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27 October 2009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专访达赖喇嘛

一 “民主是世界趋势,中国应顺势而行”

在世界各国发展日趋密切的今天,西藏问题的解决已不再仅仅是中国的“内政事务”。西藏民众对民主与人权的追求与全球的民主发展趋势遥相呼应,而就如何回应西藏人民的诉求与如何推动经济上崛起但政治上滞后的中国转入民主的轨道,国际社会实质上面对的是同一个问题。作为流亡海外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是西藏人民追寻民主、自治和自由的象征,是中国与西方外交纠纷中的“争议性”人物,而在很多人眼里,他更是解决西藏危机的希望。在接受本台特派印度达兰萨拉记者雅尼克的专访中,达赖喇嘛表示,民主是世界发展的趋势,中国应该顺势而行。

记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庆祝建国六十周年。同时,今年也是您本人及数万藏人被迫离开西藏五十周年。您如何看待中共六十周年的历史和现状以及从此而生发的中国的近期和远期的前景?这一问题很重要,因为我想,中国内部包括汉民族和维吾尔民族在内的各民族都应该知道您是如何估价中国的前景和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一个不民主但却强大的中国是否意味着民主离中国更远,甚至也使国际民主社会在维护人权、自由、平等等您赞同的普世价值上处于守势?作为一个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作为一个有世界声誉的精神领袖,您对西藏的观点固然重要,但您对中国整体甚至世界整体走势的看法也是十分重要的。

达赖喇嘛:从大的方面上说,中国共产党的专制集权制度难以影响世界上的民主国家的民主制度。中国在经济上的发展应该可以协助世界解决正在面临的经济危机等问题,如果她在这一方面真得能够有所助益,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当然,一些没有完全民主化的小国或许会认为,没有民主也好;比如中国,没有民主,但经济很强大。由于中国经济上的发展,我的一些朋友必须与中国合作、与中国接触,但是,他们内心深处并不认同中国的专制制度。中国经济上的崛起,使民众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境外旅游人数不断增长,学生到海外留学的人数激增。中国与国际的接触若愈来愈广泛的话,西方国家的民主价值对其的影响将加深。现在的中国与三、四十年前相比,有着天壤之别。其实,中国变化的分水岭是在邓小平复出后。邓小平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使得民众得以接触西方,这是国家产生变化的重要原因。苏联共产党政权的忽然瓦解对国家产生了很多负面的影响。正如前苏联所发生的那样,倘若中国共产党忽然崩溃,国内可能出现很大的问题,对其周边国家也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果中共能够自发地、渐进地进行改革,我认为,这是比较好的方向。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最近在《人民日报》发表长文,其中提及党内的民主,强调党内基层选举的重要性,我觉得这很好。胡锦涛在十七大大会报告中也多次用到“民主”这个字眼——但“民主”并不仅仅是个词,而有其实质内容。从这些方面看,中国领导人认为民主是重要的。我经常对一些朋友说,应该看到世界的变化,除了西方国家,非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也逐渐走向民主化,这是世界的趋势和潮流。中国作为世界的一部分,只能顺势而行,其改变只是时间和速度的问题。中国若背道而驰,对其有害无益。中国的领导人或许多方考虑,但他们清楚民主是大势所趋,无法抵挡,如果他们看到民主给中国带来的长远利益,就应该面对这一问题。

通过这次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的采访,我想说的是,中国是个非常大的国家,未来,中国将成为很重要的国家。中国这个大国成为一个重要的国家时,其关键问题在于应该利于这个世界、帮助这个世界和服务于这个世界,这样她才能成就伟大的事业。现在,中国为何无法做到这些呢?关键在于世界不信任中国。为什么不信任呢?因为中国没有媒体的透明化,整个国家的透明化尚有待于改善。比如说,现在中国政府一再提“国家机密”,国家机密在战争时期、在革命时期、在内战时期,例如说朝鲜战争时期,是存在的,但现在是一个和平时期。和平时期不透明,这是一种可悲的状况,令人感到惋惜。所以,未来,中国要成为世界上的一个大国,成为利于世界的一个大国的话,关键的一点就是透明化。现在,由于不透明,使得周边国家很多人对中国产生怀疑与猜忌。新闻的垄断、新闻的封锁和新闻的歪曲这不仅仅是个不透明的问题,对中国本身的形象是有损害的,对中国的信任也是一个障碍。任何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都会犯错误,犯错了就应该面对,对世界说对不起。

