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园树

和五毛谈心谈美国

2011-09-17T09:26:00.000+01:00

凤凰卫视911十周年策划，采访一大学生，视频1分18秒，问：对911怎么看？答：很高兴，因为（美国）是霸权主义。2分20秒说：敢和美国挑战的都是英雄。20分48秒说：我喜欢美国，马上去留学了，学习采矿专业。问：对未来憧憬如何？答：能不回来就不回来吧！

这就是经过几十年政府洗脑宣传教育后国人的现实表现。很多国人一边羡慕着美国，一边嫉妒着美国；一边骂着美国，一边梦想移民美国；一边说美国霸权主义，一边梦想自己能称霸世界。这就是典型的精神分裂症。本身既无法给人类带来能够幸福的价值观，也没有能力为世界贡献先进的科学技术，一群70多数的老人，领着一群盲目自大的屁民和愤青，靠意淫过活。

昨天“三个代表”芮成钢刚刚勇敢地质问嘲笑骆家辉“坐经济舱是不是因为欠中国钱”。很多人对中国借钱给美国很不理解。其实不是借钱，是存款。我们把钱存在美国。为什么要存在美国呢？因为那是我们能够找到的信用最好，利息最高的银行。我们害怕吗？当然不怕，因为那家银行从来没有倒闭过。要真害怕早把钱取出来了。那为什么还要指责人家呢？因为是需要。谁的需要？党的需要。

我们的CCTV4可以在美国随便看，我们的国家形象广告可以在时代广场随便放，我们的孔子学院可以在美国随便开，我们的五星红旗可以在美国随便飘，我们的红歌可以在白宫随便弹，我们的反美爱国游行可以在美国随便游，我们的《中国可以说不》可以在美国随便说，我们的《中国不高兴》可以在美国随便印。

我们要防堵一大堆西方东西，西方价值观、西方敌对势力、西方霸权主义、西方文化侵略。我们的防火墙全世界最先进。但很奇怪，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西方要抵制东方价值观、东方敌对势力、东方文化侵略。我们的CCTV4可以在美国落地，《建党伟业》可以在美国公映。这说明了一个真理：有自由的地方不用防火墙。

央视天天报导伊拉克有路边炸弹爆炸，有美军遇袭，可是央视永远不会告诉中国人民：萨达姆统治时期的2002年伊拉克人口2400万，人均GDP仅为625 美元。萨达姆倒台后，伊拉克2008年人均GDP达2989美元，2010年人口3400万，人均GDP达3758美元！

在美国，一次重大事故就能改变历史：1911年3月25日的三角内衣公司火灾。146名男女工人死亡，大多数是16到23岁的姑娘，最小的仅14岁。三角工厂事件不仅促使了美国对血汗工厂立法，后来更被写进美国中学历史课本，成为美国现代主流价值观的一部份：生命的价值重于财富。

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把种族隔离时期的“白人专属柜台”搬到展览现场，让国民牢记这个国家曾经的耻辱。他们还展览了当年对印地安人的战争，美国内战，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越南、阿富汗、伊拉克等冲突。把历史的真相告诉国民，让他们去判断是非。这是美国对待历史的态度，它展现了国家的自信与坦诚。

美国的宪法不是写在纸面上的骗人的原则。而是可以用来作为起诉和判决依据的。违反宪法的法律将被判无效，违反宪法的判决将被推翻，违反宪法的政府行为将被追究。所以，写在宪法上的权利，每一项都将通过最高法院的判例得到保障，它是国家对于人民的庄严承诺，它是用来真正保护人民，而不是欺骗世界的。

美国宪法共7条：第1条讲国会怎样建，用来干嘛？第2条讲总统是什么，谁能当？第3条讲法院干嘛使？前三条确定三权分立。第4条讲州与联邦关系，不能以上欺下、以大欺小。第5条讲宪法以后要改怎么改。第6条讲联邦和州政府都要视它为最高法律，忠于它。第7条讲四分之三州通过后生效。简单七条，稳定美国两百年。

美国两党也开代表大会。四年一次，在各城市轮流举行，一般选择室内体育馆，由各州党组织推举代表，大家欢聚一堂，选举党的总统候选人。所有党代会的费用全部由政党自己筹集，国家不给一分钱。每次党代会，场外的示威活动是一大景观，通常示威者人数远远多于党代表。可以说他们是不请自来的非正式代表。

美国民主党的党徽是驴子，共和党的党徽是大象。 1870年美国漫画家纳斯特画了一头驴登在《哈泼斯周刊》上，以讽刺当时北部反对内战的民主党人笨得像头驴。后来他又画了一幅摔倒的大象，代表不满共和党总统格兰特执政的选民，讽刺共和党又大又笨。没想到两党竟然就将驴和大象拿来作为本党的代表动物了。

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可以随便加入。只要你登记选民时勾一下就行。不要交党费，党也没什么决定要你服从，没什么纪律要你遵守（守法就行），没什么秘密要你保守（又不干坏事），更没什么东西要你牺牲。当然你也不用对党忠诚，可以随便叛党，也可以随时回来。领导一个超级大国的政党居然那么不严肃。

美国是历史上总统遭暗杀最多的国家，共有8位。他们是林肯、加菲尔德、麦金莱、肯尼迪、杰克逊、富兰克林，杜鲁门、福特、里根。其中前4位不幸身亡。但政府并未藉此搜缴武器，限制人民自由，大举实施维稳。因为美国人知道，这是民主的必然代价。民主的目的主要不是用来保护领导人，而是用来保护老百姓。

1998年印尼排华，1200多华人惨遭屠杀，1000多妇女遭强暴。某负责任大国表示不干涉别国内政，并在国内封琐所有相关消息。最后，在美国武力威胁下，印尼当局才收敛了迫害华人的兽行，事后印尼华人打出“宁做美国狗，不做中国人”的条幅。

很多人为苏联解体唱挽歌。但殊不知，苏联70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对外侵略扩张（包括对中国），对内镇压异己的历史。在冷战期间，它是以专制对抗民主的邪恶中心。而我们却把一个占领我们大片国土的国家视为同志加兄弟。把一个不但从未侵占过我们一寸土地，还帮助我们打赢抗战的国家视为敌人。

如果你说中国不好，可能被视为西奴；如果你说美国好，就会被视为美狗；如果你说不想做中国人，想做美国人，你将是十恶不赦的汉奸。但如果你什么都不说，只是悄悄把中国国籍变成美国国籍，你将会是一个成功人士；若你同时能献身于主旋律文化，教导中国人怎样才算爱国，你就是一个海外赤子了。

最让人寒心的，不是贪污腐败，不是强拆，不是高房价，不是股市，不是层出不穷的惊心罪案，而是你身边的亲朋好友们，见怪不怪的纷纷告诉你，这个国家就是这样，你改变不了，习惯就行了。更可怕的是，等习惯以后，谁想要改变，他们还跟你急！

真正的母亲不求孩子回报她，更不会强迫孩子天天唱歌赞美她；真正的母亲总是把好的东西省给孩子吃，而不是自己把好吃的全吃了，把残羹剩饭给孩子；真正的母亲为了保卫孩子可以献出生命，而不是老让孩子为自己去打架。真正的母亲听得进孩子的批评，不会孩子一骂她就把孩子关起来。真正的母亲只有一个。

多少年来，他们一直把“西方国家”当做贬义词灌输给我们，他们告诉我们美帝是最坏的。但当我们长大后，却发现他们的子女在西方国家，他们的存款在西方国家，甚至他们的退路都在西方国家……留在这里的，只有从小以来被洗脑被欺骗得不成人样的我们。

五毛朋友，你听明白了我的这番苦口婆心了吗？衷心希望所有的中国人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包括能明白真相的五毛朋友。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做共匪要从娃娃抓起——记武汉市少先队总队长黄艺博

2011-05-02T10:58:00.000+01:00

在微博上看到武汉市少先队总队长黄艺博，第一反应是笑喷了，小小年纪跟那些官场老油子毫无二致。微博上沸腾了，人人网、豆瓣上也迅速跟进！

黄艺博博客 http://blog.sina.com.cn/huangyiboboke

黄艺博在武汉市总队部与同事合影

黄艺博在武汉市总队部接受新闻媒体采访后欣然题字。

黄艺博当选中国少先队武汉市总队长后，在总队部与总队委们一起研究工作

黄艺博当选中国少先队武汉市总队长后，在总队部阅读文件。这文件看起来像是一张A4纸折起来的，难道孩子斜视已经这么严重了吗？

据新华网报道，黄艺博两三岁开始看“新闻联播”，7岁开始坚持每天读“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如今，黄艺博已在全国重要报刊上发表过100多篇文章，并将其近3000元稿费和变卖废品赚来的零花钱都用在资助与看望孤寡老人。做共匪果然要从娃娃抓起！话说一般的小孩两三岁连新闻联播是啥都不知道，更谈不上听懂官方假大空，果然是人才啊！什么年龄段的孩子就该干什么样的事，孩子就是孩子，就应该享受童年，而不是沦为假大空的意识形态教育的牺牲品。

当然他只是个孩子，我们批判的矛头应该指向他的父母，他所受的教育，以及可恨的意识形态教育。看看黄艺博的照片，父母老师肯定是很骄傲的，那么厉害，那么有出息，说不稀罕，那还真是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可是看到这小孩一本正经的和同事合影、给记者题词、阅读文件，我怎么就忍不住大笑？在中国我们看得太多了，CCTV上的大人物们几乎每天就干这些事，不变的表情，不变的姿势，不变的发言，一下子看到一个小屁孩跟九大常委一个样子，我立马震惊了！在网络时代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前，比黄艺博更牛的少年我们没机会点评。宣传总要为政治服务嘛！

你以为大队长三道杠最大吗？刺瞎你的狗眼！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茉莉花革命的三种模式

2011-03-29T16:14:00.000+01:00

随着中东茉莉花革命冲击波的持续推进，大概不会有人仍然怀疑茉莉花革命潮流的威力。继突尼斯与埃及革命推翻专制体制之后，茉莉花革命浪潮在利比亚受到卡扎菲政权的强力阻击。卡扎菲以飞机、大炮轰炸要求民主、自由的本国民众，使得反对派一度节节失守。卡扎菲不惜一切代价，屠杀平民的行为遭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包括中国、俄国在内的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决议制裁卡扎菲政权。然而，尽管世界舆论的道义谴责，不排除仍然有不少的独裁政权希望借用卡扎菲的力量阻止茉莉花革命浪潮。

可以设想，一旦卡扎菲镇压本国民众示威得逞，也许茉莉花革命浪潮即使不会在中东及整个阿拉伯地区嘎然而止，也一定会受到重创。同时，卡扎菲也会给阿拉伯地区其他专制国家提供镇压根据，诱使其他独裁者走上血腥镇压之路。然而，国际社会并没有容忍卡扎菲的反人类行动，先后通过1970号和1973号两个决议，授权对卡扎菲进行空中打击。

我们谈到过这两个尤其是1973号关于设立禁飞区决议在世界人道干预史上的里程碑式意义。正是鉴于此一决议开启了历史新纪元，为国际社会干预在一个主权国家范围之内发生的反人权、反人类恶行提供了先例。目前利比亚的状况还不是全部明朗，但是，相对于十天前，卡扎菲的军力显然受到重挫，反对派武装重新取得了战场上的优势。毫无疑问，利比亚局势中国际干预之下的决定性转变也会对整个茉莉花革命潮流在中东及世界其他地区的推进发生重大影响。

仅仅从已经为茉莉花革命波及到的地区的局势看，可以将各国茉莉花革命变局概括为三种模式。
第一种自然是突尼斯与埃及模式。这一模式是民众集会游行，反抗暴政，反对腐败，要求言论自由，要求民主参与权利，要求社会公正和经济平权。面对和平、理性的民众反抗，统治者一方面宣布作出部分退让，一方面试图武力镇压民众，但由于民众反对声浪在价值上不可置疑的正义性，社会舆论包括权力内部的支持，逼使独裁者不得不放弃权力，促成政权和平转移，民众得以避免流血，为社会开启了从专制平和过渡至民主之路。

第二种即是上述利比亚模式。利比亚模式比较特殊，因为突尼斯、埃及这种和平民主革命的案例并非史无前例，东欧后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先例。但是类似利比亚这种模式却无成例可援。外部力量强加民主制度的先例是存在的，如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但是一方面伊拉克战争没有联合国授权，另一方面伊拉克民主移植也难以成功。因此伊拉克的例子既没有道义感召力，也没有实践上的鼓舞力量。利比亚的尘埃还没有落定，但是卡扎菲政权将不可能照旧统治则已成定局。

第三种模式在实际上还没有找到代表国，但是这一模式正在浮现。面对茉莉花革命浪潮，负隅顽抗如卡扎菲已不足为训，如本拉里、穆巴拉克对于统治者说来，也难以接受。目前，也门、巴林的统治者仍在负隅顽抗，也有一些国家的专制者边走边看，甚至抢先推出改革措施，试图以较为彻底的改革避免被革命席卷而去的下场。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于3月9日宣布在摩洛哥实行宪政改革。改革措施包括强化总理权限，国王退居二线，司法独立、法治国家等等。摩洛哥国王能否顺利实施这一改革方案？改革措施是否足够彻底能够避免摩洛哥王国专制统治走突尼斯、埃及统治者的路，目前还有待观察。但是，无疑推出这一较为激进的改革方案本身即是拜茉莉花革命冲击波所赐。同时，目前国际舆论也正在等待叙利亚统治者作出大幅度民主改革还是死守专制、对抗民主革命的决定。从社会成本看，从人民生命代价看，从民族与国家甚至统治者的利益看，选择改革，避免暴力的第三种模式是更为可取的。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利比亚个案开启国际社会人权干预新纪元

2011-03-28T04:29:00.000+01:00

联合国安理会于三月十七日通过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及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平民免遭袭击的1973号决议。两天后，法、英、美等国将此决议付诸实施，开始对利比亚实行军事打击。此一决议是在安理会1970号制裁利比亚决议之后作出的，而1970号决议由包括中国在内的安理会成员国一致通过，本身即是联合国安理会所通过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制裁决议。1970号决议谴责利比亚政府“严重、有系统地侵犯人权，包括镇压和平示威者”，并明确反对利比亚政府领导人对平民的敌意和暴力行为，也提出由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调查卡扎菲屠杀民众的反人类罪问题。

1973号决议授权设立禁飞区，实质上是制裁利比亚卡扎菲政权的1970号决议的逻辑延伸。但是，从道义谴责、司法宣判到到海空导弹与战机的毁灭性打击，这一跨度仍然是巨大的。1970号决议由安理会15国一致通过，而此次设立禁飞区决议却有包括中国、俄国、德国在内的五国弃权。也就是说，即使面对卡扎菲屠杀本国人民的极端个案，国际社会仍然难以达成共识。但是，此一决议一旦得以通过，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相对于九十年代以来安理会的同类型的决议，此次有关利比亚的决议及其执行开启了国际社会干预主权国家反人权、反人类个案的新纪元。

九十年代东西冷战结束之后，全球化进程加快。从地缘政治角度，曾经主权与人权相对隔离的状况迅速改变。1994年，卢旺达发生种族大屠杀，造成80万至100万人死亡。面对血腥惨剧，联合国安理会决定象征性地在卢旺达保留少量维和人员，提供人道援助。面对大规模种族屠杀，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国际社会反应迟钝，态度麻木。从九十年代直到目前，卢旺达个案一直是国际舆论的批评对象和人道与正义的负面借鉴。

卢旺达悲剧到九十年代末期又在科索沃重演。1999年，塞尔维亚强人米洛舍维奇在波黑与科索沃进行种族清洗，国际社会从谴责到制裁，但是仍然无法作出决定。经过多次磋商、谈判，联合国安理会终于没有授权对塞尔维亚进行军事干预。面对这一局面，北约冲破联合国框架，毅然向塞尔维亚发动军事行动。北约的行动，在国际上掀起是主权高于人权还是人权高于主权的大讨论。从舆论与价值全球化的角度，这一讨论极大地推动了人权意识的普及。

不过，国际政治中实力与价值的两重性使得坚持价值的人权干预之路充满曲折。2003年美国未经联合国授权单方面发动伊拉克战争，其中不排除价值的考量，但却激起世界性反弹。正如民主难以从外部强加，人权也必须在社会内部生根。没有民众支持的的干预不可能获得预期的结果，不符合程序的正义最终也会助长非正义。此次法英美联军对利比亚干预的重要，正在于这一行动满足了价值准则与程序正义两个方面的要求。从道义与程序的双重要求的角度讲，此次利比亚干预行动是划时代的。

