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3 August 2009

中国还有货真价实的大师吗?

季羡林先生以98岁高龄辞世之后,尽管不少人还在为他的头衔争论不休,不知道该不该称他为国学大师,但无人否认,他是中国学术传统断裂之前硕果仅存的一位真正学者,对于他的学术成就和为人风范,大家都表示深切的怀念。

有分析认为,凭心而论,无论是从思想原创角度,还是作为知识分子的人格而言,季老确实只是个普通人,他是个好人,是个善良的人,在其专长的东方学领域可能也是一位有着很大学术贡献的人,但他还称不上是大师。中国学术批评网上学者萧瀚的文章写道,也许有人会说,这样要求季先生是不是太苛刻了?这不是苛刻,20世纪的中国的确产生过不少大师,各个领域都有,但他们现在都已经不在了。

以1949年为界,那些在此之前寿终正寝的大师们是最幸运的,部分不幸早逝者如鲁迅等,于他们本人而言反倒成为幸事。1949年之后,还没有来得及去世的那部分大师或远渡重洋或退居宝岛,虽然花果飘零,但依然还在继续做着他们该做和能做的事。

而留在大陆的那些大师或者可能成为大师的佼佼者们,可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甚至陆陆续续地走上了“歧途”:卖笑的卖笑,卖唱的卖唱,沉默的沉默,改行的改行,牛棚的牛棚,监狱的监狱,劳改的劳改,上吊的上吊,投河的投河……就连被放都逐恐怕算得上是一种恩赐了。到文革结束,大师们几乎都被清理得差不多了。

事实上,外界对于季羡林先生的一大争议就在于,他究竟是不是一位公共知识分子?对此,网易评论上作者长平的文章说,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来自近代的西方社会,要求知识分子具有独立性和批判性,担当社会良知,参与公共事务。但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是公共知识分子,萨特曾经说过,一位原子能科学家在研究原子物理时,他不是个知识分子,只有当他在反对核武器的抗议信上签名的时候才是个知识分子。

与此相对照,反覌季羡林先生晚年的几次重要发言,人们不难得出自己的结论。首先,他提出“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二十一世纪将会是中国人的世纪”。随后他又主张,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把孔子抬出来,让全世界学习,他希望借此向全球推广我们这个“和谐”的理念。

而在这之前,他也曾与前来医院探望自己的国家领导人讨论过“和谐”的话题认为:“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好,经济发展,政通人和”,当下最重要的就是人的内心和谐。长平的文章指出,季羡林先生的上述讲话,没有以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独立姿态和批评精神,对中国的社会问题进行深入的观察和全面的思考,也就谈不上什么真知灼见了。

此外,他为自己在历次运动中“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而感到欣慰,固然良知未泯,却也容易鼓励犬儒主义。更何况,涉及公共利益的真话不能全讲出来,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态度不应该是欣慰,而应该感到耻辱和愤怒才对。

综上所述,萧瀚的文章接着说,真正的大师往往是具有悲天悯人情怀的,很难想象对于民众苦难视而不见的人能够成为大师,在一个存在着严重而普遍不公现象的社会,只要还能说话的话,真正的大师肯定会站在人道主义立场发出自己的声音。

法国有左拉,还有千千万万支持左拉的各界人士;德国有敢于痛骂纳粹的托马斯.曼;土耳其的帕慕克也曾冒着危险痛斥本国政府的种族屠杀历史,都是因为他们的人道主义情怀被冒犯,而这才是真正的大师风范。

相比之下,在当年的大跃进运动中,钱学森亲自证明亩产可以达到10万斤,简直就是大师人格的反义词。与此同时,林昭却以生命为代价说出了那个时代最惊心动魄的思想,与之相比,巴金先生就是一天到晚号召人们要说真话,又有多少实际意义呢?要知道,真话不是用来号召别人说的,是需要自己直接说的。

文章又说,纵观近年以来曾被冠以大师头衔的中国人,就可以发现,他们当中没有一位曾经为民众的苦难郑重发表过任何言论,而以他们的地位,为老百姓说几句话就真会遭到什么迫害吗?相比之下,顾准----这位中国100年来真正具备原创思想,并构建起自身体系的独立思想者,却远未获得与其思想相匹配的地位。凡此种种,或许正是百多年来中国人多灾多难的一个症结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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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mment:

  1. 要是鲁迅还活着,估计早就劳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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