记者:从世界舆论的角度看,2008年北京奥运火炬传递之时,争取“自由西藏”的呼声达到高潮,可能世界舆论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那么多地讨论西藏话题。但是,这一高潮同时也激起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弹,由官方或利益诱导的民间民族主义情绪也达到高潮。北京利用其强大的国力,对西方政府,法国、德国、澳大利亚包括美国从外交上进行反制,法中关系至今没有恢复到北京奥运之前的水平。应该说,北京的外交出击是有效的。您如何看待这一变化?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后激起世界性的和平、缓和的希望,但您至今还没有会见这位总统,您下一次的美国行程是否确定?是否有同奥巴马会见的可能?

达赖喇嘛:关于这个问题,首先,中共的外交压力一定是有的。但奥巴马本人的想法是希望在访问中国时,把对西藏人民最有利的、能够帮助西藏的一些问题与中共相关的领导人交流,因此他希望在交流前,不要激怒中国,不要让中国产生不愉快的情绪。我觉着这也是很有道理的,既然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解决西藏的问题。其次,透过非常亲密的朋友,我也接到一些中共相关领导人希望我不要在这一时间与奥巴马见面的讯息。这是通过朋友提的一些建议,所以,我们觉得可以同意。基于这两个原因,在上一次去美国时,我同意不见奥巴马。当然,达成的协议是,奥巴马从中国回去后,什么时候都可以与我见面。但我还需按照既定的计划安排行程,并不能随时去美国。我到世界其它国家的行程可能是一年两年前就定好的,如果因为见奥巴马,我要取消这些行程,我在道义上对不起它们,所以我不能立刻去美国。我想,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我可能会见到奥巴马。

记者:除了美国之外,还有欧洲。欧洲方面从高层到舆论对西藏问题均十分关注,您在欧洲也颇有声誉。但中欧外交近期摩擦不少,尤其是您与法国总统在波兰会面后,中法关系至今未完全恢复,您对欧洲的情况有何看法?您是否认为可能再次与法国总统萨科齐会晤,是否可能在法国见面?

达赖喇嘛:你刚才提到有关与奥巴马会面的问题,我在美国接受CNN采访时也谈到了,我的回答大概一样。当时,我对他们开玩笑地说道,去年,我见了德国的总理和法国的总统,使得他们面对中国的惩罚。如果我见了奥巴马,中共想惩罚奥巴马不行,不惩罚也不行,将是很微妙的问题。你也知道,我见了德国总理和法国总统后,中共非常不高兴。当然一方面是因为中共认为我是一个魔鬼,法国总统与一个魔鬼见面的话,他们自然不高兴。

我去了世界上很多国家,我去这些国家其实不是为了见政治人物。我的主要目的有两个。其一,我的责任,我的发言是为了提升人类的善心。人类的道德操守是很重要的,我觉得,作为六十亿当中的一个人,人类的一份子,我有这个责任与义务去提升人类内心既有的善根。这与宗教没有关系,任何人都具有内心的善根,我们要发现它,提升它,使得人类成为和谐的群体。这是我的第一个目标。至于第二个目标,作为一个宗教人物,我一直在全世界各地促进宗教之间的和谐。我觉着这很重要。这两个目标,我认为是我的责任。所以,到每一个国家,我最重要的事就是对大众的演讲和与人民的见面,还有参加对话和论坛等。见到国家的领导人,我觉得很高兴,但这不是我的主要目的,同时我也不想给他们造成困扰。

我提到的这两个责任,在我往生前,我离开人世前,我会努力做好。关于西藏的问题,我是一个藏人,同时,我也拥有“达赖喇嘛”这一称号,境内外的西藏人信任我,对我有一种依托的感觉,因此,我一再说,我感到有责任作为境内外的西藏人民的代言人,这也是我的责任之一。但自 2001年,流亡在海外的西藏人民团体开始选举行政首长,行政部分由选举产生的首长负责,我从此处于半退休的状态,所以,我有时很骄傲地说,达赖喇嘛四百多年对西藏政教统治的制度从2001年开始成为历史。在政治方面,我现在应该说是一名顾问,并没有专门负责决定什么问题。因此,就刚才提到的第三个责任,(我发挥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

记者:您见过萨科齐及其夫人,您的印象如何?