此次联军的干预，是在卡扎菲军队取得决定性的前夕启动的。从战略的角度，联军行动从根本上改变了利比亚专制统治与反对派的力量对比。从人道的角度，军事干预对卡扎菲军力的摧毁，亦即是对卡扎菲的屠杀人民力量的摧毁。联军军事行动师出有名，保护的不仅是利比亚平民的生命安全，也是利比亚人民批评政府、和平集会、和平抗争的权力和自由。从人权与主权的关系上，此次对利比亚的武力干预，向全世界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一个世界新秩序的降临。这一新时代的新秩序即是人权高于主权的规范认同。从现在起，任何国家、任何民族，无论强弱、无论穷富、无论出于世界的哪个角落，均不再可能自外于这一新秩序，均不可能设想在本国之内屠杀人民、践踏人权而不受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处罚。

今年年初突尼斯茉莉花革命以来传出的一个重要信息是网络时代世界不同民族、不同宗教文化民众的价值认同的趋同。从这一意义上讲，联合国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决议的通过及联军对利比亚的军事打击意味着对世界各国民众价值趋同的法理认可。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中共太子富豪大观

2011-03-19T08:11:00.000Z

英国籍的卢森堡人胡润（Rupert Hoogewerf），是英国注册会计师，他曾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中文，对中国富豪问题发生兴趣，一九九九年首创“百富榜”，成为研究中国富豪情况的权威。今年四月一日，胡润在海南三亚发表《二○一○胡润财富报告》，该报告指出，中国全国的千万富豪有八十七万五千人，其中有亿万富豪五万五千位，包括十亿富豪一千九百位，百亿富豪一百四十位。胡润还列出一个千万富豪和亿万富豪在全国三十一省市分布的人数，北京、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富豪最多，列表如下：

但胡润没有列出这些千万和亿万富豪的名单，我们无从知悉其中是否包括亿万太子富豪在内。通常，像胡润这类人，要在中国生存，都知道避免接触敏感问题，所以他公开发布的中国富豪，都是民营企业家，顶多也只提到似民似官的荣毅仁之子荣智健，真正的太子富豪，他便不敢提了。

所谓太子富豪，就是指中共权力核心分子的子女，他们凭着老爸在朝的权势，拥有取得资本、资源、土地、注册和商机的便利，与民间企业站在迥不相同的起跑点，一切比民间企业条件优越。有些太子贪婪放肆，他们其实不是在经营企业，而是乘机囊括财富，中饱私囊。有些太子会顾虑老爸清誉，低调自处。自从中国经济与世界接轨之后，外资大量进入中国市场，影响到太子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方式；况且有不少太子留学美国，在美国企业中经过薰陶，亦将西方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方式带进中国。更有一些西方企业在中国投资，需要依靠太子们的人脉关系，于是部分太子便成了西方企业猎头对象，身价百倍，由此致富。所有这些现象，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中国集权官僚体制的产物。因此，所有太子企业和太子富豪，都是共产中国这个特权社会所特有的，凡在法治健全、民主政治成熟的国家，决不可能产生中国这类太子富豪。

太子富豪的老爸，有些居心不良，行为不检，但并不个个都是贪官，有些人在官位上尚能自恃，保持清白。但无论如何，都无例外地会纵容子女，维护子女。有些老爸希望子女承接他的权位，但有些子女对此没有兴趣，也不准备在权斗中磨炼自己。自从中国经济开放之后，金钱和财富对太子们的诱惑远比官位为大，所以才有这么多太子弃政下海从商。于是父从子意，成了子女从商的庇护伞，以溺子之心，促成子女致富。

上世纪八十年代，像邓小平这位最高权力者，没人说他是贪官，但他的子女和女婿，就在他推行改革的时候，几乎个个发大财。大儿子邓朴方，一个残疾人，一样有人怂恿他出来成立康华公司，倒卖进口物资批文，臭名彰着，成为“六四”反官倒的主要对象。次子邓质方，好端端留学美国学量子物理，得博士学位，返国后不从事物理工作，竟去成立首长四方公司，在上海、北京、天津、大连、广州、深圳、珠海到处圈地，当时被视为“地产大王”。邓家长女邓林丈夫吴建常，成立东方鑫源等公司，垄断有色金属资源，成了邓家首富。么女邓榕丈夫贺平，原是将军贺彪之子，在解放军总参装备部当官，也搞起保利公司，成为军火大贾。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为了要打破封闭局面，建立对外经济关系，特请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出来设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信），王震安插他的次子王军进中信。起初，王军在中信业务部担任总经理，后来升任中信总经理，一九九五年出任董事长，执掌中信大权。荣毅仁之子荣智健起初主持中信在香港的分公司，一九九○年香港中信收购泰富发展集团，借壳上市，改名为中信泰富，表面上似乎独立，实际上仍归北京中信控制。在这段时期，王军和荣智健都被视为太子中的成功富豪。毕竟中信是国有企业，二○○六年王军自动退休，离开工作了廿七年的中信，让位给孔丹。孔丹是从前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之子，也是太子集团中人。王军退休后自己另创“中国天然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向新疆发展。新疆是其父王震在建国初期开创的地盘，于是王军的“中国天然”入股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持绝对控股权，有了此地方金融机构之后，他便进而投资十亿元收购三个煤炭基地，加以扩充，又投入二十至三十亿元进行煤炭化工和煤电项目投资，且在乌市建设一座大型“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给新疆输入新的投资观念。这些投资，才真正属于王军私人财富。

荣智健在香港执掌中信泰富，他本人也是中信泰富第二大股东，占有约百分之十九股份，因此胡润曾连续几年将荣智健列为百富榜首位。二○○八年十月中信泰富爆出大新闻，该公司因炒澳元的外汇杠杆交易，亏损一百多至二百多亿港元，据说是财务董事在董事会主席荣智健不知情下签订合同，有人则说是荣智健女儿荣明方作的主，无论如何，亏损太巨，荣智健被迫于二○○九年四月下台。下台后的荣智健与王军一样，自立门户，另外成立私人公司：“耀星发展”和“帝港企业”去海南岛发展，以一点九六亿人民币购得海南万宁神州半岛五十四万平方米土地，折合楼面地价，每平方米仅约七百元，远低于市区海景楼盘每平方米六千多元的市值，因此引起外界?疑是否中信泰富给他开了后门，因为开发神州半岛原是中信泰富计划之一。

自九十年代以迄于今，太子富豪更多，有李鹏家族、江泽民之子，朱镕基之子、李瑞环之子、胡锦涛之子、温家宝之子、吴邦国女婿、李长春之女、刘云山之子、曾炎培之子等等。

众所周知，李鹏这位欠有“六四”血债的前总理，其家族控制着中国电力系统，他的长子李小鹏是华能国际集团董事长兼中国国家电力公司副总经理，他的女儿李小琳是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他的夫人朱琳，外界传说她是华能国际的董事长，但她自己否认，只承认自己担任过华北电管局外事处负责人和广东大亚湾核电站驻北京办事处主任，这些官职也都属于电力系统。有关李氏家族腐败贿赂的传闻甚多，这些传闻很难得到证实。而李鹏幼子李小勇卷走“新国大期货公司”集资的五亿多元资金，逃到新加坡，至今还被“新国大案”受害者群体公开声讨。

在所有太子富豪中最受人注目的是江泽民之子江绵恒，他在美国费城一间不著名的大学取得电气工程博士学位，回国后在科学上毫无建树，而且年纪轻轻，却当上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院长。但他无意于科学，一门心思要下海从商抓银。凭着老爹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地位，上海一批江家班便将上海市计委名下资金上亿元的“上海联合投资公司”，仅以几百万元象征性的价格售给江绵恒，江绵恒那时哪里有钱？几百万元全是银行给的贷款。“上海联合”属下有十多家企业，如上海资讯网络、上海有线网络、中国网通等，给江绵恒奠下成为“电信大王”的基础。

当时江绵恒曾与台湾王永庆之子王文洋合办上海宏力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在上海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设晶圆体，计划生产八吋和十二吋蕊片，初步集资十六亿美元，中国官方银行承诺提供超过廿五亿美元贷款。后来据传江绵恒与王文洋两人都没有出过一分钱，全靠银行贷款，两人又发生不和闹翻，一个烂摊子由上海市委接管，邀李嘉诚入股。现在宏力网上写明，它的主要投资者是香港长江实业和和记黄埔，其他投资者有美国超捷、日本三洋，以及私募资金湛思国际和UCL Asia，己不见江绵恒和王文洋的影子。过去所吹的江、王合创宏力，完全是一场胡闹，哪有认真办企业的作风。

江绵恒在历朝太子富豪中风头最劲，初任网通董事长时，豪气十足，计划要在沿海十五个省市铺设光纤，开办网路电信服务，与“中国电信”争强，又扬言要吞并“北方电信”，全是气大才疏。实际上网通凭其经营能力是吃不掉北方电信的，后来江泽民心生一计，下令将全国电信分为南北两块，硬将北方电信并给网通，使网通平白地占有北方电信原有在北方十个省的固定资产，让网通突然坐大。

上海是江泽民势力地盘，官场中人纷纷拍马，拉江绵恒进入上海大企业董事局。因此江绵恒除了网通董事长外，又是上海汽车工业（集团）公司和上海机场集团公司副董事长，连上海过江隧道、上海地铁都请他当挂名董事，俨然是个上海滩的大哥大。

但是江泽民下台后，江绵恒便风光不再。二○○八年十月，国务院工业和信息化部以电讯体制改革名义，下令将网通并入联通，从此，江绵恒的网通便烟消云散。不过网通的事还未了，今年一月七日，前网通总经理张春江（现任中移动党组书记和副总裁），突被中纪委拘查，指他在网通和联通合并时虚报网通有盈利五十亿元（人民币，下同），事实上网通是一盘烂账，亏空高达二百亿元。张春江是江绵恒马仔，他当网通总经理，上面还有董事长江绵恒。国务院明知是江绵恒带头掏空网通，但江绵恒是江泽民之子，目前还碰不得，只好先拿其马仔开刀，反正这马仔也不清白。不过江泽民和江绵恒都心中有数，此举是敲山镇虎，一旦老江肉身有不测，小江便难逃被清算的命运。曾庆红早有预知之明，懂得在党内权斗中，太子的命运取决于老子的寿命，所以他先让自已的儿子曾伟夫妇移民澳洲，在雪梨买豪宅叹世界。

太子发达的途径，随时代而改变。现代电子通信发达，不少太子都进入电子企业，成为领导。新的中联通总经理陆益民是曾庆红的秘书。李长春之子李慧镝，在中移动里从总裁助理最近升为中移动副总裁。习近平姊夫吴龙，是广州新邮通信的幕后老板。有些太子则进入金融机构。朱镕基之子朱云来是中国国际金融公司（简称中金）总裁，这间公司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投资银行，中方的中国建设银行占大股，摩根士丹利占三成四，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占百分之七点三五。中金在朱云来主持下，已成为中国企业向海外发行股票的核心经纪人。因此，朱云来被美国《财富》杂志评选为亚洲最有影响力的二十五位商界领袖之一，排名第十五。这类公司出名高薪，有消息说，朱云来年收入二○○六年有一千万美元，二○○七年更增至一千七百万美元，相等于一亿三千多万港元。去年，摩根士丹利受金融危机拖累，想出售中金股权，中方为了分薄摩根的份额，将二成股权以影子股票(只能分红，不能流通)方式配给管理层，朱云来作为总裁，必定占有相当影子份额。朱镕基的女儿朱燕来，则任中国银行香港发展规划部任总经理。五月底中银香港提升朱燕来任助理总裁。

现代的金融业非常复杂，新花样不断出现，一种称为私募股权基金（Private Equity Fund）的行业近年来甚受中国太子们青睐。私募股权基金，在西方起源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初专替未上市公司上市，上市后放掉手持的股票而获利，到了八十年代，它进而从事融资和并购，九十年代更运用各种杠杆工具和汇差息差进行投资，美国百仕通（Blackstone）便是一个典型例子。温家宝儿子温云松于二○○五年与他人合作首创私募基金“新天域资本公司”，它是一家以美元为资本的外资公司，投资者包括德意志银行、摩根大通、瑞士银行，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夫人何晶主持的淡马锡控股公司，以及日本企业家孙正义旗下的日本软件银行。温云松非常低调，公司的董事会名单没有公布，不知董事长是谁，只知道董事总经理郭子德，他是新加坡大学毕业的金融投资专才，曾是大华银行首席代表，主持大华创业投资公司，有三十年工作经验，加上温云松的人脉和背景，新天域发展迅速，开办至今，已完成廿一个投资案例，包括四川美丰、金山软件、金风科技、英利绿色能源、天骏传媒、久游国际、融创中国、新世纪百货、喜得龙、金丝猴食品、重庆百货等等，光是新天域属下的天域景湖所持有的新世纪百货股权，帐面浮盈已达八点六五亿元，重庆百货浮盈十九点四亿元，业绩非同一般。

同样从事投资银行业务的太子有李瑞环儿子李振智，他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曾在美林任职，通过李鹏之女李小琳的关系，替美林夺得集资额四十亿美元的中国电力国际上市承销生意，声誉雀起，后来他被瑞士联合银行挖角聘任该行亚洲投资银行董事总经理，年薪超过一千万美元。李瑞环次子李振福，美国伊利诺理工大学硕士，被瑞士制药巨头诺华公司聘任诺华中国区总裁，替诺华在中国打开西药和疫苗市场。今年初他离开诺华，自创私募基金“德福资本”，发展与环保有关的绿色金融，除自任德福首席执行官外，又是国际组织“大自然保护基金”中国区理事。

吴邦国女婿冯绍东（Wilson Feng），曾经担任美林证券中国投资银行业务主席，他本拟自建私募基金，却被中广核集团拉去，出任中广核产业投资基金总经理。该基金是国务院批准的国有产业投资基金之一，以私募股权基金方式集资，预定总集资额一百亿人民币，首期已集得七十亿人民币，投资者有中国双维投资公司、中国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建银投资公司等。去年九月揭牌，主要投资项目有岭澳核电站二期、红沿河核电站、宁德核电站和阳江核电站。

主管宣传的中常委李长春，其女李彤，掌管香港中国银行属下一间私募基金。前副总理曾炎培之子曾之杰（Jeffrey Zeng）是北京“开信创业投资管理公司”总经理兼管理合伙人，同时也是中特物流股份公司董事长。他毕业于日本长崎大学，是斯坦福大学管理学硕士，曾在三菱商事和香港中信泰富任职，供职开信之前是华登国际董事总经理。开信是由国家开发银行与中信资本共同设立的。曾之杰说，国家开发和中信资本只是两个ＬＰ（Limited Partnership 有限的合伙人）平台，不同于ＧＰ（General Partnership，具有行政权的合伙人），它们不会多管公司业务，只要你成绩好、赚钱多，有交代便可。当这样公司的总经理，等于自当老板。中共宣传部长刘云山的儿子刘乐飞，是“中信产业基金”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ＣＥＯ)。此前，刘乐飞曾是中国人寿投资部总经理和首席投资官。现中信产业基金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信产业基金由中信证券和中信集团创立，于二○○ 八年六月成立，首只代筹资金的是绵阳科技城基金，最终筹得九十七亿人民币。第二批有五只产业基金，在募集中。

胡锦涛儿子胡海峰的从商途径与上述太子不同，主要落户清华大学。胡家一家人都是清华出身，包括胡锦涛、胡锦涛夫人刘永清、儿子胡海峰、女儿胡海清、媳妇王珺。王珺去年六月升任清华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助理。清华作为中国最高级学府，在邓小平式的经济改革中，同样也兼营商业，设有清华控股，属下有同方股份、诚志股份、紫光股份三家上市公司，此外，还有启迪股份、阳光能源、紫光集团、博奥生物、清尚装饰、科技创投、华环电子等近七十家企业。胡海峰原任同方集团威视公司董事长，威视取得非洲纳米比亚机场和港口的扫描设备一千三百二十万美元的合同，其实，这一千三百二十万美元就是中国给纳米比亚的软贷款，其条件就是要向威视购买这批仪器。

