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29 October 2009

言论管制之下的“软实力”

最近,相继开办的世界媒体峰会与法兰克福书展,都成为中国政府向世界展示“软实力”的舞台。但两个舞台由于举办方不同,主场地不同,中国政府出于相同理念支配下的同类表演,却引起完全不同的后果。

由于世界媒体峰会的东道主是中国,参与者也都知道中国无非是想借此向世界展示国际媒体同行对新华社等喉舌的政治承认,如果要谈“新闻自由”原则,无异于关闭那扇好不容易才推开一条缝的中国市场大门。因此,在新华社发布的“世界媒体峰会共同主席精彩言论集”里,无论是熟悉中国政治且长袖善舞的默多克、还是俄通社-塔斯社社长伊格纳坚科,所有的“共同主席”只谈技术手段对信息传播的挑战与影响。

但远在德国举办的法兰克福书展,围绕着中国所发生的种种故事,有如浇下一场瓢泼大雨,让中国这只涂满面粉的“白乌鸦”露出了羽毛原色,也让中国推销“软实力”的宏图远略遇到了挫折。法兰克福书展一直是全球出版行业聚首各展实力的盛会。自去年底中国作为今年书展的主宾国这一消息传出之后,就引发了德国舆论的广泛关注。首先,其时德国之声“张丹红事件”刚刚落幕,德国媒体有充分理由怀疑,受到中国政府书报检查制度严厉监督的中国出版行业是否能够体现作为思想、 文化交流盛会的法兰克福书展的精神?其次,中国作为主宾国参展,台湾出版商是否会同大陆出版商同厅展出?对于第二点疑虑,法兰克福书展主席卫浩世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曾经不无诙谐地表示:是法兰克福书展首先“统一”了中国,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将要联合组团作为主宾国参加今年的法兰克福书展。

但德国媒体的第一个疑虑,不幸很快就被事实证实:在中国的压力之下德国主办方被迫取消对中国异议人士戴晴与流亡作家贝岭的邀请事件就激起了德国舆论的强烈批评,主办方为此公开道歉。因为开幕前这一曲不光彩的序曲,在整个法兰克福书展期间,中国政府控制言论自由的行为一直受到高度关注。绝大多数媒体都认为,与一般的商业机会不同,书展是各种精神、各种文化意见交汇的场所。

因此,对参加法兰克福书展的书籍和作者经过中国官方挑选这一事实,欧洲尤其是德国的文化界及媒体均表示质疑,认为违背了自由文化精神;作家莫言拒绝出席原定于10月14日参加德国公营3SAP电视台的一场讨论节目,也理所当然地引起外界猜测是受到来自官方压力所致。10月17日上午11时中国官方在本届书展的记者招会上公开宣称“中国不存在新闻审查制度”,更是被瑞士记者斥之为“公开说谎”。

中国政府精心策划安排的“世界媒体峰会”及其在法兰克福书展中的诸种表演,源于其对“软实力”(soft power)内涵的有意误解。“软实力”本来指国际关系中,一个国家所具有的除经济、军事以外的第三方面的实力,即文化、政治价值观、意识形态、民意等方面的影响力,是一国通过吸引和说服别国服从自己的目标的能力。与之相区别的是“硬实力”,即一国利用其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强迫或收买其他国家的能力。而中国政府显然对此作了故意的误解,通常将经济合作与经济援助与推广孔子学院打包发送,在世界各国接受订单外交、经济援助、资源合作时往外输送中共文化。这次将中国国内管制媒体的做法强行推广于书展只是一个小小的例证,此前用订单外交迫使欧洲国家将人权与经济利益二者变成“鱼与熊掌”的关系,更是中国对“软实力”的误解误用。

中国政府如此推广“软实力”,用之于亚洲国家尤其是同源中华文化的台湾比较容易行得通,台湾研究媒体的学者早已指出北京的强力介入导致“台湾媒体沦陷”这一事实。即使在欧洲,也经常引起文化界与政界人士有关人权与经济利益孰轻孰重的痛苦争论。对他们来说,“订单外交”是利益需要,关注中国人权现状则是良心需要。

中国政府在本国将控制舆论、管制媒体当作关系到“党与政府生死存亡”的大事,国际社会确实对此并无良策;但将经过检查的书籍当作“软实力”强迫他国接受,与此同时在他国的土地上限制中国流亡作家的书籍参展,只会引起极大反感。

这种文化观念与政治价值观上的鸿沟,不是一些试图和稀泥的外媒所言,中国政府“应当学会与西方打交道”就能够填平的。一个国家的传媒办得再多,传播手段再先进,只要这个国家没有言论自由,还有人因言获罪(比如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郭泉近日因言论被当局诬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0年),这个国家的“软实力” 就会蒙上一层厚重的阴影,“影响别人跟随自己的能力”就会因此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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