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29 September 2010

安元鼎事件的两种解读

南方都市报记者经过半年慎密调查,初步揭开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私设监狱黑幕,触目惊心。

作为一家私营保安公司,安元鼎的业务范围超乎寻常。其最为特殊之处是同中国地方政府签订商业合同《特保护送服务合同》,由安元鼎公司私设“监狱”,私设“特勤”,关押、控制上访者并将访民押送回原地,移交当地政府。其中对上访者的关押、押送、遣返等每一个环节均是明码标价,按照市场规则运作。安元鼎的所谓“特勤” ,其制服与警察完全一样,所执行的任务也同警察无异,可称为私立警察。

安元鼎的出现并非几位利欲熏心的不法之徒异想天开的结果。恰恰相反,安元鼎是在近几年中国社会秩序急剧恶化,官员贪腐病入膏肓,社会诚信加速丧失,法制建设大步倒退的环境下出现的。各地官员通过强拆民宅,侵占民地等手段疯狂敛财,将一批又一批的中国民众赶上了进京上访之路。也正是因此,中国社会用于维稳的经费才超过了国防开支。面对此种局面,北京政府不仅严令各地人员进京截访,并将访民进京人数与当地官员的政绩挂钩。正是因此,截访成为地方政府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为了保住财源滚滚的乌纱帽,为了有朝一日更上层楼,各地官员不惜动员人力,无所不用其极,誓将上访人士抓捕归案遣返回家而后已。在这种情况下,安元鼎私设监狱,私设警察乃是应时运而生,解救地方政权于危难之际的天赐良策。

安元鼎绝非孤案。《瞭望》周刊2009年曾披露:相关省市在中国首都北京设立临时劝返场所有73处。毫无疑问,这些所谓临时劝返场所即是各地私设的 “黑监狱” 。安元鼎事件曝光之后,舆论惊呼此案性质恶劣,其对访民的凶残狠毒令人发指。正如各地在拆迁、征地过程中组织黑社会人员、无业人员充当打手一样,众多中国国内评论认为,这一事件的严重性在于其显示中国社会的进一步黑社会化。

据悉,北京警方已以涉嫌“非法经营和非法拘禁”立案侦查安元鼎。但是,从法律角度讲,安元鼎是正式注册保安公司,2008年甚至被评为A级保安公司。安元鼎同地方政府签订合同阻截访民并借此获利是否非法经营?安元鼎以一私家公司之力为国家维稳效力是否非法拘禁?

对于安元鼎现象,可以作出两种解读。一是将中国目前社会仍然看作极权主义体制,尽管这一体制已经进入尾声。国家对意识形态、镇压机器、社会经济命脉仍然牢固掌控,因此,类似安元鼎事例,不过是国家专政手段的延长而已。从这一角度,尽管舆论呼吁对此事件一查到底,不仅应该追查安元鼎作为受委托关押访民一方需要受到制裁,同其签订合同并对其授权关押访民的各地政府也应该受到查处。然而,事情只要涉及公权力,惩治元凶也好,杜绝贪腐也好,落实法制也好,均会成为一句空话。在行政与司法不分,执政党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的政治制度下,政府就是法律,公权力之需要就是真理,维稳就是最大的政治。截访天经地义,为政府维稳,何来非法拘禁?受政府委托,何为非法经营?就在事发后舆论一致谴责的情况下,也有传言称北京警察围堵揭露安元鼎的《财经》杂志。目前众多有关安元鼎的评论和网帖被封杀也已证明,关闭一个安元鼎容易,拆除催生安元鼎的社会制度则难上加难。

另外一种解读则是经过三十年单腿改革,由于经济自由有限,政治改革停滞,中国色彩的国家资本主义正在加速将极权主义政体推向解体。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国家之所以为国家,乃是由于国家成功垄断了社会暴力。军队、警察、监狱等等暴力机器只能为国家所控制,而不能落入任何帮派之手。安元鼎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显示社会矛盾之恶化和普遍,中国如此强大的国家机器已经力有不逮,无力或无德维持正常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则是给国家打破暴力垄断提供了先例,可以视为公权力向社会、向私人武装出让暴力的开始。私设监狱,私设警察既然已经开其端,私设军队又待何时呢?沿着这个方向发展,二十世纪早期军阀混战的局面估计还不至于重现,但却显示国家维稳措施失灵,极权号令不彰之溃败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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