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24 July 2009

稳定不是靠武警的枪炮

新疆“七五”大规模民族冲突事件尘埃落定,但是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继续受到广泛关注。

英国《卫报》John Gittings的评论称:“到目前为止,一直是北京在不断宣讲其遥远的西北边陲新疆所面临的民族分裂威胁,而大部分穆斯林维吾尔人实际上已经不情愿地默认了中国的统治。但是最近在乌鲁木齐发生的暴力冲突却是空前的,它表明维吾尔人对中国高压政策的不满已经积累到了爆发的边缘。更引人注目的是,维吾尔人这次是在一个汉人占相当多数的城市里挑战当地政府。”“中国伊斯兰问题专家、耶鲁教授Dru Gladney认为,维吾尔族异议者被妖魔化,成了‘恐怖主义的替罪羊’。与西藏一样,问题的核心并非有许多维吾尔人想要独立。大多数维吾尔人接受中国对新疆拥有主权这个现实,最多只是要寻求一种具有真正意义的自治(新疆被官方称为‘自治区’,但它比西藏的自治程度可能更低)。然而在乌鲁木齐发生的维族对汉族施暴的情景表明,在维族聚居区,积累的民族不满情绪达到了一个新的更严重的程度。中国曾有意夸大的这个威胁也许正在成为现实。”

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黄世泽的评论称:“南洋华人,可谓是过去百多年种族骚乱的受害者,而汉族与伊斯兰文化之间的冲突和调和,已是南洋华人生活不可或缺的课题。”“在南洋诸国中,将种族问题解决得最漂亮是新加坡,由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建国至今,新加坡未有过任何种族骚乱。”“中国要学习新加坡解决种族问题之道,给予维吾尔人发展平等机会、消除贪污、禁止汉人发表侮辱维吾尔人的沙文主义言论,以及贯彻法治,四者缺一不可。这也是过去数十年,新加坡在东南亚种族政治的夹缝中能够稳定的原因。稳定不是靠武警的枪炮,而是靠当权者的自律和优势种族的自重。”

台湾《今日新闻》署名阮永松的评论称:“历史学家季羡林生前曾经酝酿‘大国学’的概念,季先生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大国学’应该包括56个民族的文化财富,特别是藏族文化、新疆伊斯兰文化、以及历代中国人向世界学习的文化成果。在这个艰难的时刻,重温先生的‘大国学’论述,真有醍醐灌顶的感觉。”“教育部或者民间机构应编写中国文化教材,介绍各民族的文化艺术、饮食习惯、宗教信仰、地域特色。维吾尔族民歌、器乐、刀郎艺术、哲理长诗《福乐智慧》都应该介绍。木卡姆(muqam)应该像京剧、黄梅戏、越剧一样,列入中国地方戏曲艺术。”“吸收各民族的经典文化,可以培养大格局的人才。各族学生从小欣赏了不同民族风土人情,长大了就不会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隔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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