贷款的四成作为威视定金，但纳米比亚财政部发现这笔巨额定金几乎马上转入三人合开的帐户，其中两人是纳米比亚一间顾问公司的老板，另一位是威视公司在纳米比亚的代理人杨帆，因此，纳米比亚反贪委员会以涉嫌诈骗、行贿及贪污罪名将这三人逮捕，闹出国际丑闻。胡海峰身为威视董事长难逃责任，但中方说，胡海峰于二○○八年一月已升任同方集团党委书记，藉此撇开责任。去年十月，胡锦涛索性叫胡海峰离开清华控股，出任清华大学副秘书长，表面上说起来，胡海峰已弃商从学，实际上这个副秘书长，主要是负责联系清华控股及其属下所有大学产业。中国官场，太子有老爸背景，像川剧变脸一样，顷刻间便换了一幅面孔，远在非洲的小国，没奈他何。

追求财富，人之常情。现代一般富豪，靠的是初始资本、时机、胆识、眼光和谋略。中国民间有句话叫做富不过二代，原因是富豪的第二代未必有第一代同样的才能和魄力。太子富豪不同，他们靠的是老爸的权位，当老爸有权有势的时候，予取予求，什么都办得到，一旦老爸去世或失势，不要说富不过二代，连一代都不保。

三十年来已让我们见到太子富豪几代浮沉。最早是邓氏家族，老邓一过世，其子女便不再风光。其次是江氏家族，江泽民只是下台，并未失势，其子已失去“电信王国”。江泽民之所以争着要在公众场合出场，原因之一就是护子。胡锦涛在这方面有前车之鉴，懂得克制，像驸马爷茅道临这样巨富，至今未见出现钱权纠葛，便是克制的一种表现。

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以及现代金融融资制度的输入，改变了某些太子们求财致富的方式，使他们考虑到市场和协议的约束。但权力不受监督的体制继续存在，始终是太子特权的温床。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茉莉花革命参与者被捕、审讯、释放、监视居住的过程

2011-03-07T10:10:00.003Z

http://boxun.com/news/gb/china/2011/03/201103061427.shtml

　　李勇（化名）参加了国内某市2月20日的茉莉花集会活动。不幸地是，他和他的朋友被埋伏在现场的便衣警察抓走了。2月28日，警方将李勇释放，并给予在家监视居住半年的强制性惩罚措施。笔者近日与若干位朋友取得了私下联系，详细了解了他参加茉莉花集会的被捕过程、被捕以后的审讯过程以及释放以后被监视的生活。本文采用第三人称进行叙述。

　　1.茉莉花集会现场被捕

　　李勇是与几个网友一起参加该市的茉莉花集会的。2月20日是第一轮茉莉花集会日，在每个城市指定集会地点处，早有大批警察在现场守候，大量便衣混迹在人群之中。然而李勇等人对警方的严密部署毫不知情，也不知道早在2月19日很多维权人士已经被警方拘捕或者软禁在家。

　　下午两点左右，李勇一行到达现场，此时已经聚集了很多人，并没有特别的状况发生，李勇等人没有意识到危机四伏，大家一边散步，一边闲聊。二十来分钟以后，同去的朱军（化名）突然打趣地问道，喜欢宋祖英的茉莉花开这首歌吗？不料祸从口出。说时迟，那时快，朱军话音刚落，周围气氛一变，三四个陌生人立刻转过身来，扑向朱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他按倒在地，朱军奋起反抗，但是被几个人牢牢地抓住。

　　这一变化来的极其突然，从提出问题到被按倒，前后仅两三秒，李勇等人未及思索朱军的话就看见朱军被人扑在地上了。事发突然，李勇和其它网友头脑一热，一拥而上，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把朱军从陌生人那里抢回来。

　　没想到的是，他们正打算把压着朱军的人推开，立刻从四面八方涌来更多地警察和便衣。一转眼他们就被大量的警察便衣包围，并迅速被制服。由于李勇等人不停地反抗，最终每个人都由四个人押送，两个人抬手，两个人抬脚，把他们悬空抬到了附近的派出所关押。

　　在派出所，他们几人被分别关押，不过警察对他们还是比较客气，没有辱骂，没有殴打，也没有审讯。至晚上11点左右，市国安局到派出所提人，他们被移交给国安局和国保局（国家安全局和国家保密局）。没想到等待他的将是长达七天的噩梦。

　　笔者评论：

　　首先，朱军企图采用打擦边球的方法提及茉莉花是不明智的。因为在没有考虑清楚后果的情况下，贸然挑战共产党的禁区，事情虽小，被无限放大以后，后果会很严重。

　　前任主席江泽民有句名言：“要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扼杀在萌芽状态”。现任主席胡锦涛为人谨慎，深藏不露，做事把稳，向来滴水不漏。他在非典的时候也有句名言：“我们宁可把形势估计得严峻些，宁可多加防范，也不能有丝毫松懈，不能有丝毫侥幸心理。”这其实是胡锦涛的性格的真实写照。“将不稳定因素扼杀在萌芽状态”和“多加防范，不丝毫松懈，不抱侥幸心理”这两句话，大致能够反应出从江泽民到胡锦涛一脉相承的应对突发事件的指导思想，对于茉莉花革命也是如此。好个“不抱侥幸心理”，大家明白吗，在共产党都不抱任何“侥幸心理”的时候，而你还抱有“侥幸心理”去挑战它，就一定会吃大亏。

　　其次，朱军被扑倒后，李勇和其它人试图救回朱军，是不理智的。事后，李勇进行了反思，认为自己当时的行为有点鲁莽，牺牲得不值。因为后来仔细想想，在部署了如此多的便衣警察和公安干警的局面下，凭借手无寸铁的几个网友的力量救出朱军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当时头脑一热，只想着救人出来，没想到一动手把自己也搭进去了。

　　李勇说，他们这次参加集会，其实本是抱着凑凑热闹随便看看的心态去散步的，并没有抱着唯恐天下不乱的心理，更没有加入任何有组织有预谋的活动之中。他们对于2月19日大批维权人士被抓捕和软禁也并不知情，不知道集会地点已经部署了大量的便衣警察，因而低估了参与此次行动的危险，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笔者认为，当时最明智的做法应该是大家一起蜂拥上前质问，切忌动手抢人。之后，与被捕者同行的几位朋友应当根据现场的状况随机应变，尽早低调离开现场。这不是背弃朋友的行为，而是保护自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中共部署的公安干警和便衣警察中，不乏训练有素，镇压群体事件经验丰富的骨干成员。他们部署周密，行动迅速，人数众多。在非茉莉花革命有更多的全民参与之前，除非具有严密的组织应对策略，否则无法与他们进行公开对抗。对于没有详细计划的个人来说，最重要的一定是保护自身的安全。

　　2.通宵突击审问，拷打逼供。

　　当晚，在李勇朱军等人被转移至国安局以后。局里的领导高度重视，基本上重要的领导全部到齐了。李勇与其它人始终处于隔离状态，接受包括局里领导在内的七八个人的通宵突击审问。

　　在审问的过程中，李勇被固定在凳子上，双手反绑在椅背，对面坐着七八个审问的人，同时还有几个刺眼的强力探照灯对准他的眼睛。

　　李勇对这些行为非常反感。明明自己什么违法的事都没有做，什么都没有说，就被当成犯人一样对待，这对他来说是一种羞辱。

　　在被问及什么是茉莉花的时候，李勇傲然回答道，茉莉花就是突尼斯的国花。领导又问，突尼斯发生了什么？李勇答道：“突尼斯和埃及的人民把独裁多年总统给赶跑了，这多好啊。”

　　领导突然话锋一转，问道：“那么你们的中国的茉莉花是什么意思呢？”李勇这才明白，原来上了领导的套了。领导想通过对话，引诱李勇承认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他赶紧申明没有那个意思，他们只是散步而已。

　　领导怒道：“什么没有那个意思？突尼斯和埃及都把总统给赶走了，所以中国的茉莉花也是为了推翻中国的专制统治！”

　　任凭李勇怎么解释，领导都一口咬定，李勇等人的目的就是为了推翻中国的专制统治。并威胁李勇老实交待，否则后果自负。

　　在李勇拒不承认领导的无理指控的时候，领导就下令部下用皮带抽打。强迫李勇承认。例如领导一口咬定李勇朱军等人一定受人指示，是有组织有预谋的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强迫李勇交待一切，并强迫李勇供出这个根本不存在的人来。李勇觉得很受冤枉：“我们真的只是从国内的网上看到的，背后没有人指使，我总不能随便说一个不相干人来害他吧。”领导不认这些，狠狠地说道，你小子还不老实，我告诉你们，你们都是被西方的反华势力给利用了，你不招是吧，那就先吃点苦头。部下一听，心神领会，拿起皮带又往李勇身上招呼。

　　与此同时，国安局出动人员，强行进入李勇家进行搜查，试图寻找标语宣传单等证据，他们翻遍了家里的每一个角落，包括床底下。临走的时候，带走了李勇的个人电脑，以及李勇的一些个人书籍。当然，根本不存在什么李勇参与宣传茉莉花革命的证据，更不是所谓的有预谋有组织的行动。

　　当晚的审讯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晨，此时李勇已经筋疲力尽，面对一夜的强光的照射和咄咄逼人的领导，已经接近20个小时不吃不喝，还数次遭遇皮带的抽打。对方这才放过李勇，把他关押起来。

　　连续七天七夜，李勇被关在一个不到两平方米的笼子里，没有床，没有厕所，没有水龙头。睡觉只能坐在地上靠着笼子休息；上厕所必须打报告，由专人陪同进出；每天早中晚只有馒头和白开水，分量仅够保证不被饿死。在其它时间如果饥饿或者口渴，不会得到任何食物和饮料。没有钟表或者报时。李勇在笼子里只能凭借天黑天亮来保持一点时间的概念。

　　此后的每天上午，李勇都会被带去再录一次笔录，偶尔下午也会有一次，其余时间都关押在笼子里，不得与任何人交谈。手机在最初便被没收，李勇无法跟外界有任何联系。

　　每一次笔录问的基本上都是同样的问题，询问的人一次又一次地逼迫李勇交待所有事实，供出主犯。期间，领导又亲自审问了一次，这次审问中，李勇再次受到暴力侵犯。该领导反复逼问李勇家里的每一个人的细节情况，李勇有些生气，担心领导会去迫害他的家属，说到：“这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这跟你有什么关系？”领导一听大怒，其部下迅速将李勇的压住，同时抓住李勇的头用力向上扯，领导恶狠狠地说道：“你以为我们在求你告诉我们是不是？大概是我们对你的待遇太好了，你的骨头又痒了。”

　　附录，笔录时，李勇被反复问倒的问题如下：

　　1. 你知道茉莉花是什么意思吗？

　　2. 你知道茉莉花在中国的行动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吗？你理解到底是什么？

　　3. 中国茉莉花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推翻中国的专制统治的，不是吗？你真的不知道吗？

　　4. 你是怎么知道今天的集会的？你怎么知道集会的时间，地点的？你知道今天的集会都要干什么吗？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5. 茉莉花行动是谁告诉你的？他还告诉你些什么？你们怎么认识的？你们认识多久了？

　　6. 你是从哪个网站上知道的？你怎么知道这些网站的？你为什么要上这些网站？你还在这些网站上看了什么？

　　7. 今天跟你一起去的人，他们都是谁？它们干什么的？你们怎么认识的？你们是通过什么方式联系的？你们还一起参与过其它的什么活动吗？除了这些人以外，你还有哪些朋友也参加了今天的行动？

　　8. 你们是怎么组织的？谁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你们是怎么分工的？主谋是谁？你们事先都准备做些什么？你们的背后到底谁是这次行动的策划人？是谁在后台组织你们参加集会的？你们在什么地方见面的？你们什么时候决定的？集会之后又打算干什么？你们跟境外的反华势力有什么联系？你们跟国内的地下组织有什么联系？你们到底是受了什么人的煽动？

　　9. 你们的QQ的账号和密码是多少？你使用人人，Facebook和Twitter吗？

　　审讯的内容其实非常枯燥，审讯人员不厌其烦地查问每一个细节，在这些问题当中，他们最为关心的是李勇朱军等人的活动与是否是有组织有预谋的集体行动的一部分。他们软硬兼施，威胁恐吓暴力并用，盼望李勇朱军等人招认背后有人组织策划，并且能够把这个人给供出来。所以在8类问题上反复询问，不停地发难。

　　但李勇等人确实只是在国内网上看到从国外转来的消息，也没有加入任何有组织有目的团体中，所以他并没有很多能够交代的。对方不死心，每一天都用同样的问题逼问李勇。

　　笔者评论：

　　隔离审问和刑讯逼供是国内最常见的审问方式，对于没有反侦查能力的嫌疑人来说，基本上只有一条选择，那就是交代真相。因为即使你不交代事实，也会被他们通过对比的方式发现问题，然后用暴力逼供。审问者的提问细致入微，不放过任何细节。通过对比不同的嫌疑人的口供，能发现其中相互矛盾的地方，然后进行更深入的审讯。他们每天都详细询问同样的问题，也是为了检验嫌疑人是否撒谎。不断对比前后的口供，也许能够发现破绽，找到新的突破口。如果一个人撒谎，在反复地询问下他就可能会露出一些马脚。

　　办案人员最关心的是集会活动是否是“有预谋、有组织的”。如果是有组织有预谋而没有查出来的话，那么办案人员很可能被认为办事不力，甚至受到处分；相反，如果查获幕后有“海外反华组织”，并因此可以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或“颠覆国家政权罪”定罪并送交检察机关，则是大功一件，将会得到奖金和更多的经费。为此，他们不厌其烦地变换各种提问方式，威逼利诱，想套出活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的身份和位置。

　　笔者建议，每一个要去参加集会散步活动的人都应该仔细地回答几遍上面的问题。如果是好几个人约好一起参加，那么一定要事先商量好口供，以免在回答的时候暴露自己的朋友，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由于警方会要走没收电脑和手机等通讯工具，并且询问QQ，社交网站以及邮箱的密码，所以请活动的参与者不保留聊天资料，QQ可以设置每次关闭后自动删除聊天记录，MSN也可以不存聊天记录，不留下任何把柄。此外还包括：电子邮件通讯记录，人人网上的私聊记录，各种帐号和密码的自动记录功能。

　　如果你决定不承认使用过QQ或者社交网站联络，那么请删除聊天记录以后卸载QQ，清理网页的历史浏览记录，删除自动保存的账号以及密码，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暂时注销账号（在人人网上注销账号之后是可以恢复的），删除敏感的手机短信，等等。这样，即使你的手机和电脑被没收以后，你仍然能够有足够的底气和他们周旋。

　　3.释放以后，在家监视居住半年

　　国保局将李勇关押7天后于2月28日将其释放。被释放之前，李勇被逼写两份材料，一份是《悔过书》，其中要交待自己的所作所为，承认自己的错误，表示痛心疾首，后悔莫及，并且痛改前非；另一份是《保证书》，保证自己再也不会参与类似活动，“重新做人”，与“别有用心”的反华势力来往断绝来往等若干保证。《悔过书》和《保证书》均需要被在国安局的领导亲自审查通过以后方可释放。

　　释放并不意味着获得完全的自由，除了关押七天（实际上是8天多），李勇还仍将被监视居住半年。虽然回到家，李勇并没有完全的人身自由。

　　每天不定时地有电话打来，确认李勇在家里。有时突然门铃响起，开门看是陌生人，一言不发，确认李勇在家以后就离开。时常会专人找李勇谈话，无非是教育李勇痛改前非，与反党反华势力划清界限之类云云。此外，国安局的领导也多次找到李勇的家人谈话，要求他们劝导李勇，教育李勇，挽救李勇，盯紧李勇的日常行为，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一开始，李勇并不知道，他已经被24小时严密监控了：在他家附近有三人以上蹲点，24小时严密监视李勇的行踪，不允许随意外出；李勇一出门，他们就暗中紧跟李勇，李勇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家里的电话也遭到窃听。

