本，个人的心理变化会呈现出国家与社会的价值取向；个人的精神状态将组合成国家与社会的集体状态。由此，人质依赖绑匪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病理形成模式也正是顺民服从专制的一个国家政治摹本。等到这种病症日益严重化，国家与臣民形成了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的习惯形式，不论这种形式是暴力的还是教化的，是怀柔的还是高压的，总之，习惯已经建立起来，社会秩序会进入平衡状态。
然而，如果绑匪被执法部门制服了，人质被“解救”出来。这种平衡不论从个人的心理上还是此后与人相处上都被打破。这个当年的人质，也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具有两种十分明确的行为趋向：或者寻求重新被人沦为人质；或者寻求将别人沦为自己的人质。总之，要重建这种绑匪与人质的相处平衡。引而申之，这个绑匪与人质的关系摹拟到臣民与专统治者关系上，亦即社会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上，如果原有的国家“绑匪”被取代、被倒，那么社会的人质 ——臣民就实际被解救出来。专的统治模式的社会平衡也同样被打破、被破坏，那么被解放的顺民，作为患社会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顺民，也呈现出两种十分明确的行为趋向：或者寻求重新做顺民的机会，这就是那些前朝遗老们的普遍心态；或者寻求让别人做顺民的可能，这正是陈胜、刘邦、黄巢以及朱元璋等农民起义领袖的典型病理症状。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一病理学概念对历史学的价值就是，它解释了遗老存在的理由，也很好地解释了近代以来，因循守旧的清朝遗民为何要拼命维护曾经宁愿流血砍头也不要辫子的那根辫子。
就制度与社会而言，杨景端提出的产生斯德哥尔摩社会综合症的条件过于直观化，它只是提出了一种绑匪与人质患者之间关系的简单轮廓，或者说状态，而不能完全解释这种病症产生的原因。我在这里，也无法提出一些深刻的形成原因，一切只是探索。
首先，我认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不论是在医学范畴，还是在政治学、历史学范畴内，都存在一个生理学上的条件反射原则，即面对外部强大的压力，尤其是死亡威胁，所有生物都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服从。这造成的结果是，每一种动物，包括人在内，都有被驯养的可能。基本需求是一个底线，有吃有喝，生命得以延续，面临暴力的强权，只有低头才能获得延续生命的可能，这或许是源于本能反应。就像人类在驯化狗的时候，常常以食物为引诱，辅之以鞭子，让他做什么，他才会做什么。同时，随着这个驯化过程，狗对主人也形成依赖的习惯与情感。表现在人类社会中，专统治者对臣民的驯化，是通过各种暴力的体罚（例如惩戒性机制）、规范化的思想教育（例如儒家五伦等统治思想的渗透）以及适时的小恩小惠（例如封官进爵等笼络人心的奖励机制）而实现的，结果是培养出大量“为绑匪打掩护”的顺民、良民。只要是动物，就有被驯养的可能。人自然逃不出这个藩篱，这一条是根本的。
再者，人类有一种原始的渴望，那就是对英雄的崇拜。这里的“英雄”，并非单纯说绑匪就是英雄，而是说英雄形象与绑匪之间存在某种关联。人类作为一种动物，其原始本能保留着一种处理问题的极端方法，这也是一个底线，即通过肢体冲突来解决问题，例如争夺食物、争夺配偶等利益。在无礼可讲的情况下，动手成为唯一可行的办法。谁施暴的力量大，谁就成为新的统治者与支配者，“唯兵强马壮耳”，“枪杆子里出政”，说到底这是一个原始的信条。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以成败论英雄。手中掌握对人质生杀予夺大权的绑匪就是以胜者的姿态，获得人质潜意识的心灵崇拜与倾慕。这样的形象，通过一些熏染个人英雄主义的影片更得以传播与彰显。在影片中，一个匪徒被构想为英雄，人们可以崇拜他，必然要崇拜他，例如香港电影中的“古惑仔”就是一个将匪徒想象为英雄的典型。这是就个人而言的，在国家领域，专社会里的多数人对专的君王完全是出自本能的倾慕与崇拜。他们是“圣上”，是“主子”，是人们理想的“天子”，是全民偶像。在斯德哥尔摩社会综合症患者心目中，秦始皇、汉武帝、成吉思汗、康熙大帝、拿破仑、蒋介石、毛泽东一定都是名列前茅的偶像人物。
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在专制社会里，如果没有英雄，没有“核心”，人们会感到恐慌，会故意呼吁出一个“核心”，袁世凯的上台就是证明。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艺谋定是一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他通过《英雄》这部影片表达了对秦始皇这个国家“绑匪”的倾慕，并且主观地将当时的六国人全部假想为呼吁统一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其实，他搞错了，七国时代的人还不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心中没有呼唤“核心”来绑架天下的冲动。秦始皇对天下人的劫持是中国人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开端。
