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7 October 2010

“中国特色”民主之“先进性”何在


在深圳,温家宝高谈“政治体制改革”,胡锦涛阔论以其“科学发展”为核心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体制改革,激起舆论热烈议论。而《光明日报》、《求是》杂志等中共喉舌,唯恐人们误解了中共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厌其烦地诵念“紧箍咒”,要求“划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

可怜,这些喉舌自诩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吹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历史上先进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民主”,以为把出自西方社会的马克思学说,这样胡乱地“中国化”一通,就可以成就他们所谓“创新理论”。

早些年,中共为其“社会主义”建立论述体系,曾煞费苦心,将中国社会基本矛盾论述为所谓“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如此将社会制度脱离现实社会生产力性质制约的论述,视为中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业之先声。如今,中共苦心经营的计划体制在改革开放中被否定,市场经济发展难以阻挡,现实生产力性质的决定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显现出来,它先前的论调不能不有所收敛。然而,“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思维惯性根深蒂固,不时地还是要厚著脸皮吟唱一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历史上先进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民主”,就是最新的一轮演奏。

那么,如此先进的“民主”,其“先进性”究竟从何而来?

喉舌“秋石”声称,“马克思在谈到人的发展历史时,称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独立性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俨然以“理论权威”面目出现的“秋石”,在这里自作聪明地耍了个手腕──“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马克思看来,是自然经济之后的“第二大形态”,即市场经济的特点。这一特点,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表现得最为明显,而在号称消除了资本主义,却还是难以回避市场经济的中国社会,也同样存在。

这种“物的依赖性”普遍存在著,可以表现为依赖金钱,也同样可以表现为受到权力的制约,而后者,在东方社会表现得更为突出。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应在权力异化方面多下功夫,但是,中共喉舌们念念不忘的是批评“金元民主”,对于中共一党专政下权力对民主的压迫,则避而不谈。其实,在民众相当普遍地拥有资产性财富的社会变化影响下,所谓“资本主义民主”已经有了极大发展。民众权利与(资本与政府)权力之间的博弈,实际体现著社会中“物的依赖性”本身发生的变化。形成对照的是,“社会主义民主”名义上“以人为本”,实则以权力及资本为本。在这里,权利受到严厉限制和压迫,民众在社会事务中只能旁观权力部门以及垄断国企的博弈,实为“物的依赖性”泛滥之典型。

喉舌们喜欢嘲笑西方社会选民投票率低,只因它可以较真实地体现那里的人们对于政治的淡漠,而喉舌们不好意思提及的是,网络中的政治参与正在西方社会里兴起,在线“微支付”,以及社交网络与微博客,诸如此类的变化,改变著“金元民主”的面貌,而中共对这些变化的防范,也的确在全球堪称独领风骚。

喉舌们自己身在“物的依赖性”之中而不自知,自然就不知道那“先进性”来源可疑,于是也就免不了有更多的胡说八道。

中共反对“三权分立”,喉舌们给出的理由是,“权力多元行使”,致使“各权力机关之间互相扯皮、互相掣肘和政治权力运行效率不高、成本昂贵”。于是,中共掌中的“民主”标新立异,党权凌驾于立法、行政、司法之上,言论出版结社等诸项权利的立法,都止步不前,但是,“各权力机关之间互相扯皮、互相掣肘”,还是无法避免。

在改革开放中,为避免这样的状况,曾设立体改委,时任总理赵紫阳即为其第一任主任,并聚集了一批视野较为开阔的中青年学者,协力推进改革。“六四”后,体改委逐渐消失,“一部门牵头、多部门参与”的改革模式恢复了以往的风气,“互相扯皮、互相掣肘”愈演愈烈。不久前,《中国经济周刊》报道了收入分配改革步履维艰的内情,指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迟迟不能公诸于众,很大原因就在于这种模式下部门之间的利益较量”──“改革的历史经验表明,越是宏大的改革主题,越是从枝节入手,结果是宏大的改革思路碎片化,碎片之间盘根错节、相互掣肘,最终宏大的改革思路难以实现”。

无独有偶。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最近发表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的外交决策过程受制于代表不同利益的不同行为者的影响,变得更加费劲和复杂,并且一再导致外界误解。“德国之声”对此的报道,用了一个颇为传神的标题:“半打新厨师参与搅和外交政策的汤”。

当今社会,多元化乃显著特征,权力是多元的,权利也是多元的。权利与权力的博弈,权力之间的博弈,在现实的民主生活中难以回避,也难以或缺,否则,民主本身就变得可疑了。

当年,托洛茨基与列宁一起消灭了多党制,但他后来发觉,不允许其它政党存在,不同的阶级利益之影响就会在共产党内表现出来。在中国,到“文革”后期,毛泽东也以他的方式认识到这一点,却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只好忿忿不平指责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文革”结束,中国转入改革开放,而现实的变化,却未能使得顽固的中共转变思维,它仍然坚持它的一党专政。

喉舌们要论证中共一党专政,还是同样的思维方式──他们争辩说,中国实行多党合作,而这种合作,“需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才能长期稳定地向前发展”。若指望他们能有所长进,实在难乎其难。

中央计划经济曾经辉煌过,然而它终究在现实的发展中被否定。至于一党专政,其历史渊源可谓悠久,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有类似的信念,甚至自诩“天子”,而中国否定帝制已近百年,中共的顽固坚持,不过是延续他们的愚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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