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11 February 2009

论“国家形象”话语的泛滥

这几年来,国内的学界,尤其是传媒研究界,流行所谓“国家形象”的研究,几乎已经到了泛滥的地步。尤其是2008年,一系列事件牵动着各中事关“国家的话语神经。这个话题的常见问题包括:为什么西方媒体总是“妖魔化”中国的形象?如何才能建构我党和我国政府所需要的“正确的”国家形象?大众媒介如何才能更好地为这个目标服务?

我并不想去争论这个问题是否具有真正的学术价值,而是想看一下“提出”这个问题,究竟反映了什么样的逻辑,以及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一)

“形象”这个词本身,本意指一个人在别人眼中所具有的一种面貌或者印象。很多时候,这个形象,其实是一种自我想象的产物,就是所谓“镜中自我”,就是去想象自己在别人眼中会是一种什么样子的形象。

如果把这个大致的界定套用到国家上,那么提出形象的问题至少说明:中国人其实非常在乎别人是怎么看待自己的国家。由于这种渴望了解别人想法的心态是如此急切,以至于他急不可耐地在自己的脑子里想象别人会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当这种心态与长达两百年的民族主义的被迫害和被蔑视者情结糅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要产生这样一种强迫症:自大无知的西方世界,总是要丑化我们,把中国描绘成一个魔鬼的形象。更为严重的是,当他把西方叙事中的“丑化”倾向,与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和谐”的信息秩序相对比的时候,他的这种被丑化者情结更加强烈了,内心的愤怒也就更加疯狂地燃烧起来。

悖论在于,国家形象问题中的民族主义情绪,它诅咒的对象和期望获得抚慰的对象,都是西方。它指责西方“妖魔化”了自己,另一方面,它又没有宣布中止对正名的强烈欲望,没有宣布不再在乎西方的“正面呼应”。前者似乎表明了这个国家及其主体性是强烈而不容置疑的,但后者却又立刻解构了这个主体性。前者是自尊的凸现,后者却又隐含着自尊的缺失。这正应了一个常识,自大总是与自卑比邻而居。这个突出的逻辑矛盾,在当前的研究中非常突出,如果它们还能算作研究的话。

(二)

形象是一个话语的建构过程,换言之,它反映的并不是一种现实,而是对现实的建构,是在创造一个新的事实。就像每个人心中有一部不同的《红楼梦》,每个人心中也有一个不同的美国。正因为如此,伊斯兰激进分子眼中的美国,与一个中国普通公民眼中的美国是不同的。

所以,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一个反映现实的问题。从实际历史进程来看,现实是权力的产物。但从一个理想的状态看,现实应该是主体间相互建构的产物。这就是说,平等的主体间的互动创造了彼此公认的现实,所谓想象也应该包括在这个现实之中。权力只是扭曲了这个过程,但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现实的建构性。权力的作用是使得这个建构过程更加扑朔迷离,而不是打破建构的叙事。

从这个角度看,当前大部分国家形象的论说,在逻辑上犯了一个错误:他们把形象问题看成一个事实的问题。“妖魔化”的说法,就隐含着这样的前提:事实被扭曲了,现实应该有一个真相。但这样的前提,在建构的观点中,是一厢情愿的。如果命题的知识论基础是站不住脚的,那么这样的命题还有什么价值?他除了能够增加我们义愤填膺的民族情感和对“敌人”的仇恨之外,除了能够为官方的政策提供修辞注脚之外,还有什么价值可言?它除了把自己变成一种赤裸裸的意识形态之外,对于增加我们的知识,丰富我们的世界观,其实一无是处。最关键的是,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形象问题,是个死结,是个无解的绝望的结局,因为“误解”(或者民族主义意识所喜爱的标签:别有用意的抹黑)是无穷无尽的。从对应论的世界观出发,企图去彻底消灭这种差别,实现信息沟通的和谐世界,就像要在十年内实现共产主义一样,无异于痴人说梦。

(三)

试想:为什么被“妖魔化”的总是我们?为什么只有我们才这么在乎自己的形象?《环球时报》和《国际先驱导报》那样的以“妖魔化”理论为旗帜的媒体是不会思考这样的问题的。这就像许多人反思苏联倒台和东欧剧变的时候,总是情不自禁的想:这都是西方和平演变捣的鬼。而从不会想:为什么被和平演变的总是我们?不是说社会主义有优越性吗?如此之大的优越性为什么还是抵挡不住“和平演变”?那不只能说明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优越吗?