　　直到一天晚上，半夜李勇想吃点东西，于是去了附近24小时营业的超市。路上行人稀少。回家的路上，李勇发现后面有一个男人鬼鬼祟祟地跟着他。李勇猛地一回头，看清了那个男人的脸。刚刚超市里李勇见过这个男的，他一直在挑东西的样子，原来这个男的一直在监视他。想到这里，李勇心里一阵愤怒：他们未免欺人太甚，连半夜都要监视我！那个国保见自己被发现了，也没有回避，一边跟李勇对视，一边立刻使用对讲机，叫来两个帮手。国保们人多势众，李勇无奈只好转身继续回家，国保们则在他身后不紧不慢地跟着，直到确认李勇到家。

　　此外，被释放之前，国安局领导反复叮嘱他，不允许接受任何记者的采访，特别是国外的记者，并威胁他说，如果接受采访，那么后果严重。

　　随着两会的召开，国安局有关负责人再次找到李勇，要求他签署了一分新的保证书，再次确认遵守五个条件：

　　1.不得接受记者采访，特别是外国记者。

　　2.不和以前一起参与集会的朋友有任何形式的来往交流。

　　3.两会期间不能离开该市。

　　4.不准上网。

　　5.不得随意出门，每天面谈一次。

　　另外，每个星期的星期天都是茉莉花革命的集会日，为了方便管理，李勇星期天必须跟随公安人员到达指定的场所活动。直到当天集会结束为止。

　　李勇表示，虽然没想到仅仅因为去了一次集会现场就受到如此严厉的惩罚，但他从来没有后悔过参加茉莉花集会。他说：“我一直都觉得为争取自由民主和公民权利做出的努力是完全值得的，我一点都不后悔；但是我也要提醒继续参加茉莉花革命的朋友们，参加之前要想清楚可能遭遇的后果，注意保护自己。”

　　笔者评论：

　　本次茉莉花革命作为一个伟大的全民运动，政府的反应异常紧张。在网络发达的今天，笔者判断发起者和组织者也许国内、国外都有，而这已并不重要。政府迄今为止不愿意承认茉莉花革命是一个全民自发的运动，即使发起者被捕，也依然无法浇灭茉莉花的绽放。可惜底层的办案人员却传承一贯作风，希望给被抓之人冠以反华组织的成员头衔来办案，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愿放过一个，最大化的申请奖金和维稳开支。这种政府与民间对立的模式使得茉莉花革命会更迅猛的发展。然而广大参与者必须要学会保护自己，只散步、微笑，不要喊口号。在其他参与者有麻烦时，大家共同上前质问何故抓人，而不要动手抢人。

　　中国群体性事件逐年递增，据悉09年已达近20万起，政府的警力早已开始捉襟见肘，不可能进行大范围、大规模的抓捕和打压，否则会迅速激化矛盾，让形势朝着更加不可逆的方向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在东德，“周一抗议”始于1989年9月4日，人们在傍晚聚在广场，每周一次。开始只有几百个人参加，到10月有7万人参加，到11月上百万参加，柏林墙倒塌。在埃及，网民发起Facebook集会，为避开示威禁令，他们不喊口号不持标语，站到尼罗河岸一小时就散去。这场虚拟集会变成现实，人数像滚雪球，网民挺进开罗贫民区呼吁，让那些一辈子未上过网，甚至未摸过键盘的穷人也站出来。最终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下台。

　　笔者最后再次呼吁大家保护自己的同时坚持每周上街，散步微笑，不喊口号，将不会遇到麻烦。愿我们的持续的非暴力运动创造中国新的文明历史！

　　注：本文系茉莉花革命发起者博客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另：诚请英文写作好的朋友将本文翻译成英语。翻译前请发一份writing sample到我们的工作信箱。

　　3月7日更新：

　　以下是采访李勇的朋友对一些情况的回复和解释

　　——

　　回复对于如何采访到李勇表示怀疑的网友：

　　1.李勇虽然被监视，但是并没有被禁止亲友访问

　　2.李勇虽然被禁止采访，并没有被禁止向亲戚朋友聊这件事

　　3.李勇虽然被监视，但是并没有被完全限制自由。在敏感的时期（两会期间）和敏感的日子（茉莉花集会日）他的自由会受到较大限制，但在平时影响不大。

　　4.李勇虽然被威胁不允许接受采访，但接受还是不接受始终是李勇自己的选择。当然，被发现的话后果严重。

　　5.文中提到，李勇在两会开始的时候被迫签订协议，规定不能上网。而在这之前，他仍然可以上网的。

　　所以，作者是有多种途径可以接触到李勇本人和李勇的朋友的；而李勇也是有多种途径向外发出消息的。大家不必纠结到底是哪种方式。

　　另外，可能很多朋友一听到被监视就觉得很恐怖，其实不是那样的。如果你们经常关注维权人士写的文章，了解更多的被监控的人的经历以后，就会明白：

　　监视一个不具有重大威胁的人，实际上是很没有技术含量的活，非常浪费时间，所以不可能派遣高级知识分子或者骨干力量蹲点。只可能派遣一些没有怎么受过教育的，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来执行监视任务，这样可以节约成本。通常他们的素质并不高，业务能力也不强，只需要别人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就行，到了换班的时间就回家该干啥干啥。

　　笔者估计猜测，国安局会在每一个片区指派一个两个较为专业的国保，负责整个片区的监视行动。包括安排监视人员，听取汇报，下达指令，时不时邀请被监视的人喝茶聊天，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和行动动向，进行劝说或者威胁。

　　被派去执行监视李勇的人估计也属于社会上的闲散人员。他们可能甚至连李勇为什么被监视都不知道，这些事情上面不需要向他们解释。只要他们确保不跟丢李勇，然后如果李勇有可疑的行为，随时向上面汇报即可。他们甚至没有临时的决定权，比如见到什么情况可以当机立断采取什么行动等等都不行，只要一切听指挥就可以了。

　　在文中，李勇和监视他的人对峙的时候，监视人员迅速叫来了另外两个同伴，说明他其实也是跟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也害怕李勇恼羞成怒，揍他一顿，赶快叫来其他人壮胆。

　　文中另外提到，星期天的时候，为了保证不让李勇参加茉莉花集会，国保们会专门把李勇带到指定的地方。这说明了上面对于派遣去监视的人的业务水平并不是100%的放心。到了关键的时间点，还是要采取专门的行动。这也从侧面说明，监视李勇的人应该不是正规编制的国保，也不是公安警察，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也没有职权限制李勇的人身自由。

　　在此，笔者放纵一下想象力：估计国保负责人的油水不少呢。大家想想看，他谎报雇佣的人数，那谎报的好几个监视人员的工资不就全落入他的包包里了？就算每人每天50块，谎报10人，那一个月就有15000块的净收入啦。当然这些仅仅属于猜测。

　　做出以上解释，是为了告诉大家，虽然同样处于被监视，但区别还是很大的。很多朋友在电视上看到的专业的监视，多是针对具备高超的反侦查能力和具有重大威胁的嫌疑人，对于这种人，部署专业的警察和刑侦人员是正常的，但是专业的监视是很耗费人力物力的，这显然不可能用来监视一个只是偶尔出去散散步的人。

　　让我们做如下计算：为了保证随时都有3个人监视李勇，按照三班倒每班8个小时的原则，一天24小时光监视李勇就需要9个人。（李勇为解决社会闲散人员的就业问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此致敬礼！）这样多的维稳的人力需要，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假设有1/10的公民参加茉莉花集会，那么要想监控所有人，剩下的9/10的公民就只能全部从事监视工作了。

　　当然，笔者估计，如此多的人力派去监控李勇，只会发生在两会期间，因为共产党要不惜一切维护两会期间的稳定。两会以后，对于他的监视会大大减弱，人数上应该会减少，对于人身自由的限制也会减弱（比如解除禁止离开上海的规定，解除禁止上网的规定）。当然这些要等到两会以后才会知道。如果有了新的消息，我们也会更新文章告诉大家。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茉莉花革命的中国前景

2011-03-02T04:37:00.002Z

茉莉花革命之火迅速蔓延，不仅在整个阿拉伯地区蔚成燎原之势，远在亚洲东端的中国也正在被卷入其中。

据各方报道，2月20日中国网民发起中国式茉莉花围观行动，在北京、上海等13个城市发起“茉莉花革命”集会。尽管中国拥有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高度发达的网络监控系统，有着长期一党专制所形成的暴力控制体系以及中国经济发展提供的天价维稳条件，但是，众多的中国网民不仅仍然获得了信息，甚至甘冒风险，走上街头，加入围观行动。

面对中国迅即被卷入茉莉花革命浪潮的前景，官方媒体一致表示中国不会发生茉莉花革命，但并没有详谈原因何在。香港中联办官员郝铁川则解释了中国为什么不会发生茉莉花革命的原因。郝铁川提出四个理由。第一，因为中国领导人实行了任期制度及退休制度，再也不会出现终身任职的情况。第二，中国经济发展成绩骄人，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总体上得到很大的提高。第三，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反腐败工作。第四，中国领导人头脑非常清醒。

通观这四点，实际上除了第一点之外，其余三点均不能成立。第一，阿拉伯革命发生地突尼斯与埃及均是经济发展成绩骄人的地区。第二，无论是本阿里还是穆巴拉克均通过官控媒体宣传反腐成就，穆巴拉克在其最后讲话中甚至炫耀他将一生都献给了埃及人民。至于说自己领导人头脑清醒，一方面是影射其他国家领导人不清醒，一方面有自吹自擂之嫌。至于说中国实行了任期制度，相对朝鲜这种世袭专制，中东一些国家领导人终身制来说，确实可以说是中国的进步。即使这种进步十分微小，但仍然是向民主化方向的演进。

然而，历史地看，这一进步得益于文革大劫难之后中共改革开放的反弹，只不过是中国由极权体制向后极权体制过渡之插曲。更为严重的是，自1989年镇压学生运动之后，这种分权制衡的政治改革思路已经寿终正寝。六四血案封杀了现制度从后极权平稳渐进过渡至民主体制的大门。从目前看，中国共产党废除了个人终身制，却无法废除一党终身制。按照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由一党专制走向世袭独裁乃是开历史的倒车。但是，但如果寡头独裁的让步，只不过是为了维护一党专制的长治久安的话，也只不过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统治失灵之后，政权日益转向暴力与警察国家的后极权主义而已。从中国目前的现实看，没有人不承认中国社会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然而，正是社会的巨变，才要求政治制度的变革。突尼斯、埃及同中国的异曲同工之处，正在于政权拒绝政治变革。而茉莉花革命只不过是当局拒绝变革而酿成的苦果而已。

中共提出过与时俱进的口号，这应该是清醒之言。但适应时代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共无法承继八十年代开启的改革之业，公权力于是成为保持政权的工具。没有民众参与的维持政权，只能向暴力与恐怖滑行。阿拉伯一些国家专制政权的演变也可以印证这种趋势。

以突尼斯为例。本阿里借助于其前任突尼斯独立之父布吉巴的遗产，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也有过堪称辉煌的历史。他用暴力消除伊斯兰激进势力，为自己赢得了国际声誉，也蒙蔽了不少突尼斯知识分子的眼睛。然而，在没有权力制约、没有言论自由的制度环境下，本阿里胜利之时，就是警察国家抬头之日。本阿里恣意于权力舞台，将突尼斯推向党即国家的极权主义之路，并进而企图将党产变成家产。也许，在信息不畅的传统社会，本阿里还可以苟延残喘，然而，在互联网的今天，他注定为历史所抛弃。实际上，本阿里与穆巴拉克的下场，只不过是所有不能与时俱进的专制制度、独裁寡头的共同命运而已。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卡扎菲仿六四戏演给谁看

2011-02-25T05:26:00.000Z

最近阿拉伯世界风云突变。突尼斯、埃及、也门、叙利亚、约旦、巴林、利比亚等国民变四起。突尼斯和埃及独裁者选择了退却下台，但利比亚“狂人”卡扎菲在电视中连吼“前进”，扬言与示威者战至“最后一滴血”。

卡扎菲效法六四，可谓丧心病狂：坦克和机枪和迫击炮尤嫌不足，甚至出动飞机轰炸，发射导弹袭击，把许多民众炸得身首异处，惨不忍睹。有报导说，至少640人丧生，伤者千余。卡扎菲孤注一掷，破坏国内石油设施，用冲击油价和股市威胁世界。

卡扎菲倒行逆施的结果是众叛亲离、内外交困：精锐部队掉转枪头，驻外官员相继倒戈，众部落接连加入反对阵营，内阁高官纷纷辞职，第二大城班加西以被反对派占领，国际谴责制裁声浪日增。看来，在位40余年的卡扎菲已四面楚歌，其下场可能不是 “作为烈士而死”，而是身为屠夫上绞架。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位被里根称为的“狂人”居然声称六四镇压是其大开杀戒的强势理由。他说，北京学生在天安门抗议多日，中国领导人派坦克碾碎学生，进行清场，因为中国的统一比广场上的那些示威者更重要。

当然，卡扎菲是抱着学生对老师的崇敬心态和不容辩驳的口吻来谈论六四屠杀的。但这种带有拍马的自信却让中共受用不起。20多年来，中共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用扭曲事实、强行漂白和“发展经济”等种种手段才勉强遮掩起来的血案，被卡扎菲用次犯无意咬出主犯的方式轻率地破坏了。一贯是中共门客的卡扎菲却以真心赞赏中共的方式无意中触碰到中共的痛处。中共气恼但又无法辩解，因为那场北京屠城是个事实。世界并不是不清楚，只是在中共的经济利诱面前昧着良心装糊涂而已。

中共并不是不想“处分”卡扎菲，只不过要处置有“国家主权”的小喽啰并不像杀几个党内贪官那么容易。所以，在利比亚爆发民众抗议后，中共媒体的报导先是“语焉不详”，尤其对示威活动和暴力镇压的情况闭口不谈。但卡扎菲发表电视讲话后，中共媒体开始有选择地陆续出卡扎菲的丑。这一方面是惩戒卡扎菲捅篓子，另一方面卡扎菲大势已去，不妨再踩上一只脚。

卡扎菲效仿六四，到底说明什么？这场戏演给谁看？

首先，卡扎菲把中共六四镇压当作成功典例和学习楷模，这说明中共的血腥镇压为世界上大大小小独裁者树立了行事标准。也就是说，中共才是卡扎菲这样手沾鲜血的暴君背后的精神支柱。
进而推论，当中共的六四血债和历史罪行没有受到清算时，当中共的邪恶本质没有被充分认识时，与中共相似的小邪恶国家就会觉得肆无忌惮。比如，当中共对法轮功进行种族灭绝的罪行没有受到清算和为世界充分认识时，伊朗总统内贾德就可以毫无忌讳、语出惊人地声称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神话”，说大屠杀是欧洲人应该付出的代价，因为同样的发生在中国的现代屠杀行为并没有被充分认识和受到清算。

其次，卡扎菲用中共六四镇压来证明自己实行镇压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实际上是对西方沉默政策的挑战。如果西方对中共用经济发展掩盖六四镇压集体沉默时，卡扎菲实际上就有了最好的理由要求西方对自己闭嘴。

所以，这对西方是一个警示：对中共大邪恶的沉默和让步，实际上就减弱了制约卡扎菲、内贾德和金正日等小邪恶的道义力度。卡扎菲的“中共做得、为何我做不得”的逻辑实际上是将了西方一军，促使西方重新思考和调整对中共的政策。

最后，卡扎菲镇压民众的结局预示了中共领导人的下场。虽然利比亚的局势仍在发展之中，但半壁江山已归民众，卡扎菲大势已去。但卡扎菲强势镇压，双手沾满鲜血，下场将比主动出逃的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和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悲惨很多。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穆巴拉克下台与反西方药方失灵

2011-02-18T06:04:00.001Z

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在民众抗议的强大压力之下，终于在本月十一日宣布辞去总统职务。自此，由突尼斯引动的中东世界大变局又下一城。

二月十日，穆巴拉克下台的前一天向全体埃及人民作了最后一场讲话。这一讲话使人联想到1989年12月21日罗马尼亚共产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的最后演讲。齐奥塞斯库的讲话与穆巴拉克的讲话内容虽然有着重大区别，但都是两个独裁强人下台前留下的不可多得的自欺欺人的昏庸见证和历史笑柄。不同的是，以共产极权恐怖为统治手段的齐奥塞斯库死到临头还在梦想人民高呼万岁；而穆巴拉克面对十数天的汹涌愤怒的民情，仍然决定对民众进行最后一次爱国主义的欺骗表演。