达赖喇嘛:在法国南部,我先与萨科齐夫人见面,她见到我很激动,直来直去的,我觉得很好。与萨科齐总统见面是在波兰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获诺贝尔奖纪念会上,(编者案:2008年12月7日,达赖喇嘛与萨科齐在出席“波兰前总统瓦文萨获诺贝尔和平奖25周年庆祝仪式”的间隙中举行会谈。)总统这个人直来直去的,没有任何做作,我觉得非常好。

二 “热比娅赞成我以非暴力方式寻求自治的立场”

继去年三月西藏发生大规模骚乱后,今年七月新疆又爆发了严重的维汉冲突,潜伏在中国经济繁荣背后的政治诉求冲突、族群矛盾以及宗教信仰分歧等问题日益凸显,而西藏与新疆这两个边疆重镇成为火山喷发的出口。面对相似的困境,藏民族是否考虑与维族形成某种形式的联合,共同谋求走出困境的策略?他们又是如何争取更多汉族民众的理解与支持?在接受本台特派印度达兰萨拉记者雅尼克的专访中,就上述问题,达赖喇嘛强调接触与对话的重要性——通过交谈,他赢得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热比娅对其以非暴力方式寻求自治的政策的支持;通过交流,他使更多的人消除误解、放下成见,了解西藏的真实状况和藏人的真正需求。

记者:2008年以来,中国发生了两件同西藏前途紧密相关的大事。第一件事即国际舆论所称的08年三月直到五月的西藏危机,第二件事是今年七月以来的新疆危机。新疆危机虽然同西藏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同样显示中国汉民族如何对待其他民族的问题已经是中国的当务之急。您如何看待这两件事,藏民族是否应该寻求同维吾尔民族进行某种形式的联合,共同争取更大的空间,无论是独立还是自治?

达赖喇嘛:关于新疆的这个问题,我在1954年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去北京参加会议,见到一些新疆当地的官员时,感受到他们内心的痛苦,对当局不满的痛苦。 1959年,我离开西藏到印度以后,我们与新疆一些人曾有多次接触,大家相互关心,同食同寝。大家一起叫苦,因为面临一样的状况,我们都感到压力。这些新疆人中,部分人一直认为应该寻求新疆的独立,而且就独立的手段上说,也不排除使用暴力,我们之间的接触因此愈来愈少了,几乎没有很密切的接触。热比娅女士从中国出来后,我在美国与她见过一次面,那次见面我们并没有详细地谈论问题。后来,在德国与其见面时,我们有充足的时间讨论一些问题。当时,我把我的一些理念、想法非常详细地解释给她听。她很清楚地对我说,支持达赖喇嘛所寻求的西藏自治方式。她认为,新疆也应该寻求自治,就方式来说,她觉得应该是用非暴力的方式。她完全支持我的非暴力方式,觉得新疆的自治问题应该用非暴力的方式解决。新疆的“七·五”事件发生后,我在捷克布拉克参加诺贝尔获奖者的高峰会时再次与热比娅会面。那时,我们也谈到一些问题。她充分肯定了我寻求自治的非暴力方式,她本人也觉得应该走这一方向。最近,热比娅在美国传统基金会的会议上,公开表示新疆的未来是要寻求真正、高度的自治。他们完全支持非暴力,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想法是愈来愈走到一起了。

记者:请问您与热比娅在德国见面是哪一年的?

达赖喇嘛:2007年,在汉堡。

记者:也就是说,在不使用暴力这点上,热比娅夫人与您的观点一致?

达赖喇嘛:完全一样。

记者:自治问题上呢?

达赖喇嘛:也是一样的。有些人对我与热比娅的会面表示不满。他们批评说,热比娅在中国政府那形象很不好,特别是中国政府认为热比娅是恐怖主义的头目,觉得达赖喇嘛不应该见她。很多中国朋友对我这样说。我告诉这些中国朋友,我见热比娅,其实帮助了她,使她赞成我的自治和非暴力的立场,使她结束了那种理念和斗争的方式,我其实帮了她。我是这样回答他们的。

记者:热比娅对于维吾尔民族的影响力并不像您在西藏人民当中的影响力那样强,她可能并不具备如此大的号召力使得新疆其他人也选择非暴力的道路。

达赖喇嘛:阿图坎(音译名)曾是新疆独立时期政府的部长,如今已经过世,但他的儿子还活着。我对热比娅说:你现在可以说是新疆的一名领导人,你应该有责任让全世界的新疆异议分子、流亡人士统一起来,这是你的一个责任。在八九天安门事件发生后,许多民主运动人士去了美国、欧洲、澳洲及其它国家。那时,见到他们,我也呼吁他们团结起来,组成统一的力量。我说,这很重要。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这种统一的力量一直没有形成。

记者:最近一段时间,您亲自出席并召开了两个藏汉大会,八月份的日内瓦会议和九月份的加拿大温哥华会议。您希望更多地向中国人民说话,流亡藏人也普遍加强了同海外华人的接触,现在看来,您觉得这一政策调整是否收到了一定成果?

