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30 September 2009

极权改革下的社会回归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目前北京气氛高度紧张大庆前的治安保卫工作正加紧进行。昨天,谈到了可将这六十年分成改革前和改革后两个三十年。第一个三十年充斥反右、大跃进、文革这类极端政治运动,为中共官方自我否定,而第二个三十年即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在今天的本专题节目时间里,我们根据由中国旅美学者何清涟、程晓农主编,博大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改革的得与失》一书提供的思路,谈谈改革三十年这个话题。

《中国改革的得与失》是《当代中国研究》季刊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至今所发有关文章的精选汇集。《当代中国研究》是中文世界高水准的独立思想学术刊物,自九十年代初创刊以来,一直追踪观察、分析、解剖中国改革的进程,刊出了大量立论独到、论述精当而在中国国内无法发表的文章。《中国改革的得与失》从改革的路径以及中国社会经济、社会、政治等四个层面论述中国三十年改革的机制、现状并展望可能的前景,为观察中国改革历程、理解当今社会变局乃至跳出改革意识形态的观念束缚提供了多层次、多向度的视角。

从观察三十年改革的得失这一维度入手,值得提出的问题首先是:一场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改革何以能够推行和持续?这种极权主义的改革能够收获何种果实?最终又会将中国导入什么方向?无疑,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对于理解当前中国社会的种种面向、中共政权的种种表现,评判三十年改革的得失,厘清中共建国六十年政治发展的轨迹都是极其必要的。

不过事情还有另一面向。如果目前众多学者认为中国改革由于导致贫富分化、社会不公而趋于失败的话,但从改革后果看,改革也促成了极权的转型。由于极权制度倾尽全力将一切社会力量消灭殆尽,极权主义改革的推行与否基本取决于统治者的意愿,但极权下的改革仍有着放松思想束缚,为社会松绑,释放个体能量的功用。

也因此,本意为巩固极权统治的改革也从客观上启动了外在于极权的社会枝蔓的生长和消解极权的新生力量的壮大。换句话说,极权主义的改革的本意虽然是为了补救极权的合法性,但却不自觉地为独立于极权之外的社会自我生长提供了机遇。个体于是获得了独立存在的初始条件,一个同极权主义吞噬社会和个体完全相反的进程拉开了历史序幕。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已经假借极权改革的机遇,生长出了幼嫩的躯体和翅膀。这一躯体和翅膀虽然弱小,但却有艰难生长的可能。

从改革启动的社会回归的历史进程来看,共产极权主义在中国经历了一个政权蚕食社会的过程之后,三十年来的改革,又走上了一条退出历史舞台的回头路。遵循国家政权与社会此消彼长的这根主线,这条回头路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到1989年的十年,1989年至今是第二阶段。第一阶段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解构的十年。在这十年中,共产党政权为了走出文革灾难,重振党的合法性,联合知识分子改写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结果导致意识形态光环崩毁。党国极权不再是意识形态话语独家垄断者,知识分子也不再是独家话语的诠释者。从政治与社会层面,国家开始退出某些经济领域,农民经营自主权扩大,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城市多元经济露头,个体开始醒觉。同时,对外开放也为僵滞多年的社会与思想带来了源头活水。但同时,这一阶段,既为以谎言和犬儒为特征的“新极权主义”铺平了道路,也为社会的自我组织并同权力博弈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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