从技术上讲，穆巴拉克的最后讲话声情并茂。除了将自己装扮成埃及民族英雄之外，穆巴拉克在讲话中一再拨动民族主义的琴弦。穆巴拉克表示他决不向外国势力低头，暗示埃及民意不能为美国与西方任意操纵。也许，时光倒流三十年，穆巴拉克的这一讲话可能奏效，但是，很明显，这一次，他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讲了这番话。历史旋即告诉他，民族主义已经失灵，反西方和反犹的老药方也不再能够解救专制之痼疾。

穆巴拉克在此提出的问题涉及到由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引发的这一波阿拉伯世界革命中的民族主义问题。就近观察，不难发现，无论是在突尼斯还是在埃及，抗议的民众并没有将矛头指向西方。新一波阿拉伯地区的革命既不拒绝开放，也不反对西方；同旨在闭关自守的狭隘民族主义无涉。从这一角度观察，今天的阿拉伯革命在同西方关系层面上也是一次革命。

历史上阿拉伯世界一直同基督教世界存在一种对立竞争的关系。继奥斯曼帝国崩溃之后，阿拉伯地区渐次为西方所主导。二战之后，阿拉伯世界经历了以反西方殖民主义为主要取向的民族主义阶段，即使是以社会发展为主要话语诉求的第三世界主义也具有强烈的反帝性质。而八十年代以来，受伊朗伊斯兰革命推动，不少阿拉伯国家陷入极端反西方的恐怖主义。从整个阿拉伯世界近代历史的遭遇看，面对深重的历史屈辱和复杂的现实战略利益，阿拉伯国家民众在此次变局中所表现出的清醒与明智，同其无畏与献身精神一样可歌可泣。正是信息时代民众的高度成熟，促使此一次阿拉伯国家的抗议运动跳出历史循环，同西方保持一种令人叹服的理性与平衡的态度。

至少有两个重要因素可以为此次革命的开放而不是封闭，理性而不是反西方的特点提供注解。第一即是信息时代之功。全球网络的普及不仅打破了原有的国与国之间的疆界，也打破了专制政权的信息垄断。普通网民所掌握的信息量空前增加，权力对信息的操作力不从心。专制权力的舆论导向失灵，多元的信息与独立的思考成为时代的潮流。

第二是西方的态度。一个时期以来，西方各国领导人从政治现实主义出发，以反恐的战略意义为名，从打造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和平空间考量，对阿拉伯各国政权之专制视而不见。此种情势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使西方舆论看不到阿拉伯世界的民主诉求，形成对中东问题认识的盲区和文化偏见。然而，正是西方与中东专制权力的战略加利益同盟，一方面使得中东地区民众不寄希望于西方政权，一方面使得中东专制政权也无法发动和操纵阿拉伯反西方主义。从此意义上看，西方对专制政权的暧昧不仅是此次阿拉伯民主革命的最大悖论，也是阿拉伯民众给西方上的一堂普世价值之课。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14台湾嫌犯送中国的六个关注点

2011-02-14T09:42:00.000Z

马政府所自得其乐的两岸司法互助协定，以及“外交休兵”所带来的所谓两岸和谐，终于以14名在菲律宾的台湾嫌犯被送回中国而破产并颜面扫地。而更无耻的是，要进行补救，应该去找罪魁祸首的中国政府，可是马政府却转移焦点，把矛头指向菲律宾。和共产党的流氓政权一样，根本就是欺软怕硬的表现。这宗事件发生后，我们可以注意到以下几个情况：

第一，2月2日凌晨事发至今已经近一个星期，马英九总统虽然行程满档，从烧香拜佛到拜祭祖宗，乃至派红包作亲民状，就是把他主管的“国家大事”推给下面。这是马总统遇到棘手难堪问题无法解决时一贯采用的拖延战术，让事情冷却，等机会转移焦点，以便自己蒙混过关。也许他在烧香拜佛与祭拜祖宗时，神明还没有给他明确答覆，导致他不敢开马口，唯恐祸从口出，犯“赤口”之忌。

第二，北京面对台湾出现不满的声音，与马英九一样采取拖延战术，可谓“国共合作”的新篇章。中国公安部已做出回应，表明因承办此案的人员都在休年假，需等假期结束后才能了解实情，并商谈后续处理方式。可是我们看到，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中国总理温家宝，春节并没有休息，到处考察；老板不休息，下面那些官僚面对紧迫问题却悠哉游哉“休息”，简直岂有此理，如果中国政府不惩办这些怠惰的官僚，就说明幕后就是胡温这两位大员。

第三，从李登辉时代开始，到陈水扁时代，台湾海基会与中国海协会每次协商事务性工作，都非常重视司法管辖权问题，因为这涉及国家主权。就是到了马英九时代，因为想做马特首，就把司法管辖权让渡给中国。例如福建台办一个官员在商店偷东西，就立刻把他送回去；一个广东来的“商界”人士到军事要地拍照，被拘后也立刻放他回国。这次干脆连台湾人的嫌犯也让渡给中国来进行司法审讯了。马英九口口声声主权没有流失，司法管辖权都给中国了，中国不但在台湾有审理自己人的治外法权，还有审理台湾人的“外治法权”，台湾还要什么主权？

第四，菲律宾的声明声称声称两岸有司法互助协定，可以处理这事，所以没有就此道歉。相信这个说词是中国教菲律宾如何回答台湾的责怪。因为菲律宾不可能对所谓“两岸司法互助协定”有什么清楚认识。即使有互助协定，请问，为何不把嫌犯交给台湾而交给中国？难道台湾这个民主国家的司法制度还不如中国一党专政的司法制度？为何就得把中国当作台湾的“太上国”？

第五，不要把责任推给台湾驻菲律宾的机构，或者全推给外交部，更大责任由马英九负责，因为这是马英九投共路线的必然结果。在中国的强大压力下，台湾在菲律宾的外交机构已经出来阻挡，但根本不可能阻止菲律宾那样做。因为菲律宾现在是中国的半殖民地，例如中国强迫菲律宾不可参加刘晓波的诺贝尔颁奖典礼，菲律宾就不敢了。所以现在外交部责怪菲律宾而不敢谴责菲律宾的准宗主国中国，只是“欺软怕硬”的表现。

第六，负责包括司法互助协定在内的两岸关系的政府部门是陆委会，为何屁也不放一个？原因很简单，因为陆委会主委赖幸媛的某些言论得罪了中国，马英九原先准备撤换她来讨好共产党，但考虑这会进一步证明马英九的卖国投共而影响明年的总统选举，所以在这次政府改组时的最后一分钟，把她“留校察看”。经过这个“有惊无险”的一刹那，赖幸媛怎么敢再“乱说乱动”？否则连做“余文”的资格都没有。问题是这样一来，台湾比菲律宾的半殖民地更悲惨，因为至少菲律宾总统还不会自称“先生”。

台湾民众应该好好看清楚马英九这次对台湾主权的态度，是做总统的料子，还是做儿皇帝的货色，中华民国真是该“百年”了？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突尼斯革命与阿拉伯世界特殊论的破灭

2011-02-04T07:37:00.000Z

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冲击波迅即蔓延至阿尔及利亚、埃及、也门等阿拉伯国家。在声势浩大的埃及民众示威游行冲击下，埃及穆巴拉克政权风雨飘摇。很可能，埃及将是阿拉伯国家民主革命的第二块多米诺骨牌。无论短期形势如何发展，可以肯定的是，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突破以后，当今世界上的任何专制政权，无论是处于那一地区，无论是经济发展近况如何，均无法回避本国民众自由、民主的诉求。

从价值诉求、社会演进、现代性推进的角度上讲，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只不过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逻辑发展。突尼斯专制政权的崩溃同柏林墙倒塌而引发的共产主义制度之崩溃虽有文化区域之差异，但却具有异曲同工之实，均是现代公民对普世价值之追求的共同归属。

不过，针对这一从普世价值角度所推出的结论，也许会有人提出反诘：人类即使有普世价值的共同追求，但文化传统、宗教差异、社会发展等因素仍然十分重要。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地区，特殊有可能遏制普遍，传统的惰性有可能压倒对现代性的追求，专制也有可能借助经济的暂时繁荣抵制民主潮流。突尼斯以及接踵而来的阿拉伯地区的变局的意义的重要不仅在于证明了普世诉求超越文化，超越宗教，也在于阿拉伯革命潮发生于世人往往认为最不可能发生的穆斯林地区，打破了阿拉伯世界特殊论。此前，出于对恐怖主义的恐惧，阿拉伯地区激进伊斯兰的存在不仅成为此地区专制政权延迟政治改革，忽略民主诉求，维持独裁专制的借口，也是西方社会倚重某些专制政权进行反恐的有力凭据。

两害相权取其轻。长期以来，在伊斯兰激进势力当政与世俗专制之间，世俗专制优于极端宗教势力已是欧美民主国家的共识。然而，突尼斯、埃及的民主抗争打破了这一神话。突尼斯民众明确告诉世界，世俗专制与神权政治并非伊斯兰世界的宿命，政治与宗教的分立在阿拉伯世界也是可能的。

从目前突尼斯革命政权重建的进展以及埃及民众街头抗争的推进来看，此次阿拉伯世界革命不仅从价值诉求上汇入1989年以来东欧民主变革的历史大潮，也从革命的路径上具有相通性。

同东欧后共产主义革命一样，茉莉花革命同样需要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需要政权的更换，但不寻求政权的专有。这种革命不需要经过长时期的武装斗争，不需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强大的军队，也不需要严密的政党。这种革命可能有自己的灵魂人物，但这也不是革命的必要条件。革命的必要条件是旧政权的极度腐败，是社会公众的人心所向，是个体独立意识的觉醒，是民主参与的诉求，是统治者内部的分裂，是世界潮流的推动。同东欧后共产主义革命一样，茉莉花革命是没有政党，没有领袖，没有组织，没有预谋的革命。当然，二者也存在着区别。目前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网络时代。茉莉花革命是网络时代的革命，网络革命无须阵地，甚至无须筹备。信息技术的潜在空间，冲破了国家暴力的钳制。民主自由普世价值共识的扩大，公民社会通过网络的传播与表达，可以迅速化为冲破专制的海啸。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身份政治,身份特权和身份欺诈－－也谈郎朗

2011-02-02T04:56:00.001Z

郎朗在白宫演奏由他人改编的《我的祖国》后，在接受美国公共电台采访时用英语反复强调说他根本不了解这个选曲的电影背景，只是从一个音乐家的角度想让贵宾们欣赏美丽的中国音乐，而且这个曲目一直在他表演的节目单上，他不搞政治，希望人们不要把音乐政治化。但在中文媒体的报道中，他又对中文世界说这首乐曲赞美了“中国的强大”和我们“中国人的团结”，并为能够在众多贵宾面前演奏它感到“深深的荣幸和自豪。”

当我看到这些报道时，很自然地想起了“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这个在西方社会多元文化和多元价值观影响下流行起来的概念。“身份政治”是说个人的所属的种族，族群，文化和性别等等都会在他们的社会角色中发挥作用，尤其指弱势群体有意利用自己的“身份”，突出和这个“身份”相关的那些特征和关系为自己争取权益的行动。

郎朗具有“中国人”和“在西方获得成功和声誉的中国人”的身份，他也正是以这两种身份对不同的社会和公众说这些话的。但是，他的这些言论和行动又超出了日常生活中弱势群体的“身份政治”，因为他绝不是弱势群体的一员。他在西方和中国的上流社会和权势阶层中都如鱼得水。在西方，他的“中国人”身份不但不会招致被歧视和被损害，只会为他的成功锦上添花。而在中国，他以“在海外取得成功的中国人”身份的发言又使得他成为被媒体欢呼和国家首脑拥抱的对象。

在他那里，“身份政治”变成了“身份特权”(identity privilege)。他对这种“身份特权”做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和利用。你看，同一首曲子，他以中国人的身份告诉西方人说这是中国精致的传统音乐，但在中国人那里他又以在西方的中国人的身份说它赞美了“我们国家”近来的强大；对于西方人，他既是中国艺术纯洁的天使，又是自己社会和文化强大的包容力的典范；而对于中国人，他既是“征服”西方音乐界的才子，又是享誉西方的爱国者。他从弱冠之年就在西方生活，受到西方最好的教育，现在很多时间生活在西方，出入西方顶尖的的音乐殿堂和国家级礼仪场合，但回到中国语境下又热泪盈眶地告诉中国人他是多么热爱这个国家并为她而骄傲。在他那里，“中国人”的身份甚至不但是一种政治，一种特权，而且成了一种绝大多数在中国生活的中国人难以想象的奢侈。

但这些都不是大问题，至多你只能说他在玩弄身份政治和利用身份特权上做得太过。真正成问题的是他那个自己“不搞政治”的声明。这个声明给他带来了身份欺诈的嫌疑。

郎朗在美国公共电台NPR的采访中一再强调说他根本不知道《我的祖国》的背景，但他又是如此热爱这首可以说是他的保留曲目的曲子，作为一个音乐家，这已经很难让人们信服了。但当他声明自己“不搞政治”（I am not a politician直译为“我不是政治家”，但当一个大家都知道他不是政治家的人说这话时不过意为“我不搞政治”）时，人们可以有证据说他在撒谎。因为在中国官方的“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网站的“本届领导”网页上，郎朗是2010年9月当选的副主席之一。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当然是政治组织，它的章程说得清清楚楚。无论郎朗事实上有没有参与这个政治组织日常的活动甚至领导，他没有拒绝这个头衔，这就说明他知道自己的这个政治身份。在很多情况下，不参加一个组织的日常活动但允许这个组织把自己的名字放在主要领导的名单上，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你对这个组织的重要性。严格来说，这样一个组织的副主席其实完全够得上“政治家”的资格。

如果郎朗承认他知道《我的祖国》的由来，但告诉外界说他认为现在这首曲子只代表了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赞美；如果他承认说他确实有中国官方的政治背景，但同时他也是中国对外友好的音乐使者；如果他说他虽然是一个音乐家，但也不排除在音乐之外参与政治，那么人们可以对他的艺术品味和政治倾向有不同看法，但都会承认这些无可非议都是他的权利，对他作为一个经常在国际重要场合现身的公共人物的道德品质也不会有疑问。

其实，《我的祖国》的背景也好，参与中国政治也罢，这些都不是问题，都可以光明正大地告诉世界。如果你遮遮掩掩甚至公然说谎，那么等于告诉世界你清楚地知道在那个场合演奏这么一个曲子对于郑重地请你来的主人是不礼貌的，所以只好推说你不知道它的来历；你也等于告诉世界你知道在那么一个层次和意义上的“政治”和你作为音乐家的身份是不符合的，所以干脆把自己的政治角色和政治身份推得一干二净。

这样郎朗就不但在撒谎，而且涉嫌身份欺诈。

“身份欺诈”（identity cheating）不言而喻是一种极其恶劣的品行。一个公众人物公然的身份欺诈不但更为不堪，而且必须承担社会后果。从这个角度，所谓“郎朗风波”提出的最有意义的问题其实是：这个郎朗究竟是谁？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郎朗是中共政治棋子

2011-01-28T05:44:00.004Z

美国政论杂志《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的资深编辑诺丁格尔（Jay Nordlinger）1月24日在该杂志的网站上发表文章《污秽之歌》（A Song and an Obscenity）评论道：中共的御用钢琴家郎朗在美国总统奥巴马招待胡锦涛的国宴上演奏宣扬独裁中共的反美歌曲——电影《上甘岭》的主题曲《我的祖国》是不光彩的行为，是选择与独裁者、迫害者为伍。每一个独裁政府都有这样的艺术家，纳粹有，前苏联也有，郎朗也是。

其实在郎朗表演之前的1月19日，诺丁格尔就写了一个极其简单的评论说，郎朗为奥巴马和胡锦涛演奏，他喜欢那样。他曾在北京奥运会上演奏，在奥巴马的诺贝尔颁奖典礼上演奏。他为甲壳虫（The Beatles）乐队成员Paul McCartney在白宫的活动演奏，Paul McCartney当时在白宫发表愚蠢的反布什言论，郎朗和其他人像鬣狗一样笑。他说，如果郎朗想成为一名宫廷钢琴家，他应该能找到更好的宫廷。如果他敢说一个反对中共的字，他会拥有一个美好的世界。然而他宁愿取悦于古拉格的主人，而不是批评他们。