达赖喇嘛:去年三月西藏事件发生后,我于四、五月份去了美国、英国、德国等地。当时我到时,大概一百多名中国留学生举行了抗议。看起来,那些抗议的学生情绪高涨、满腔愤怒。当然,我知道他们对事实并不了解。因此,在这期间,我向中国民众尤其是佛教徒发出呼吁,我把我真实的想法、立场和原则清楚地告诉他们。随后在六月份访问澳洲时,就没有多少抗议的学生,这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收获。更重要的是,有些学生、学者、作家等人遇见我时说,由于中国新闻“一言堂”,他们在国内难以了解真正的达赖喇嘛,因此产生了很多的误解。见到达赖喇嘛并了解其想法后,他们意识到真正的达赖喇嘛并非如中国新闻中宣传中的那样,而他们事实上支持达赖喇嘛的想法和观点。因此,与中国民众加深接触对解决西藏问题有很大的帮助。同样地,有些刚到达兰萨拉的中国人最初时心怀担忧,比如担心被藏人殴打,但当他们了解到这是一个祥和的地方时,他们就感到很快乐。所以,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与交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956年,我从西藏到印度朝圣,中国军队护送我到边境,其中一位副司令员对我说,如果在印度有人问你西藏的情况如何时,你应该回答说,“百闻不如一见”。这位中共官员说的非常有道理。所以,中共官员不应该一味丑化达兰萨拉,他们应到这里来看看,“百闻不如一见”嘛。同样的,去年西藏事件发生时,我即刻呼吁中国政府派人到达兰萨拉调查。我们可以公开所有流亡政府的文件,请他们调查是否是我们预谋、策划了西藏发生的事情。我们欢迎中国政府前来调查,但他们并没有派人来。如果说西藏发展的很好,西藏人民很快乐,那么,北京就不应禁止、管制国外的媒体,而是欢迎、邀请媒体;不仅是邀请,而且应该给予媒体自由的采访空间,让它们得以看到真正的西藏,这才是“百闻不如一见”。最近,中国举行了建国六十周年庆典,但在庆典时期,中国政府却处于恐惧之中,需要用军队制止一些事情的发生。当时,我在加拿大。我对大家说,按道理说,庆典是件高兴的事,可大家却感到恐惧。所以,我一再强调,透明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你们的广播,虽然中国方面有些限制,但很多地方一定可以收听,通过这样的渠道了解事实,是相当重要的。

三 “我们从未提出大西藏的概念”

解决西藏问题的困难之一在于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历史上,西藏地区的领域包括现在的西藏自治区以及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藏区。西藏流亡政府以保护藏文化为由要求重新统一各藏区,这被中国政府批评为“大西藏的野心”,是名副其实的“藏独”设想。此外,尽管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表示致力于改革传统的政教合一制度,将政治上的领导权交给流亡政府民选产生的首长,中国官方舆论却始终批驳达赖喇嘛制度代表着政教一治。就此争议,在接受本台特派印度达兰萨拉记者雅尼克的专访中,达赖喇嘛指出:(1)流亡政府从未提出“大西藏”的概念,所强调的是在宗教与文化保护上的而考虑统一所有藏区;(2)作为政教合一的达赖喇嘛制度已经结束,但宗教上的达赖喇嘛传统是否延续,将由西藏人民来决定。

记者:邓小平生前有一句话,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充分显示了中国对本土统一的坚持。您在西藏问题上早已明确立场,即不追求独立,只追求真正的自治。但同时,您也强调西藏除现在的西藏自治区版图之外,也要包括其他西藏文化的覆盖地区,这被舆论尤其是中国大陆解读为大西藏的诉求。中国官方即指这一立场只不过是要求独立的第一步而已,因此拒绝谈判也就名正言顺了。这里是否同样存在一个西藏各地区的统一问题?即使是不要求独立,但却也是中央政府辖区内的西藏统一?这一广大地区囊括了中国四分之一的领土,提出这样的条件是否现实?您在一些场合就此问题也提到过:这不是大西藏概念,而仅仅是保存西藏文化上的考虑。能否就此问题更具体地阐明一下您的想法?