之所以必须要这样提问,在于提醒我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应该善于从自身内部去分析,而不是一上来就找外部借口。目前所见到的所谓“国家形象”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停留在这样的思维层次上。它的逻辑是这样的:因为“敌人”是天生要敌视我们的,所以他们要摸黑我们,所以他们要扭曲报道。这就是中国国家形象问题的来源。

可是,果真如此吗?即使不能说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利益的差异和较量不是主要的因素,但把它说成唯一的原因,不是一种思维的惰性,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修辞惯性。这种逻辑之所以是错误的,在于它忽略了形象是主体间的产物,不绝对是别人的问题。它忽略了中国作为一个东方国家的千年历史,以及作为一个极权国家几十年的历史。它忽略了一个国家的公民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法制、政治制度、经济秩序和社会文化等诸方面的要素,对作为一个具有个性特征的国家的形象所产生的影响。如果省略了这些历史性的和制度性的内因,而去单纯探讨国际传播中的形象修辞,不是因为无知,就是因为无耻。

(四)

在今日中国,常识是除了诚信之外最缺的事物。在所谓“国家形象”问题的讨论中,最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把国家等同于党和政府。前者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存在的几千年的事实,而后者则是一个仅仅存在了几十年的政权。就像我们看到的类似“国庆XX年”这样的错误一样。

于是,很多所谓的“国家形象”的“研究”,实质上是对政权在国际层面上合法性的一种修辞和包装策略的论证。考虑到当前的党国现实,不难理解,没有独立人格尊严的人,是如何迫于学术体制的压迫,而就范于权力恩宠的阶梯之下的。

由于这种不能挑明白的制度困境,“国家形象”的“研究”最后只能变成一种指责,指责西方的“新闻自由”以及“客观独立的报道”是虚伪的,是假的。可是,指出别人患有痔疮,就能治好自己的痔疮?就能说明自己是纯洁的?

恰恰相反,这并不是什么重大发现,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绝对的新闻自由都是不存在的,绝对的客观独立也都是不存在的。问题在于,这个路人皆知的事实,并不是什么新闻。它之所以此刻变成了研究者和政策宣示者们的“重大发现”,在于它为构建“仇恨”提供了依据,同时也为此处极端缺乏新闻自由和客观独立报道的现实提供了借口。这种心态不是把自己瞄准一个更完善的标准,而是把整个世界拖到和自己一样低下的水准。

可是,这样的逻辑很光荣吗?很理直气壮吗?还是很无耻?

无论新闻自由,还是客观独立的报道原则,从来都没有宣称自己是绝对的。相反,它们承认自己的限度。原因在于,它们都是人的产物,都是在人造的特定制度下运作的。但它们并不因此就没有价值,也并不因此就可以与专制制度下的新闻钳制和言论压迫相提并论。西方媒体和舆论在国际上之所以始终占有优势,始终能够把握话语权,除了政治经济上以及国际秩序中的道德优势等原因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恰恰在于它坚持了经过一百多年发展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自由、客观、真实、独立的报道,它的力量并不在于它能够绝对的实现这些价值,而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些价值是美好的,是值得追求的,是不容否定的。这就是理想的力量。理想的美好,并不因为现实的不完美性而丧失它的价值。

那些用一种仇恨哲学来批评新闻自由和新闻职业信念的人,恰恰是一些丧失了理想追求的人。他们臣服于现实的牢笼,迷失在权力和意识形态的窠臼之中。也因此,他们永远不能理解,他们的“仇敌”为何总是能够占据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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