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记者专程来到印度北部山城达兰萨拉采访这里的西藏流亡社群。五十年前的达兰萨拉是印度北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今天的达兰萨拉不仅是印度有名的旅游热点，也是全球佛教徒的朝圣之地。现今藏传佛教的代表人物达赖喇嘛讲经之所与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的双重身份使得达兰萨拉具有宗教与政治的双重影响。
本次记者前往达兰萨拉不仅希望较深入地了解达赖喇嘛本人对西藏、中国及世界的大势分析，也希望更直接地了解西藏流亡政府对西藏问题的态度。为此，我们采访了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先生。
专访在达兰萨拉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进行，西藏流亡政府新闻部工作人员桑杰嘉先生为我们现场翻译。
桑东仁波切现任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即政府总理一职。他于2001年当选，是第一位通过民选程序当选的政府总理，并于2006年连选连任。
采访开始，记者首先就中国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于今年十月五日接受德国《焦点》杂志采访时的有关观点征询了桑东仁波切先生的看法。
朱维群在这一专访中再次重申了北京方面在西藏问题上的强硬立场，西藏流亡政府对此的反应如何呢？
首先感谢您关注西藏问题，前来达兰萨拉采访。我们所看到的德国杂志的采访内容是很少一部分，后来新华社的报道说的比较详细，其实德国焦点的报道是不多的，这是第一点。从报道的内容来看，基本上看不到新的内容或观点，中国政府的立场一贯是强硬的。
在专访报道中，有一段与事实不符，中方在《焦点》采访中说，双方谈判中断原因是由于达赖喇嘛的代表终止继续谈判，实际上，去年一年中，西藏流亡政府和统战部一直有口头和书信联系，去年十一月第八次谈判的时候，西藏流亡政府方面的代表向中方提交了《为全体藏民获得真正自治的建议书》，之后，由于中方没有正面回应，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双方没有谈到第九次会谈何时举行，西藏流亡政府根本没有断绝和中方和谈的关系，西藏流亡政府继续努力，谈判的门一直是打开的。
记者：从西藏流亡政府的立场上，还有何可能以争取更大的和谈机会？或是什么渠道取得进一步的沟通？
桑东仁波切：西藏流亡政府方面觉得：事实上是没有其他渠道的沟通方式，在国际社会上，中国一直表示和谈的大门是开着的，而西藏流亡政府方面也一直有继续和谈的愿望，所以中国政府什么时候答应和谈，我们随时可以和谈。
记者：中国中央政府不承认西藏流亡政府的存在，我想了解流亡政府的定位是怎么样的？有舆论认为：西藏流亡政府存在的本身就是表示西藏在达赖喇嘛的领导下，其实还是在寻求西藏独立，但是达赖喇嘛现在的主张又是希望真正的自治。
桑东仁波切：中国政府一直说不承认西藏流亡政府，但是却非常关注这个政府的一举一动，包括对首席部长所有的言论都非常关心。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现在的流亡政府是1951 年同中国政府签订17条协议的地方政府，这个地方政府直到1959年是事实存在的，这一点非常清楚。1959年后，这个政府跟随达赖喇嘛流亡到印度。如果这个政府回去，也就是1959年就存在的一个地方政府，他并不是什么分裂的政府，是一个地方政府搬过来，再搬回去，他也不可能扩大或达到什么目的，他只不过是一个地方政府。
记者：您已经是第二次当选流亡政府的首席部长，在西藏流亡社群里，西藏民主尝试已经走得很远了，从首席部长先生的角度认为：民主与西藏传统文化是否有一定的矛盾，在一个流亡社会里，组织民主有些什么样的困难？
桑东仁波切：流亡政府的民主制度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准，从流亡政府的经验来看，立法、行政院和司法的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和西藏传统文化基本上没有任何冲突。原因是西藏的传统文化是佛教文化，佛教的思想和民主的理念很相近，所以没有任何冲突；但是，刚才您提到的推动这种民主制度时的困难，主要是老一辈的、年长的藏人不能自然而然的接受民主制度，年轻人已经习惯了这种民主体制的生活方式。一些年长的藏人不肯担起民主的个人义务，而是看达赖喇嘛行事。但是部长谈到：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不是不能解决的问题。
记者：在整个世界上，各种流亡社会的族群有很多，目前比较成功的，除了以色列人社群比较具有凝聚力外，从东方文化来讲，流亡藏区藏人凝聚力是很强的，这一现象是完全靠藏传佛教的凝聚力，还是流亡政府整合力起到相当大的作用？换句话说，现在的民主框架是不是因为有藏传佛教的推动力才得以组织起来？还有一个可能，是仅仅在流亡过程中的权宜之计？
桑东仁波切：流亡的藏人人数是很少的，比如说在印度的流亡人士中，藏人的比例是很少的一部分，西藏流亡社区能够比较成功的保存下来的主要原因是流亡政府做了很多组织工作。从藏人的角度来看，达赖喇嘛和藏人是不可分的，举一个藏人俗语的例子，头颅和脖子的关系是不可分离的，不管你有没有信仰。在流亡印度后，达赖喇嘛开始组建民主体制，每一个藏人不管有没有信仰，对达赖喇嘛都是非常的信任和敬仰，在这种情况下，当达赖喇嘛推动民主体制时，体制能够完整的保存下来。佛教信仰、达赖喇嘛个人和民主体制三方面的作用结合起来，保证了流亡社区的存在。民主体制的推广让每一个流亡藏人能够参与政府的工作，包括四大教派、西藏本教等等，不管你是哪一个传承，都可以进入议会参政，这就是流亡社会整体得以保存下来，这就是成功的原因。刚才您谈到民主是不是流亡过程中的权宜之计？民主对于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来说，是政治上的一种追求，不管流亡不流亡。如果西藏没有被中国占领，而一直保持以前的状态，我相信民主体制是会在西藏诞生的，因为达赖喇嘛很小的时候，就有了建设民主体制的理念。所以民主是政治上的信仰而不是权宜之计。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请问首席部长先生，在目前状况之下，对西藏问题解决的形式怎样预测，是否乐观，如果不乐观的话，还有什么应付之策？
桑东仁波切：从现在中国领导人的思维方式，以武力统治的状况来看，真的没有解决西藏问题的希望。而且如果还有所寄托的话，会被认为是笨蛋。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从大方面，从世界的变化、中国已经发生的变化、中国民众思维方式的变化，以及西藏境内外，藏人的追求及思想变化来看，我们觉得有希望，并不是需要很长时间来解决；在这些大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西藏问题能够尽快解决的希望。而这一希望也并不是没有任何根据；因为争取解决西藏问题，藏人具有两大力量，第一是具有追求正义真理的力量；第二是四十年来采取非暴力的方式。所以，我们相信正义和非暴力这两种力量一定会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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