达赖喇嘛:如果说“大西藏”是走向独立的第一步的话,实际上,这首先是中国政府造成的。现在,在西藏自治区以外,还存在着藏族自治州、自治县,也就是说,在西藏自治区之外的另外四个省份当中,已经存在藏族自治州与自治县的设置,而这些地方,均有藏语电台、藏文报纸。我们从未提到“大西藏”,从未在任何一个文件中使用“大西藏”这样的字眼。我们所强调的是真正的自治。所谓真正的自治,其目的在于保护西藏的宗教与文化,而西藏的宗教与文化不仅涵盖西藏自治区,还包括所有的藏区。也就是说,在宗教与文化的保护上是需要统一的。我们所说的宗教与文化统一上的自治,是指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认定的藏族地区以及已经符合自治条件的所有藏族地区。这样的话,所有的藏族人民都将满意。为什么?因为在过去一千多年,西藏的宗教、文化,即西藏的民族特性或者说西藏的文明的保护与发展涵盖了所有的藏区——包括安多、康巴和卫藏的所有藏区。许多支持西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的学者和专家,均来自于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地区,如安多或是康巴。1959年,很多从西藏逃亡到印度的西藏出家人——他们当中不少人成为相当与佛学博士的格西——来自于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安多或是康巴这两个地区。例如,有六百多年的历史的哲蚌寺——西藏三大寺之一,也是藏传佛教的大学——1959年之前,该寺僧众达七、八千人,即使是59年之后,由于诸多运动的破坏,僧众人数锐减,可也始终保持在五百到一千人左右,但最近,我的一位汉族朋友前往西藏并专程到了哲蚌寺,发现寺院中的僧侣仅仅剩下七十多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去年西藏事件发生后,当局从寺院中驱逐了来自于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僧人,把他们赶回了家乡。

另外一个问题,涉及到中国政府。2002年,与中国政府的对话恢复后,我们进行了八轮商谈。在2006年2月第五次对话时,我的代表与中共的统战官员接触中,中共官员很清楚地表示说,北京知道达赖喇嘛并没有寻求西藏独立和分裂中国。但随后4月、5月间,北京批评我的力度愈来愈大,说我在寻求独立和分裂。这清楚地表明,中共并非不了解我的立场和想法,而是出于别的原因要这样做。现在的情况也是这样的,北京明知我的想法,却还是要歪曲。新疆的事件发生后,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在最近的一个讲话当中提出,民族的问题应该重新思考。另外,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呼吁重新思考、重新检讨中国的民族政策。我近日读了一篇由中国知识分子撰写的文章,文章指出,过去六十年民族政策上存在不符合实际的问题。这些意见均反映了一种科学的观点,我比较赞成。中国的经济,经过邓小平的大幅改革,正走向资本主义。我们希望北京能拿出改革经济的百分之十的勇气进行政治改革,我们愿意乐观其成。

记者:假如可能获得文化上充分自由的保证,同时为了回应中国当局的宣传,是否可能在西藏文化统一问题上做出某些退让或者说灵活的调整,比如说,并不一定要求在一个自治区内解决文化统一问题,也接受自治区外的安排,您是否可能接受这样的让步?

达赖喇嘛:我们的任务其实很简单,就是尊重藏区广大人民的愿望,并以此为基础而奋斗,因此,很多事情能否实现是另外一回事。上一世班禅大师(编者:此处应该指的是第十世班禅确吉坚赞)在世时,一再强调藏族三区统一的重要性。他提到多个原因,包括保护西藏宗教和文化。此外,在安多和青海、甘肃一带,很多作为共产党员的藏人表达相同的愿望,希望未来的藏区不要如此分散,希望统一藏区。他们谈到统一藏区的必要性,提出了符合实际的理由。由于当时提出这些要求的来自各方各界,并且其中包括了一些很实际的理由,因此,在西藏自治区成立时,当时的副总理陈毅作为中央代表来到拉萨,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内部的党员会议上,他清楚地表示,所有的藏区未来统一成立一个自治区的想法很好。这些都是中国境内人民的愿望与意见。当然,解决所有藏区的统一的相关细节问题应该详细地讨论,但目前这种高压状态下,是不可能的。我们要尊重西藏境内人民、知识分子的意见。我在世界各地都呼吁中国政府允许有信誉的国际组织到西藏实地了解情况,如果西藏人民现在生活地很好,如果他们心满意足、安居乐业,那么说明我们的讯息是错误的,我们的奋斗也是错误的,我们将公开向世界人民道歉;但如果西藏人民目前面临种种困难,他们心中痛苦,如果无论是在物质生活上还是精神生活上,他们都无法得到满足的话,那么,中国政府就应该面对现实,进行改变。

