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18 May 2010

暴政出暴民

中国近日连续发生歹徒袭击校园恶性案件,引起海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恶意攻击和屠杀无辜平民甚至孩童的犯罪事件当然不是中国的专利。从美国校园杀人案到伊斯兰恐怖组织在各地制造的自杀性恐怖攻击均是将屠刀指向无辜的例证。不过,中国最近发生的多起杀童事件既不是带有宗教或政治意图的有组织的恐怖活动,也不能简单归结为精神病患者的非理性发作。面对一系列伤害孩童的恶性犯罪,中国舆论的基本共识是此类事件并非孤立的个案。从纸媒与网络的众多讨论可以看到,多数评述者认为必须寻找伤害儿童的深层社会原因才能有效防止此类案件继续发生。

什么是深层原因?较多的说法是中国目前社会冲突增加,民怨得不到疏解,官民对立激化。如果再追问下去,民怨何以加深?官民何以对立?回答往往是多层面的。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最近指出,贫富差距、贪污腐败这些常常被提起的社会冲突原因其实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社会的民怨难以获得疏解。茅于轼认为,民怨沸腾的原因是社会正义的缺失。社会正义缺失是什么意思?在他看来就是不讲理。茅教授明确指出,中国的特点是政府不讲理,政府不主持正义。所以不讲理变成了民怨。与此同时,研究中国社会冲突的专家于建嵘也表达的同样的判断。于建嵘认为中国社会今天所缺乏的是规则,是官民同时遵循的规则。中国的现实是:社会并非没有规则,中国一直存在着完整的宪法和越来越健全的法律系统;中国社会也不是有规则而不执行,只是中国的规则的执行是不平等的。有权有势的人可以操纵规则,使规则只针对弱势阶层。所以于建嵘认为中国社会冲突的解救之道即是全面公平的执行规则。其实,在此处,于建嵘和茅于轼二人是殊途同归。茅于轼说国家应该讲理,也就是说制定规则的人自己必须执行规则。于建嵘说执行规则,也即是说政府应该讲理,应该按规则办事。

分析到此,引起当前中国社会恶性案件激增的社会深层问题应该已经有了充分的阐释。不过,仅仅停留于此似乎也不能完全说出中国社会问题的特殊性。在一个非民主社会,由于政府不是民选政府,没有任何制度机制与法律规范能够制约公权力。本来应该维护公民利益的公权力反而成为压榨民众的利益机器,本来应该站在各个社会利益群体之上调节和均衡各利益集团的政府却成为个别的或强势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是专制或非民主国家的共性。这种情况在今天的不少非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也甚为普遍。同这些国家相比,中国的现实有什么特殊性呢?回答是肯定的。

中国的最大特点是国家的罕有强大。改革之前的中国属于共产极权主义是没有争议的。改革三十年之后,现在的中国制度是否仍属于共产极权主义存在争议,但是中国政府无疑是世界最强大的政府,最无制约的政府。政府对于社会的绝对优势,对于舆论的生杀大权,对于民众铁腕控制,对于社会与自然资源的全面垄断不仅是非洲、拉美的专制弱国所不可比拟的,即使是由前苏联蜕变而来的俄罗斯和神权政治的伊朗也是望尘莫及的。

中国现阶段的特点还应加上近几年少见的公权力泛滥和所谓国进民退的极权主义统治思路。中国著名社会学者孙立平教授最近提出中国是否有回归极权主义的态势的问题。三十年前的中国极权主义是意识形态与国家暴力相结合的极权主义社会,现今的中国意识形态光环已经褪尽,中国成为仅仅剩下国家暴力而无意识形态支撑的单腿极权国家。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对民间力量加强限制和打压的同时,对各地访民镇压、严堵,摧毁了带有儒家德治特点的信访制度。即是说,将过去极权主义极盛时期仍然运行的民怨泄洪渠道完全堵塞。

简言之,目前中国社会官民对立激化,民走极端的现状正是国家毫无制约和社会全面堵塞的后果。带有悖论意味的是,这一以强力全面堵塞的政治思路的结果却是国家暴力的失灵。暴力不仅不能阻止暴力,相反却是在呼唤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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