郎朗在国宴上演奏了什么？最匪夷所思的是，他演奏了一首宣扬独裁中共的反美歌曲——电影《上甘岭》的主题曲。1997年流亡到美国的中国民运领袖魏京生说，这部电影在中国家喻户晓。魏京生在写给国会和克林顿国务卿的信中说：“我听到那音乐非常震惊，《我的祖国》取自于中共洗脑宣传电影《上甘岭》的主题歌曲，该电影描绘的是中共军队如何在朝鲜战争‘击败’美国军队。”这部叫做《上甘岭》的电影在中国家喻户晓，就像《飘》在美国一样。

郎朗在接受美国国家广播电台记者采访时声称自己对这首曲子的背景一无所知，自己从来不知道“上甘岭”这个电影。当被美国国家广播电台记者问到关于中国的民族主义时，郎朗始终不敢承认先前自己通过不同形式用中文抒发的“爱国情感”。

这首歌名叫“我的祖国”，原名“一条大河”。在一个凤凰卫视的采访中，郎朗强调他选择了这首曲子。他说：“我想到演奏‘我的祖国’因为我觉得在白宫演奏这个曲子可以帮助我们中国人感受到极度自豪，通过歌曲表达我们的感情。我认为这个特别好。同时我很喜欢这个曲子。每一次我听到他我就感到特别感动。”他在博客中面更为直率的写道：“为全世界各国首脑演奏这首赞扬中国的歌曲好像是在告诉他们，我们中国是强大的，中国人是团结的，我深深荣幸和自豪。”后来在一片质疑声中，他又在自己的facebook主页上用英文做了一个简短的说明，表示自己是从旋律、情感表达以及国人对曲目的熟悉程度上选择了这些曲目，和其他因素无关，他还曾通过经纪人告诉网友“别把艺术的选择泛政治化”。

凤凰卫视在华盛顿时间19号晚上六点，也就在白宫国宴开始前一点，播出了采访郎朗的节目。采访不是现场，而是之前录制好的。凤凰卫视总是声称是独立的，但是跟中共关系密切。研究中国媒体和宣传的学者Anne-Marie Brady说，凤凰卫视对中共当局比官方媒体还更忠实。凤凰卫视的职员知道郎朗打算在白宫演奏这个曲子。由于中共和凤凰卫视的紧密关系，中共官员事先不知道是不太可能的。

同日，郎朗在接受美国国家广播电台记者采访时声称自己对这首曲子的背景一无所知，自己从来不知道“上甘岭”这个电影。当被美国国家广播电台记者问到关于中国的民族主义时，郎朗始终不敢承认先前自己通过不同形式用中文抒发的“爱国情感”。当美国记者追问：“很多中文博客抓住这点，说这是一个世界著名钢琴家利用这个机会在美国向美国人展示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这里的nationalism民族主义，其实就是中国式的爱国主义）”。郎朗答称：“这是我最不想做的事，因为，首先，你知道，我从少年时代就在美国长大……我对美国人民怀有非常美好的感情……”为什么郎朗在对美国记者和凤凰卫视记者的答覆相差迥异？为什么郎朗对美国记者用英文讲的话不敢用中文公布在他的中文博客？为什么他用中文高唱“爱国”而不敢用英文承认？这足以戳穿他的谎言。

这是无耻而可笑的谎言，一个艺术家都不知道自己弹奏曲子的背景，如何演绎情感和主题思想？他自己在表达什么难道连自己都不知道吗？紧跟中共当权者走，高弹中共“红色”歌曲，“把艺术政治化”最大化的人还自称“别把艺术的选择泛政治化”，这是对中国人和全世界人智商的侮辱。

音乐有没有政治性，都是他们说的，怎么对他们有利就怎么说，受到质疑时就说没有政治性。如果音乐没有政治性，那为什么因为张惠妹被封杀若干年，为什么那么多西方音乐家都被禁止在中国演出。如果没有政治性，为什么搞出那么多的爱国歌曲？

在外界的压力下，他最新的说辞，声称自己对这首曲子的背景一无所知，自己从来不知道“上甘岭”这个电影，且不说他在撒谎，他否认的本身就是在默认外界所谴责的内容，就是在承认其中共主子让他演奏的这个曲子是带有政治色彩和反美意图的，也承认他所‘热爱’并演奏了多年的歌曲的背景是不光彩的。

艺术是有道德属性的。二战纳粹德国最有名的导演莱妮‧里芬施塔尔，才华横溢的她拍摄的《意志的胜利》，至今从艺术角度还被认为是“杰出的作品”。不过影片客观上成为了法西斯的宣传工具。二战后，里芬施塔尔是第一批被送进监狱的电影人。尽管她一直重复道：“我只是一个艺术家，不太关心现实”，但法庭认为，她的行为是有罪的。因为她选择了一种“带罪的美”。

每一个独裁政权里面或者旁边，都有御用艺术家。纳粹有，苏联也有，所有最坏的政权都有。郎朗选择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个。当然，美国曾经帮助他。他来到美国完成他的音乐教育。他曾就读于美国费城柯蒂斯音乐学院，师从加里格拉夫曼。他享受过在一个自由社会生活和工作的无数好处。这与他的好多被无端关在监狱里的同胞，是多么强烈的对比。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从柏林墙倒塌到茉莉花革命

2011-01-27T07:53:00.000Z

自1月14日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出逃至今，被称为“茉莉花革命”的突尼斯变局一直受到世界舆论的广泛关注。

从过程上看，突尼斯这场政治变局是由一个水果商贩点火自焚而起。这一反抗当局政治压迫的极端行动，迅速蔓延至整个突尼斯。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曾经被多次投票验证，历次获票率均在百分之99.9% 以上并准备永久执政的总统仓惶出逃；为官方舆论一致拥戴的突尼斯本阿里政权顷刻坍塌。

从外部看，突尼斯“茉莉花革命”为世人所瞩目，不仅仅是其星星之火，一朝燎原的社会怒气；更是这看似固若金汤，实如枯枝朽木的政权，一旦面对燎原之火，顷刻土崩瓦解的腐朽躯壳。

长期的一党专制，长期的极权暴政，长期的谎言欺世，长期的言论垄断，长期的蔑视民意，长期的迷信维稳，显然是突尼斯人民摧枯拉朽、推倒旧政权的制度原因。然而，这一革命来得是如此迅猛、如此突然、如此不动声色，不仅使阿拉伯世界为之震撼，使全世界为之惊愕，即使一些民主国家也无所措手足。作为与突尼斯有着深厚历史文化纠葛的法国，面对变局，直到突尼斯总统出逃之后仍然难以调整立场就是明证。法国外交部长在本阿里出逃的前两天还建议帮助突尼斯训练警力，法国政府至迟到本阿里出逃之后的第二天才发表声明支持突尼斯民间变革力量。

不过，迅即变幻的当今世界的悖论是这个时代既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又是一个肤浅健忘的时代。突尼斯茉莉花革命虽然突然，但在这个时代并非绝无仅有。1989年12月，隔绝东西冷战两个营垒的柏林墙一朝坍塌，起动的是一连串东欧共产极权主义政权的崩溃。由柏林墙倒塌引起的多米诺骨效应，几乎将整个共产主义世界涤荡一净，直到1991年12月苏联帝国最终崩溃。对于二十世纪末期发生的共产主义世界解体的重大历史事件，不仅事前出乎东西方世界专家学者、政治家的意料，事后也困扰着众多的历史解说者。历史进程加快，全球化席卷天下，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竞相出笼。然而，共产主义世界崩溃的多米诺骨牌终于被改革易帜的中国所堵，东欧走向宪政民主的历史转型大潮似乎锁定于欧洲的防线。柏林墙倒塌二十年来，尽管东中欧颜色革命不断，尽管亚洲多国踏入民主轨道，尽管非洲民主转型加快，尽管中国、越南等放弃共产主义平等理念，加入原始资本主义行列，却很少有人觉察到阿拉伯世界也存在着同样的历史潜动。

2001年九一一事件之后，文明冲突论压倒历史终结论，世界历史似乎变换了方向。恐怖与反恐，而不是专制与民主似乎成为历史进程的主线。而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阿拉伯世界跃入时代的前台，伊斯兰运动成为历史的重心。这一视角，突出了文明冲突，彰显了宗教势力，从而遮蔽了伊斯兰社会的内部演变。在万恶之首乃激进伊斯兰的观念下，中东、北非如埃及、阿尔及利亚等世俗专制，成为防堵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坚强屏障。对于备受恐怖主义骚扰之苦的欧洲与美国说来，对反恐统一战线的重视代替了对阿拉伯社会现代进程的关注，忽略了各国民众向往民主宪政的共同诉求。于是，突尼斯这样的经济增长、封锁异议、权力腐败、打压反对派的世俗专制不仅成为重要联盟，甚至成为社会发展的样板。

然而，文明冲突不能阻挡历史的现代进程，反恐与安全也万难替代现代公民对公平、正义、自由、民主的价值呼唤。从价值诉求、社会演进、现代性推进的角度，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只不过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逻辑发展。换句话说，突尼斯专制政权的崩溃同柏林墙倒塌而引发的共产主义制度之崩溃虽有文化区域之差异，但却具异曲同工之实，均是现代公民对普世价值之追求的共同归属。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本阿里的今日，共产党的明天

2011-01-20T06:32:00.001Z

一个靠暴力和铁腕维持了23年的政权，在短短28天里轰然倒下，让全世界的人都颇感意外。这不是政治幻想，而是公元2011年发生在北非国家突尼斯的真实故事。当看到独裁者本阿里仓惶出逃沙特阿拉伯这条新闻的时候，内心里最不好受的，应该是同为专制独裁者的中共大员们，因为他们心里很清楚，本阿里的所作所为，和他们自己正在做的一模一样，本阿里的下场，早晚一天也会落到他们头上，甚至更惨。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怎不叫人黯然神伤？

据国际媒体分析，本阿里政权的垮台，源于以下几个因素。一是大范围的失业，二是对反抗活动的野蛮镇压，三是布瓦齐齐这个偶发事件。众所周知，本阿里是靠流血政变上台的，这一点，和1989年靠血腥镇压维持的中共现政权极为相似。一个靠暴力和谎言统治的国度，政权自身的高度腐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本阿里政权垮台的内因，无药可救，只有政权更迭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当一个政权堕落为自利型权贵集团的时候，对内采用野蛮高压政策便成了不二法门。有趣的是，本阿里政权是在没有反动派的情况下垮台的。这一方面说明本阿里政权的维稳工作扎实有效，另一方面也证明，扎实有效的维稳工作把每一个老百姓都变成了反动派，表面上看好像没有一个敌手，实际上处处都是对头。这一点，与中国现在的情形极为相似。中共依赖军队警察让唐福珍、钱云会闭上了嘴巴，表面上换取了“局势稳定”的大好局面，其实这是自欺欺人，地下的怒火，早已在人们胸中燃烧，只等出现布瓦齐齐这样一个导火索。

怕什么就来什么。26岁的失业青年穆罕默德·布瓦齐齐靠卖菜维持生计，可是他赖以为生的蔬菜摊位被警察以市容管理为名予以取缔，彻底砸了他的饭碗。没办法，布瓦齐齐知道本阿里政权连最后一条活路都不肯留给他，于是他用自焚这种极端方式来表达他对这个独裁政权的最后抗议。这一切，虽说发生在北非突尼斯，但在神州大地也是比比皆是，随处可见。布瓦齐齐以自己的牺牲点燃了突尼斯人民对独裁政权的极端不满，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曾经被下流无耻的《环球时报》盛赞的本阿里政权迅速土崩瓦解、灰飞烟灭。本阿里在垮台之前还试图做出让步来维系政权，但突尼斯人民高呼“本阿里，滚开”的口号终于让独裁者明白了什么叫做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孤家寡人的本阿里只能出走异国，他的安全局长已经被逮捕，一个政权就此终结。

突尼斯人民已经行动起来了。中国人民还在等什么呢？一百年前，满清政府因为出卖铁路经营权引发民怨，谁也没想到，武汉新军的一声枪响，统治中国两百多年的清政府瞬间垮掉。一百年后的今天，已经腐败透顶、民心丧尽的中共政权，会在哪一个谁也料想不到的布瓦齐齐出现时，也步了满清和本阿里政权的后尘呢？大幕已经拉开，好戏即将上演。只想对顽固坚持独裁统治的一切反动政权的统治者说一句话，网络时代：神马都是浮云，一切皆有可能。不信，那就走着瞧吧。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网络让“爱国”愤青变得獐头鼠目

2011-01-16T04:48:00.001Z

仅仅在五六年前，很多思想者还在为中国的那股民族主义邪火忧心忡忡。而且，很多人认为兴起的互联网是在为这股邪火不停的浇油。表面上看确实是这样的，像乌有之乡以及各种军事论坛确实为“爱国”愤青们提供了一个个精神会所，方便他们即使在网吧吃着泡面，也能模拟参与国际风云际会，网络上的意淫放大了他们常被查暂住证的人生。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网络确实是给民族主义邪火浇了油，为“爱国”愤青的交流与宣传提供了平台，而且只有互联网能提供这个平台，因为我们传统的纸媒体是不太方便直接宣扬这些反文明的东西的，毕竟，愤青们宣扬的丛林法则，拿出去实在不是什么光彩的东西，何况咱总说要做负责任的大国的。

这世界变化实在太快。几年前民族主义靠网络助了威，但仅仅几年的光景，它又吃了网络的亏，网络让民族主义的荒谬现了形。愤青们的自信和遭遇，在这几年可谓急转直下，不但群众拥护度大降，而且自我底气也越来越不足了。这一切都因为网络是一个开放的信息平台，信息越开放，越能让认识接近真相。

以前，愤青们之所以相信那一套荒谬的“爱国”逻辑，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从小接受的是一边倒的错误信息和理论，他们就像柏拉图笔下被关在洞穴里的囚徒，靠变型的影子来错误地想象洞外的世界。

而现在，网络让越来越多的人走出了这个洞穴，看到了真实的世界。在网络上，有开放的信息，有开放的理论，有开放的争论。所谓真理越辩越明，完全脑残的愤青毕竟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只是因为接受了错误的信息。随着互联网文化的发展，信息越来越无法封闭之后，真相也逐渐显露。愤青们发现，他们所持的那一套逻辑，自相矛盾日益显露，漏洞与谬误日益明显。

这些年愤青们在网上的所见所闻，也使得他们对之前所持的价值观与分析逻辑，产生了巨大的怀疑，不自洽越来越多，这实在不是一种舒服的感觉。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自相矛盾，自己都无法说服自己时，愤青们也由昔日的气宇轩昂落魄成今天的獐头鼠目。

到网上随便逛逛吧！你会看到这一两年，在舆论中挑战愤青的，不再仅仅是思想精英了。我们看看帖子，愤青们每喊出一个流行的愤青口号，马上就可以见到与他唱反调的留言，几乎如影随形，这在5、6年前是难以想象的。我们来看几个PK：

愤青：打美国，我捐一个月工资；打台湾，我捐全部家产；打日本，我捐一条命。
反愤青：一个连街头的小偷都不敢呵斥的民族，却有勇气高呼灭了小日本。这个连活着同胞的苦痛都漠不关心的民族，却有脸说不忘死去的同胞。
愤青：灭了小日本，收回钓鱼岛！
反愤青：你连自己的房子都保不住被拆迁，你要钓鱼岛何用？
愤青：抵制日货！
反愤青：我只抵制烂货，你去喝三聚氰胺奶吧！
愤青：买日本车的都是汉奸，我见一辆砸一辆！
反愤青：恩，满街军牌的日本豪车，动辄就是上百万的腐败，你给我砸一辆看看？或者，哪怕对着丰田陆地巡洋舰的警车，吐口唾沫？
愤青：你不爱国！
反愤青：屁民的国在哪里？
“爱国”愤青们就这样被这些反问给噎住了，只能灰溜溜的走开。

除了这些公开的辩论，网络让愤青们看到了更多的铁的事实。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给愤青的打击不小。愤青们力挺的民族品牌，并没有对自己的同胞有多仁慈，一时间，没有洋奶粉，中国的婴儿几乎没有奶可吃。

愤青们以为强大的政府等于强大的国家，可这两年他们看到了国进民退的后果。愤青们以为民族企业强大就是他们的福利，可这两年他们看到了最恶的不是外企，而是我们自己的垄断巨头。愤青们一直在骂洋企业心黑，国外卖18万的车，在中国卖36万，但网上的信息告诉他们，不是洋企业，而是咱们的有关部门拿了大头。

