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23 October 2010

官方为何操控反日游行

在中日撞船的“钓鱼岛事件”发生一个月后,10月16日东京发生反中国的游行--其中最值得重视的内容是强烈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专政独裁,要求释放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这与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接受《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访所说有若合符节处--与此同时中国的成都、郑州、西安、武汉、绵阳等地也相继发生了反日游行。日本是民主国家,游行是可以“事先张扬”的公开行为,因此国内一些高校的学生会在提前得知日本人有反中游行后,随即在官方的授意和放纵下,采取了针锋相对的策略:你游行,我也游行,不仅游行,我游行的人数和城市比你还多,以期在参与人数之众的气势和广泛性上,盖过日本的反中游行。日本反中游行诉求多元,中国反日游行目标单一(这正是游行被官方授意且被操纵的证据之一),从中你就不难感受到真正的游行和被游行之间的实质差别。中国官方这样应对的目的何在呢?这是值得我们深入观察和理性思考的。

众所周知,中国是个没有游行自由的国家,无所不在的变态维稳,非常私秘的小规模游行或者个人抗议之控制都易如反掌,更不用说要通过各种通讯或互联网联系众多人以组成的游行了。东京的反中游行来了个“事先张扬”,那么国内官方的学生会也在官方的授意和纵容下通过QQ和人人网来了个“事先通知”、“共襄盛举”。傻瓜都知道,游行如果没有得到官方的授意和许可的话,公安机关可以格抓毋论。但成都、郑州、西安等地的游行,警方虽然如临大敌,监控人数众多,依旧放任学生前去游行,这说明他们是在用一些听话的学生来“代表民意”。但在一个月前的9月18日,虽然有不少媒体报道北京会有公安局批准的反日游行,但最终不了了之,除了少数围观者外,根本没有什么游行队伍。这说明哪怕在中国官方抗议逐渐升级,在日本用国内法延长扣留船长詹其雄的剑拨弩张的时刻,只要官方不让你游行,你就没办法游行,因为格抓毋论,可以使反日游行者彻底歇菜。

一看你日本有自发的民意要反中,那我中国官方无论如何也要弄点“被民意”出来与你抗衡,不然无法向国内激起的盲目的民族主义情绪交待。因为你一方面信誓旦旦地说钓鱼岛是你固有的领土,但另一方面却不准民间保钓人士到钓鱼岛去表达自己的心声,如此公然的矛盾所积累的不满,没有一个发泄的渠道,对中国官方的统治合法性大有伤害。因此抓住一个日本反中游行的机会,趁机来个反日游行,以便收一石三鸟之效:让民族主义情绪浓烈的学生主体得到一个发泄和释放的机会、继续给日本一点颜色瞧瞧--你看我们的人民是多么反对你们,你们得小心点才行--同时也藉此转移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所引起的话题发酵和民间饭醉活动。由于中国没有游行自由,所有民众包括学生从来不曾有过正常的游行训练,在官方的放纵下,就时有打砸抢的行为发生。这种打砸抢的暴民行为,不仅让日方对其在华企业利益忧心忡忡,而且给官方以污名化民众游行并且继续阻止民众自发游行寻找借口。

还有更猛的料在后头。据近日《朝日新闻》旗下的周刊透露,六年前中日之间曾签订有钓鱼岛密约,其核心内容是中国不让保钓船出海、日本则不羁押人。大抵今年菅直人班子上台后,外交部门不知有此密约,日本人扣船扣人,致使中国官方恼羞成怒。中国民间保钓人士李义强在10月19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他相信有这样的“密约”,并且从各方面来论证这个“密约”的真实性,这种变向承认日本实质性管理钓鱼岛的“密约”,被李义强这样的民间保钓人士视为卖国行为。由于日本没有“遵守”这个密约,中国官方因此短时间内高调宣布各种制裁办法,抱括取消许多交往,同时对稀土出口采取限制措施,日本只好先行软下来。但据说日本方面掌握了中国渔船先撞日本船的确凿证据,正等待合适的时机和方式公布出来,以正国际社会视听,看来中日这次纠纷远未到收场的时候。

虽然10月16日中国几座城市的反日游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对日本反中游行的回应。但由于中国的政府运营和外交政策,在许多方面是暗箱操作,外人不得与闻,故对此次游行有多种揣测。因为10月16日中央正在开17届5中全会,在这个比较重要的时刻,居然有“不和谐”的游行出现,于是难免有中央派系斗争的说法出现,这样的猜测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派系阴谋论解释问题总有事实和逻辑上的不自洽。我认为,在二线乃至三线城市的反日游行,更多的是出于控制能力和后果上的考量。这次游行都在二线乃至三线城市,既没有日本使领馆,也没有太多的日资企业(如京、津、沪、穗有太多的日本投资),使得控制日资目标变得相对比较容易。但如此理性的游行算度,到底是由哪种级别的人发出,并且使其行之有效的呢?倒是令人颇费猜度。各处反日游行都有程度不等的打砸抢行为,自然并不出人意料,更令人搞笑的是,一些反日青年竟错把民族主义者崇尚的汉服看成是和服,并且勒令一位着汉服的姑娘当众脱下,以示羞辱。如此自取其辱,也可以反证出被煽动和控制的反日游行,其不理性到了何种可笑的地步。

维权人士陈云飞指出,既然有关方面授意和放纵几座城市的反日游行,那么这几座城市的相关政府部门,应该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开这些他们所掌握的游行内幕,因为这一切并不属于国家机密,公民对此应有知情权。至于说那些被打砸抢的日货及相关企业,是如何赔偿的,也请一并公开,因为不可以随便拿纳税人的钱去做赔偿的挥霍。鉴于2005年官方主导的反日游行,出现的财物损坏,最终为官方不经纳税人许可而让纳税人买单,所以此次民众对于事后的赔偿细节及资金来源,要求公开,自然在情理之中。老实说,在如今群体事件频发的多事之秋,官方为何在此时授意并纵容几座城市的反日游行,其目的并不完全显明。也许这些游行只不过是对10月16日日本反中游行的回应,但是否有考验公安机关控制群体游行能力的意图,以及其间是否有派系纷争在里面起作用,则不能完全确定。勒庞、赖希、霍弗等研究群众心理的学者著作,对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下中国现实中的群体活动,并非没有借鉴意义。群体事件多了当然对社会并非好事,但“国家不幸诗家幸”,对于目下中国研究社会学、传播学、政治学等方面的学者来说,却也是难得的观察样本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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