记者:您提到达赖喇嘛的制度正朝民主方向过渡,这里涉及到民主与传统两方面的问题。这是否意味着西藏文化中一种传统的结束?是否表明民主制度的建立与传统文化之间存在距离?

达赖喇嘛:从历史发展上看,达赖喇嘛制度其实只是藏人在某一时期内的习俗,与真正的佛教文化并没有关系。以藏传佛教为根基的西藏文化,可以说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而达赖喇嘛这一政教合一的制度只有四百多年的历史,达赖喇嘛这一名称的出现至今大约六百多年。因此,达赖喇嘛的名称及其制度是基于藏传佛教文化而发展的。并不是因为有达赖喇嘛的制度才有西藏文化,恰恰相反,是先有西藏文化才出现达赖喇嘛的制度。西藏的传统文化与佛教发展密切相关,可以说超过一千年。这个问题有两方面,我刚才所说的,是指达赖喇嘛作为政教领袖这一旧的制度已经“成为历史”,但达赖喇嘛的体系与传承是否还需继续这是问题的另一方面。我在1969 年已经公开呼吁,未来达赖喇嘛的体系与传承是否还应延续这一问题,应该问西藏人民,让他们来做决定。当然,这个问题并不是很快就需要做出决定,因为我不是明天就要去世。但在我去世后,西藏人民需要面对这个问题,如果他们认为达赖喇嘛的体系与传承失去了存在的必要,那就应该结束,我因此可能成为最后一个达赖喇嘛。我是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我个人认为,与前十三世达赖喇嘛相比,我不是最好的,但也不是最差的,这样很光荣地结束达赖喇嘛的传承,我觉得也不错。

记者:但如果现在举行公民投票的话,西藏人民应该不会选择废除达赖喇嘛的体系与传承。

达赖喇嘛:你说的没有错。因为,目前西藏境内的人民面对很大的困难,处于痛苦之中,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我因此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人,而这恰恰是中国政府造就的。但废除达赖喇嘛的体系与传承也不是没有可能,如果西藏真正实现名符其实的自治,人民的经济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提高后,或许会觉得这一传统不必再继续了;我们并不排除这一可能性。我一再呼吁所有的佛教徒——不论是西藏、汉地还是越南、朝鲜、韩国、日本等地的佛教徒,不论他是大乘佛教还是小乘佛教的弟子——成为一名二十一世纪的佛教徒。那么,什么是二十一世纪的佛教徒呢?二十一世纪的佛教徒应该既掌握佛教文化又熟悉现代的科学文化,在了解现代科学文化的基础上,精通佛法,就能明白佛法适合现代。作为现代的佛教徒,需把佛法与现代科学文化相契合的一面体现出来。当这一理想实现时,藏传佛教中修行者依靠上师或大喇嘛的时代或许将结束。那时,每个寺院中的老师,如同学校中的老师,将扮演重要角色。但现在的佛教徒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他们认为上师或大喇嘛很重要。

记者:也就是说作为政教领袖的达赖喇嘛制度的结束与作为宗教领袖的达赖喇嘛的体系与传承的结束是不同的?

达赖喇嘛:流亡政府的首长通过每五年举行的选举产生,因此,我在行政上的职务已经结束。我们希望未来的西藏实现民主,但我们从未要求,西藏实现真正自治后,流亡政府将回到西藏。我曾在1992年曾公开地明确地表示过,我在政治承担的责任已经结束。当境内、境外的藏人实现统一之时,也将是达赖喇嘛所承担的历史责任的结束之日。所以,作为宗教领袖,我并不一定要掌握政治权力,我可以讲经说法。比如说,最近我为一千多位华人佛教徒讲经说法,但我从未说,我是你们的宗教领袖,所以要给你们说法。在佛教或者是其它宗教盛行的一些国家,似乎认为宗教领袖等同于一名官员,我觉得这是错误的。如果是这样的,对宗教毫不了解的人也可以成为宗教领袖,变成官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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