在今年保钓反日的游行当中，有人打出了抗议高房价的牌子，着实让“爱国”愤青们有点尴尬。这两年，网上呈现的类似这样让愤青们陷入迷茫、纠结、矛盾的事实太多了。这些都使得“爱国”愤青们实在难以重拾昔日的自信。愤青们气宇轩昂的黄金时代已经停留在几年之前，那时候愤青们在网上骂谁汉奸，呼吁一下抵制某国货，都是相当理直气壮的。这还能有错么？打击敌人、爱自己的国家，就等于为全体国民谋福利，这是多么高尚正确的事情！那时候不仅愤青自己理直气壮，其余人对此也很少说个不字。可怜现在他们连自己都已经无法说服自己，他们已经变得獐头鼠目。即便他们中有人比唐骏、禹晋永等人的脸皮还厚，在互联网上，他们已经活得很无趣。愤青们的逻辑是一种小农时代的逻辑加上错误的想象：以为世界财富就是一个你有我无，你多我少的零和游戏；以为世界秩序就是一种你抢我，我抢你的丛林。愤青们的根本错误就在于根本否定有文明的存在。

互联网让我们逐渐融入了世界，融入了现代商业文明的进程中，在越来越开放的信息指导之下，中国人将越来越多地意识到，中国繁荣与崛起的最大障碍，并不是世界其他国家，而是自己的不文明。文明之间没有冲突，只有竞争，文明与野蛮才有冲突。全世界需要一个共同的文明秩序，现代商业文明与合作使得人类财富总量获得了爆炸式的增长。一个国家的富裕靠的是文明，而不是相反。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维基解密压垮西方只是一篇奉旨作文而已

2010-12-28T08:18:00.001Z

不久之前看到一篇文章，题目是《维基解密，压倒西方的最后一根稻草？》。作者真实身份按网友们的说法是一位旅居海外，具有官派背景意识形态的“地下工作者”。看到这个吓死人的题目，人们脑子里难免会浮现出某种图景，那就是因为维基解了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社会就要完蛋了；一个揭密网站，一个叫阿桑奇的澳大利亚男人，把整个西方世界打垮了。

这确实是21世纪的爆炸性新闻，如果此事属实的话，其轰动性绝对不会亚于纳粹德国当年的战败以及前苏联的轰然倒塌。只可惜现在它还不是事实，将来也不会成为事实，它只是文章作者头脑里的一厢情愿，是他一直以来诅咒西方民主国家的又一次恶作剧而已。

中选网上作者姜莱的文章说，我们先来看看维基都解了什么密，它又能解些什么密吧？从维基网站已经公布的数万份机密文件来看，主要涉及两大部分的内容：一部分是大量的外交电文，尤其是美国外交官“私下”议论他国政治人物的一些言论。这些东西就跟街坊邻里之间的流言蜚语没什么两样，之所以被列为机密，是由于其所涉及的都是些大人物，一旦这些内容被对方知道，可能会影响到两国之间的关系。这样的文件资料被公布出来，美国政府当然很尴尬。但即便如此，这种事真正触及到的也只是些道德层面的东西，损害的是不同国家政客们之间的私人友谊，而两国关系怎么可能会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受到根本损害呢？！

另外一些也已被维基解密的文件，不少都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有关，特别是文件所曝光的伊战中的平民伤亡数字，历来被很多中国媒体所津津乐道。但维基揭露的这些信息对美国究竟有多大伤害，实在值得怀疑。考虑到此前人们从媒体上了解到的伤亡数字，大多都要远远高于此次维基解密所提供的数据，现在这些低于人们估计的数字被维基解密出来，再加上其可信度和权威性都很高，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帮助美国洗清了这个恶名。据说维基解密手上还有数十万份文件尚未公布，如果它们今后被陆续公布出来，是不是会有惊天之作，就像那位文章作者所希望的那样，足以把美国压垮呢？恐怕也是不可能的。

究其原因，人们不大相信像美国这样的西方民主国家政府，会瞒着自己的人民做出特别伤天害理的事情来，以致于民众知道真相之后，会忍不住把这个政府连同他们的制度一起都抛弃掉。总而言之，尽管维基的阿桑奇的确是个天才，也很勇敢，但他手里那些资料的杀伤力，对美国以及整个西方社会而言，终究也只能算作是一场茶壶里的风暴而已。姜莱的文章又说，关于美国及西方社会，我们已经听到过太多有关他们即将“倒下”的消息了，甚至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一百多年以来，总有一些人类社会的政治精英出于某种意识形态的需要，不断作出西方即将完蛋的预言。

比如说，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西方经济大萧条，当时很多人都想起了列宁的那句名言，那就是，帝国主义已经进入最后阶段，西方资本主义也已陷入了总危机，到了全面崩溃的时候。就连很多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也相信了这句话，纷纷加入左翼阵线。可后来的结果却是，西方挺了过来，六十年之后反倒是它的对立面前苏联竟然在一夜之间“倒下”了。文章最后强调说，既然战争和经济危机都没能“压倒”美国及西方各国，那么，一批机密文件的泄露，又怎能起到这种作用呢？尽管有一些人，一再预言自己所不喜欢的国家和社会就要“倒下”了，快了快了，就快“倒”了，可人家却总也不倒下；不仅没倒下，反而一再显示出其自身强大的生命力。

另一方面，考虑到阿桑奇目前在英国的艰难处境，有中国网友发出呼吁，邀请阿桑奇前来中国避难。这位网友在一封公开信中写道，尊敬的朱利安.阿桑奇先生：您好！我和我的朋友们都很敬佩您和维基解密网站为揭露真相和保护新闻自由所做的一切。为此，我们向您发出最诚挚的邀请，如果您能够获得自由的话，请来投奔中国吧！经济覌察网上作者张晓晖的文章说，我们有能力收留您的理由如下：第一，中国没有与美国、加拿大，以及欧盟与日本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签署引渡条约，因此，在我们国家的领土上，您是安全的；第二，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强大的互联网防火墙过滤系统，这将可以为您的网站，有效地避免来自网络内外的攻击；第三，在目前美日韩频繁举行联合军演的局势下，中国成为了这些演习无一例外的假想敌。我们有句俗话叫作：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因此，我们应该会比美国政府更加友好地对待您。

此外，虽然中国也有着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但是我们经过谨慎的风险评估，您如果前来中国的话，目前看来是比较安全的。尽管可能还有更为安全的国家存在，比如说北朝鲜，但我们认为，这个国家的政权目前尚无力保证自己领土的安全，因此，我们仍然建议您，还是请躲到中国来吧！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孔子和平奖不如金酸梅奖

2010-12-19T05:39:00.001Z

金酸梅奖（Golden Raspberry Awards）三十几年来模仿奥斯卡金像奖颁奖模式，每年抢先在奥斯卡颁奖之前揭晓，但获奖的排序刚好和奥斯卡相反，它专门颁奖给备受传媒批评的劣质片、电影导演、制作人以及演技拙劣的演员。由于奖项讽刺的性质，获奖者大多不愿意出席“领奖”，历年来只有少数人士勇敢地亲自接受奖项，其中风度最佳的首推 2010年金酸梅奖的获奖人：好莱坞女星珊卓布拉克。她不仅亲自出席领取金酸梅奖，还带来一拖车的DVD分赠评审，为自己的新片再次宣传，同时随后赢得奥斯卡金像奖，证明学院派的影评人还是欣赏她的演技。她也成为有史以来同时获得金酸梅奖与奥斯卡金像奖的第一人。

金酸梅奖虽是反讽之奖、游戏人间之作，但颁奖场地与流程一点也不马虎，不仅有媒体的全程转播，必然不可少的镁光灯与名人，最不可缺少的是一个以不到十美元打造的“豪华”奖座──用8厘米胶卷随意包裹一个高尔夫球，上面加上一个覆盆子，再镀上金色──全然粗制滥造的象征。正因为这种认真执行的反讽幽默，金酸梅奖历经三十几届而不衰，而且显然有机会与奥斯卡金像奖同寿，成为每年影坛盛事奥斯卡的花边。由此我们学到一个做事的精神，不只要有创意，最重要的是不打马虎眼，把理想认真贯彻到底。

最近中国颁给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一个“孔子和平奖”。没有人知道这个奖是怎么来的，它的评选标准是甚么？跟孔子有啥关系？但这个点子最早可以回溯到今年十一月《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文章中说中国应该设立一个“孔子和平奖”，目的是和颁奖给刘晓波与达赖喇嘛的诺贝尔和平奖斗上一斗，跟 “惹恼十三亿中国人”的西方人士争取所谓的“话语权”。中国人被惹恼了吗？中国人被谁禁止在国际发言了？最起码刘晓波是乐于受奖的，支持刘晓波受奖的中国人亦不在少数，所以这个说法首先就经不起推敲。但这个奖项在前述文章发表之后不到三个星期，就急急地由一个不知来历的所谓“民间团体”选定了受奖对象── 连战，并且在连战正逢长子受枪击的时候对国际媒体宣布，同时在《北京日报》的报业集团大楼里举行颁奖典礼。

连战缺席了，现场也没有甚么名人佳宾，只见主办单位请来了一个不知名的小女孩，没有取得连战委托书，就上台“代理”连战领奖。更离奇的是让在场的国际媒体一致印象深刻的“奖杯”──那是一叠以丝带绑着的人民币，据说总共有十万人民币。

即使是恶搞起家的金酸梅奖，都费了心思去准备一个奖座，而以孔子之名行事的这个“民间单位”却连个华夏之邦的礼仪都不具备，直接绑了一捆钞票充数，不知道这是想要显示主办方的财大气粗，还是要彰显人民币具有“以和为贵”的力量？

其实在中共的“和谐”口号下，加上京奥刻意宣传的“以和为贵”，最后以讹传讹，就把“以和为贵”塞到了孔子的嘴里，搞得好像儒家的中心思想就是不计代价、抹去是非的“以和为贵”。其实孔子根本没说过这话。话是有子说的，而且是这么说的：

《论语》学而篇，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换言之，“和为贵”是有子讲的，不是孔子的主张。而且有子讲得很清楚，和谐是在礼节之下的一种美德，是“礼”的次位要求。必须先符合礼的要求，才有讲究和的空间，绝不是扭曲社会正义去追逐违反礼法的“和谐”，因为那必然是粗暴（违礼）的假和谐。

“礼”在儒家的思想体系里，一直是治理社会的“方法”，所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礼只是四维里的一维。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与“德”，对君子的要求是仁义。子曰：“君子心怀仁德，小人心怀家乡；君子心怀法制，小人心怀实利。”士子应以成为君子为职志，以小人为耻辱。孔子从没有拉抬“和谐社会”，把仁义礼智信通通变成次位概念，把“和”给“贵”了起来。

“孔子和平奖”的主办单位请来所谓的学者专家又以孔子之名行事，已是不伦不类，而且这个“和平奖”的发起目的竟然是要与诺贝尔和平奖搞斗争，这还能是“和平”吗？如此的和平奖，还不如不颁吧！

那一捆十万人民币钞票“奖座”也不知主办单位要如何交给连战，又或者连战肯不肯收。因为尽管这个和平奖的点子出自中共的机关报，颁奖地点又是中共另一个机关报的大楼，可是如此草率行事连中共自己都看不下去，极力撇清与这个“民间单位”的关系。但这个单位的幕后影舞者是谁？其实是没有悬念的。一个连催生这个奖项的创始人都不敢承认的奖项，连战当然不会去领，也不该去领。可是莫名其妙“被获奖”，受奖的名义还说不清楚，同时“被代理”加上“被领奖”，奖杯则是一捆人民币……其滋味恐怕比西方的金酸梅奖还要让人口鼻泛酸。

如今这个第一届的“孔子和平奖”已经落幕，可是设立这个奖项所要达成的目的──为十三亿中国人争取国际话语权，是否达成了呢？不只是孔子与连战被利用名义，十三亿中国人也被利用了。这个“民间单位”在没有取得十三亿人授权之前，已先剥夺了这十三亿人口的话语权。最起码，它无权代理获得本届诺贝尔奖的刘晓波和他的夫人以及海内外所有支持刘氏获奖的所有中国人说话。

“孔子和平奖”能否像金酸梅奖那样一届届颁下去，一届届与大多数人公认的最高荣誉奖项相抗衡？受奖人不愿参与，颁奖方又连奖座都欠奉，更别提金酸梅奖场面浩大的晚会与颁奖典礼，还有现场的LIVE转播。孔子和平奖如此寒碜，连个金酸梅奖都比不上，还是别再滥用至圣先师之名吧！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刘晓波获奖之后的世界与中国

2010-12-15T03:26:00.000Z

从欧洲舆论角度观察，刘晓波获得今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从今年十月到目前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一直是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由于中国一位正在狱中的异议人士获奖，而其本人及其亲属均不能代其领奖，诺委会决定以空椅子面对世界，使得今年的诺奖仪式受到舆论的强烈关注。刘晓波及其亲人均不能出席领奖，是 1936年来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的首次。正因为这一特别的象征，使得世界舆论将对中国关注的焦点从经济发展转移到了中国的人权状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自一九八九年六四惨案以来，外界对中国人权状况的一次深度聚焦。

众多的观察家注意到，此次授奖仪式将从多方面给西方舆论留下深远影响。

首当其冲的影响即是有关中国内部民主诉求的代表性问题。刘晓波无法出席领奖仪式，即使可以由刘晓波仍在狱中的理由解释，但是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并不是在押囚犯，为什么就不能代领？而且数以百计的中国人因为授奖仪式不能外出，他们难道也有刑事犯罪之嫌而不能走出国门？对于众多对中国问题并不太关心的西方民众说来，二十年来中国经济的成长有目共睹，于是认为中国的法制与政治制度也日趋完善，但众多中国公民被阻止出国这一事实打破了这种经济发展自然推动民主进步的推论。而同时，由于被阻止出国的人士众多，也从一个侧面向西方公众形象地揭示了中国除了经济成长和强烈民族主义情绪之外还存在着民主诉求，而这种诉求也并非如官方媒体所说的那么边缘化。换言之，中国官方长期对外营造的中国人民“爱国、爱党主义”的整体形象被有力证伪。

在这种语境下，中国官方以刘晓波为在押罪犯和干涉中国内政来要求各国杯葛刘晓波授奖仪式的理由于是显得极为苍白。众多媒体指出，刘晓波的获奖及其在押的事实实际上无异于给欧美民主国家装上了一幅价值的紧箍咒。自此之后，西方政要同中国打交道都难以回避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仍在狱中的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说，刘晓波的获奖使以人权、舆论自由为核心的普世价值获得了提升。一个时期以来，由于欧美经济处于深度危机之中，面对中国一枝独秀的经济成长，西方领导人从振兴经济的短期利益考虑，在同中国打交道时，避谈价值，希望以此从中国获得大笔商业合同。刘晓波获得诺奖之后，在今后西方国家同中国外交谈判桌上，人权与言论自由问题将会受到更多关注。

同时，没有政改的中国经济发展，能否使中国成为一个正常市场经济也成为疑问。长期以来，西方舆论，包括中国人自己均认为或者期望中国会通过经济的渐进改革，而走向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但是，这一想法同样无法接受现实的检验。法国《扩展》杂志主编就直接了当地说：直到现在发展的结果是，中国既无正常的市场，也无自由的竞争，有的只是仍然带有共产主义胎记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中国政府对于挪威政府的经济制裁和对诺贝尔委员会的谴责，一是以不允许干涉内政为名，二是以中国有独立的司法系统进行的。换句话说，中国官方在此问题上仍然是站在西方的司法独立这一价值理念上讲话的。但是，包括诺贝尔委员会主席亚格兰在内众多人士均指出，中国签署了联合国人权公约，中国宪法中也加入了保护人权的条款，所以中国官方本身也是认同普世价值的。关押刘晓波有违中国自己的宪法，封杀有关刘晓波获奖的信息有违自己已经承诺的价值准则。

可以说，从这个角度，此次刘晓波获奖争议也使西方公众了解了更多关于中国宪法与中国对普世价值的纸上认同但却不能落实的实例。使得中国宪法与现实的冲突大白于西方舆论世界。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维基揭秘扯下中南海惊天黑幕