如果一名恐怖分子用枪顶着你的太阳穴，然后轻柔地对你说：“人的最高权利是生存的权利”，你会不会感到分外恐惧？会不会本能地顺从他？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你将是一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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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 5, 2009
成都市民以自焚抗拒拆迁继续引发舆论关注
11月13号，成都市民唐福珍以自焚抗拒政府的强制拆迁，但房子还是在当天就被拆掉了，而唐家原来的地方已经被挖了大坑，变成工地。据《南方都市报》今天的报道，目前，亲属们已在工地旁搭起了简单的灵堂，里面挂着唐福珍的遗像，灵堂里的挽联上写着“生得平凡，死得悲壮”，横幅则是“百姓英雄”。昨天，南都记者在现场看到，前来吊唁的不仅有亲友，更有许多与唐、胡两家素不相识的成都市民，以及来自成都郊县的民众自发前来吊唁。
报道又说，12月3号，唐福珍的亲属在接受中央电视台《新闻1+1》栏目的采访时说，唐福珍在被送往医院时留给家人的最后一句话是，“你们一定要从家里面选一张漂亮的照片给我做遗像”。但唐福珍不知道，她的这个家很快就不存在了，随着房子的被强拆，家里的很多东西都被埋了，包括她的照片。
另一方面，针对金牛区政府把唐福珍之死的部分责任归结到其儿子和亲属身上，指他们曾阻止施救的说法，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的唐福珍之子胡焱熹昨天告诉其辩护律师李劲松，自己当时并没有看到母亲自焚，虽然当时自己和母亲都上了楼顶天台，但母亲让他负责摄像，由于两人不在同一个方向，对于母亲浇汽油自焚的行动，他一直没有察觉。因此，针对金牛区政府指责其“只顾打斗，阻止救人”，他颇为愤慨。。他还特意补充说，当发现母亲自焚后，自己马上高声喊道：“我们不闹了，快救我妈”！
相关文章 香港反高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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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 3, 2009
放错地方了
延伸阅读：
我叫冯正虎，是合法中国公民，八次被上海当局拒绝入境回国，而且这次不肯屈服上海警察用暴力手段绑架至日本。现在有国不能回，外国又不愿进
冯正虎（1954年7月1日-），男，中国浙江省温州市人，汉族，维权人士，护宪维权网创办人，《零八宪章》签署人之一。现因被中国当局拒绝入境而滞留在日本成田机场。
1980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1986年获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经济学硕士学位，曾任上海市学生联合会研究生委员会主任，上海市研究生科技与经济中心理事长等职，毕业后在上海财经大学任教，兼任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会长，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所长。连续四年主持每年一届的“中国企业发展研讨会”，有《企业战略》、《中国企业发展年鉴（1988年）》等著作多部。1991年４月冯正虎赴日留学并留居日本，在一桥大学研修经济和计算机硬、软件。目前仍是日本社团法人中国研究所的外国特别研究员、日本三正实业有限会社中国部部长。1998年9月，返回中国创办了上海天伦咨询有限公司。
2000年11月13日，因天伦公司出版物审核问题，冯正虎被上海市公安局以“非法经营罪”刑事拘留。2001年6月，被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40万元。冯正虎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01年8月终审维持原判，冯正虎再申诉，被驳回。2003年11月12日，冯正虎刑满出狱，开始刑事申诉，并将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告上了法庭——2004年11月19日，上海市卢湾区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2009年2月15日冯正虎在北京遭秘密绑架，并被非法拘禁41天后，于4月初前往日本工作，在敏感的6月4日过后，于6月7日开始先后八次回国被拒入境。 其中四次是抵达上海的机场后，被边防警员强行遣返日本，另外四次是被航空公司以浦东机场边防方面未准许他入境为由而拒载。 因其持有日本签证，可合法滞留日本，冯正虎认为签证与日本方面默认中国当局禁止他入境有关，宣布放弃日本签证，并抗议说:“我对这些行动表达强烈抗议，因为根据联合国宪章，任何国家都不得拒绝自己的公民返国。”以此敦促中国政府尊重其回国要求。 现滞留在日本成田机场的第一空港入境审查大厅，每天靠维权人士及过境的热心人士提供的热水食物为生。冯正虎的遭遇引起中国网民及国内外维权机构的极大关注。（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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