2010-12-09T02:49:00.001Z

由澳大利亚人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所创办的维基揭秘（Wikileaks），接连和大量披露源自美国政府的机密档。暂且不论这一重大泄密事件所涉及的司法纷争或维基揭秘创办人个人的诉讼官司。面对这一轰动世界的爆破式资讯解密，迄今，包括美国在内，没有任何一国政府出面否认遭泄密档的真实性。

事实上，这些动辄以数十万计的秘密档，不仅具有爆炸性，而且具有真实性和权威性。因为档案来源，既不是那种只能记录表面现象、至多达到背景分析的新闻报导，更不是那种道听涂说、人云亦云的小道消息，而是来自美国政府的机密档案。鉴于美国情报机构遥居世界榜首的收集手段、渗透能力和覆盖面积，其机密档案的客观性、真实性和权威性，无人可以低估。当维基揭秘披露涉及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美国军事机密时，几个月来，中共官方媒体大肆报导，幸灾乐祸之情，溢于言表。

然而，当11月底，维基揭秘披露美国政府外交机密后，中共神色陡变，态度一百八十度转弯，全面遮罩和封杀维基揭秘。原来，这些外交机密，涉及中国部分，曝光中共高层大量秘闻。比如，瑞士银行巨额存款。

从前，中国人熟知的，都是国际上臭名昭著的独裁与腐败头子，才在瑞士银行暗存巨款，诸如菲律宾的马科斯、巴拿马的诺列加、伊拉克的萨达姆，等等。如今，维基揭秘曝光：中共高层和高官，在瑞士银行拥有多达5,000个帐户，其中，三分之二属于中央级大员，几乎所有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人人有份。吃惊之余，又觉得不该吃惊，国际上，还有什么样的独裁与腐败头子，其贪婪，其糜烂，其胆大包天，能够超得过盘踞北京的独裁与腐败头子？也是通过维基揭秘，人们发现：几乎所有中国政府对外投资和对外采购，都附带回扣条件。为什么中国政府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大举投资？

因为中共与该国自由党关系密切，方便中共高官吃回扣。而当加国自由党下台、保守党上台后，中国政府就将投资转向澳大利亚，采购澳洲矿砂，首要动因，同样基于吃回扣。到2010年，澳大利亚政府换届后，中共当局又将投资转向印尼，继续吃回扣。巨额回扣，直接流入中共要人或其家属帐户，包括江泽民、胡锦涛这等级别。于是，人们可以明白，去年曝光的胡锦涛儿子胡海峰卷入纳米比亚行贿案（中方承揽该国机场港口扫瞄设备专案），不过是中共要人涉入的无数对外行贿案之一。

透过维基揭秘，人们也才恍然大悟：为什么中国政府购下美国巨大国债、并不断增购？原因之一，也在于，巨额美国债券所伴随的巨额回扣。中方收购美国债券，由中国证券公司出面；与美方交割，多半经由高盛投资银行。高盛公司将这些回扣源源不断地汇入中共高层开设在纽约的几百个帐户，包括中共副总理王歧山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家属的帐户。

原来，中共中央的所有行为，背后都是一个“贪”字！这些行为，往往以“政策”为幌子，具有超级欺骗性。

中共中、下层官员贪污，着眼国内项目；中共高层领导人贪污，瞄准国际项目。这才叫“神不知鬼不觉”，这才是大手笔。“鲸吞”二字，只有在中南海大贪官那里，才神传其内涵；“腐败”二字，也只有在中南海大贪官那里，才达到“规模经营”，实现“规模效应”。厚黑深处，举世无双。

维基揭秘泄露，曾出任中共外交部长10年、后转任国务委员、副总理的钱其琛，竟然是美国政府线人！起因是，法国军售台湾，台湾政府（时任总统为李登辉）为削减中共压力，默许法国军售回扣经香港流向北京，其中，部分回扣从香港汇往美国，直接进入钱其琛儿子强尼开设在芝加哥的帐户。这一巨额不明财产来源，遭到美国国税局调查。“鸟为食亡，人为财死。”为保下儿子强尼，钱其琛不惜放下老脸，亲自出面，承诺与美国政府合作，向美方提供中共高级机密。鉴于任职中共外交系统的，多为钱其琛旧部或学生，凡事向钱请教。于是，不论钱在任、半退休或退休，都能牢牢掌握中共外交命脉。从2001年起，钱经常差遣手下心腹，向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密报中共内情。

正是经由钱其琛手下线人密报，美方掌握到：北朝鲜根本就没有核武器，都是中共在那里部署的。惊天秘闻！这名钱记线人透露：中共在北朝鲜秘密部署核武器，目的是要美国放弃台湾；如不然，借由永远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六方会谈”，中朝唱双簧，牢牢拖住美国。甚至于，可让金正日政权充当中共“核代理”，发动战争，北京则坐收渔利。

其实，深知中共者都明白，这不过是中共厚黑惯技。就像当年与国民党内战时期，中共军头往往下令其佯攻部队，“打得越凶猛越好”，以便有效掩护其主力部队从另一方向发起真正的总攻击。

当年朝鲜战争，中共于战前就向北朝鲜输送中国朝鲜族军人，冒充朝鲜“人民军”，并充当其主力。首批输送6.9万，开战后又输送10万，眼看还不够，才直接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百万大军，与美国和联合国军死搏。

或许，正是因为美国已经明了平壤跳高、由北京主使这一严峻现实，在相继发生北韩炸沉南韩天安舰、炮击南韩延坪岛事件之后，美、日、韩三国才不再理会中共“恢复六方会谈”的假意“呼吁”，而径直举行三国磋商，强化美、日、韩三国同盟。

维基揭秘还证实：中共在加拿大校园建立共青团组织。这符合之前外界的推测。事实上，中共在美国、加拿大、欧洲、日本以及世界各地的中国留学生中，都出资营建其党团组织，让这类组织以“爱国”为名，行“拥共”之实，随时在海外滋事。

2008年，曾有部分“中国留学生和华人”在加拿大示威，支持北京红色奥运。至于这类闹剧的经费，维基揭秘披露，来自中共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设在加拿大的帐户，具体执行人是号称“中国巴菲特”的唐炜臻。在周永康的加拿大关系帐户上，显示共有两千万美元存款。

维基揭秘涉及中国部分，相信还有更多的未爆弹，有待引爆，震撼可期。中共发言人前后三次表态，将中共高层的复杂心理暴露无遗。

第一次表态，要求“美国政府管好自己的机密”，证明中南海也承认遭泄露文件的真实性；第二次表态，是在中国部分曝光后，中共发言人斥维基解密“内容荒谬”，但“希望不影响中美关系”，表明中南海心态的难堪与无奈；第三次表态，中共发言人干脆说，档案泄露，是“颠覆中国的阴谋”。反映中共领导人内心深处的惊慌与恐惧。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美国政府为何不对“维基解密”痛下毒手？

2010-12-02T02:53:00.001Z

继公布美国伊拉克、阿富汗战争的秘密文件后，“维基解密”网站于11月28日再度公布了一批美国机密文件，主要是美国驻外使馆发送给美国国务院的25万份秘密文传电报，内容涉及当今每一项重大议题，如沙特国王敦促美国攻打伊朗、阻止伊朗核计划，俄国总理普京和意大利总理的关系，美国如何希望叙利亚不要支持真主党、对英国领导人卡梅伦的批评、对德国总理和外长的消极评价，以及中共黑客已成功入侵美国政府、西方盟国、达赖喇嘛以及美国商业企业的电脑系统等。

对此，美国白宫发表声明予以谴责，称其举动是“不顾后果的”、“危险的”。白宫表示，解密文件可能会危害美国和友好国家之间的关系，并有可能给美国外交官、情报人员等带来危险。此前，美国政府业已表示，拒绝与“维基解密”就其拟泄漏的数百万份机密文件一事进行谈判，同时宣布“维基解密”持有这些密件，属于违反美国法律的非法行为。

在谴责“维基解密”的同时，美国除了在内部甄别可能的泄密者，还采取相应措施加强培训、改善电脑系统的安全，以避免今后发生类似的事件，还早已下令各驻外外交使节放弃感恩节周末假期，向所在国政府事先通报，希望降低负面影响。“美国目前做了最坏的打算，因为泄密文件可能涉及到多个问题和众多国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克劳利11月24日如是说。

众所周知，前两次维基泄密、尤其是战争中枪杀无辜平民的视频曝光使美国政府在政治上十分被动，而此次曝光的文件涉及的范围如此广泛，想必美国政府对“维基解密”深感不爽，但却依旧只能无可奈何地看着文件被公开。

有人说了，有什么无可奈何的？要在中国，24小时之内就解决问题：关闭网站，逮捕主谋。甭说泄密，就是在网上发个不合适的帖子，也都免不了牢狱之灾，何况敢如此大胆公开国家的秘密？！

可惜，美国不是中国，美国政府还真就拿“维基解密”无可奈何。它既不能关闭网站，也不能跨国逮捕相关人员。是美国不够强大？当然不是。作为世界上唯一的一个超级大国，其在经济、军事、科技、情报等方面的实力无人能敌，对付一个小小的网站当然不在话下。那究竟是什么原因使美国能为之而不为呢？

这当然与美国的政治体制有关。美国是个崇尚主权在民和法治的国家，根据美国《独立宣言》，人民是主权者，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政府应服从人民的意志，为人民的幸福和保障人民权利而存在。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还指出，人人都有平等地获得法律保护的权利；第四修正案更指出，公民有“免于不合理的搜查与扣押”的权利。

也就是说，即便对于一个美国政府认为的有罪之人，在未正式定罪前甚至在定罪后，美国政府都要尊重其应享有的权利。而像“维基解密” 网站这样泄露国家外交机密的行为，如果美国政府采取措施强行终止或采用技术手段迫其关闭，都将违反美国的主权在民原则。是以美国政府除了劝说、谴责其违反美国的法律、通过法律手段调查外，不能对“维基解密”相关人员采取任何暴力行动。更何况对另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采取行动，亦很可能引起外交纠纷。

或许“维基解密”的参与人员也考虑到了这一点，为了逃脱世界各国政府对该网站的法律限制，他们事先也做了周密的安排，如他们把提交秘密资料这一行为定义为提供新闻消息，把提交资料所经网站服务器放在瑞典和比利时境内，因为这两国有着全世界最严密的对新闻消息来源的保护法律。而这也多多少少给美国的调查制造了障碍。

据悉，在过去的岁月中，尽管“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多次遭到美国、澳大利亚和瑞士等国司法机构的调查，并被多家机构起诉，但每次都安然无事。

或许可以这样说，由于美国的民主政体，美国政府若想彻底解决“维基解密”所引起的大麻烦，只能从改变自身保密系统做起，而若想将“维基解密”在法律上定罪，恐怕目前并非易事。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我党确实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

2010-11-30T04:20:00.001Z

我党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这句话一点没错，你可能觉得奇怪，换个思路理解就对了，广大美国人民也是广大人民！

前一阵子的轮胎特保案，我党派出的谈判代表徐文英女士既不懂国际贸易也不懂英语，根本就听不懂老美在说啥就去谈判了，结果可想而知。考虑到中国拥有13亿人口，找到一两个英文过硬，对贸易战有经验的人士应该不难。偏偏派一个不懂英语的，这绝对是故意的！我党故意在谈判桌上示弱，充分说明了我党非常重视美国人民的利益。

每当我看到超市里琳琅满目的稀烂贱的各种中国商品，我就会想起亲眼目睹过的那些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连成片的血汗工厂，还有几乎没什么福利和保障的中国工人。我党特意消灭了工会，导致了中国人力成本奇低，使美国人民能够享受到稀烂贱的中国商品。我党还通过各种手段抬高房价，使中国广大城市居民消费能力下降，充分保障了广大血汗工厂的产能能够为美国人民服务。我党还通过央行银行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大量储备美元这种小绿纸片，增发小红纸片，稀释中国居民手中的财富，造成通货膨胀，继续降低中国广大居民的消费能力，保证了不跟美国人民争抢。不但如此，我党还几十年如一日的实行出口退税，导致了美国货在中国比在美国贵，中国货还是在中国比在美国贵。不但如此，我党还通过垄断企业如中石油中石化等，抬高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时将油低价出口到美国，变相对广大美国驾驶员进行补贴。

在科技方面，一方面我党实行了高校扩招，充分发挥了我国的人口优势，每年培养数百万大学毕业生，如此多的人经过优胜劣汰产生出了一部分基础牢肯吃苦价格低的脑力民工。另一方面我党坚持抵制学术自由，抵制教授治校，并且坚决不提高教育经费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把教育费用直接分摊在广大中国人民身上，在进一步降低人民消费能力的同时，导致脑力民工过多，变得跟中国商品一样具有相当的比较优势，广受美国高校欢迎，为美国科技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高素质低价劳动力，去做那些美国人民不喜欢干的诸如做生物实验，物理，数学，工程这样的活儿，竭尽所能的为美国技术创新降低成本提高速度，同时把广大美国青年中的精英从比较单调的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在政治，法律，经济，金融，外交等学科一展身手，继续控制世界，维护其霸权统治。而那些不能“出口”的转为内销之后还可以用来掏粪。与此同时我党还重点培养了北大，清华，科大这样的留美预备校，为全国人民树立典型。而且我党在双重国籍的问题上死不松口，导致了92%的中国博士毕业后无奈的滞留在美国，坚持科学技术在美国就地消化转化为生产力，为美国人民服务。

为了向美国表示自己的诚意，确保中美两国间的和平，我党还学习战国时代的做法，将为数众多的我党元老和领导集体成员的子女儿孙送到美国去作人质，他们中有许多还加入了美国国籍，比如邓小平的孙子，江泽民的孙子等等。

在舆论方面，我党十年如一日的发布《美国人权纪录》，全文大部分篇幅用来描述美国的刑事犯罪状况，对美国社会的不足之处提出温和的批评（注意，是社会而不是政府），为美国政府留足了面子，还有利于消除美国人民的骄傲自满情绪。另一方面，通过援引美国媒体的数据，大力赞扬美国在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所取得的成绩。同时赞扬了美国众多非政府机构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报告中提到“据统计，2009年8月，美国有3650万人领取食物券，占总人口1/8，比2008年增加了710万。”，告诉全国人民美国短短一年就有710万人获得白吃白喝的机会，全国1/8的人在白吃白喝，大力赞扬了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提升了美国的国际形象。

我从未听说过这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按照国际惯例来看，政治是为了利益的博弈，但是我党和美国人民的关系如同鱼和水，简直就是一家子。这种举世罕见的关系必将载入人类政治文明的史册。

如果我将来能有幸成为“广大人民”的一员，我必然会全心全意支持我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芮成钢遭炮轰都是三个代表惹的祸

2010-11-23T14:43:00.000Z

近日，中央电视台记者芮成钢由于在首尔G20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一个人代表全亚洲单挑美国总统奥巴马而大出风头，也因此成为受到各方关注的争议性人物。为此，有评论写道，尽管大家都知道，奥巴马对亚洲的野心颇大，近来又在人民币和南海问题上频频对中国施加压力，但就是他也不会想到，竟然还会有个人“代表全亚洲” 来对自己发问 (凤凰网作者霍默静的文章)。

虽然国内流传的视频隐去了奥巴马与芮成钢当时争辩的过程，但现场的情况却是，奥巴马这场全球直播的记者会，按照惯例，原本是只限於安排白宫的随行记者团提问的。但是出于礼貌，最后临时决定增加一个问题，点名留给韩国媒体来提问。但没有想到韩国记者竟然全无准备，于是，芮成钢便自告奋勇站起来称，“想代表亚洲问一个问题”。

对此，中选网上作者连鹏的文章分析认为，即使那些韩国记者真的没有准备好，芮成钢也应该用一种更为妥当的方式来表达自己想提问的意愿，而不应该站起来就说什么要“代表亚洲”，以及假模假式地询问韩国媒体，希望可以代表他们来提问。要知道，在这种正式外交场合，随便张口表示“代表亚洲”或者“代表韩国”，这不仅会引起他国国民的情绪，甚至还有可能引发一场外交风波。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位英国记者向法国记者说，自己要代表欧洲或法国，又或者一名加拿大记者说要代表美洲或美国，作为被代表的一方，他们会作何感想？由此可见，这不仅仅是一个礼貌问题，也涉及到了外交问题。尤其是，中韩两国之间的关系颇为错综复杂，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此次是一名韩国记者说要代表中国的话，作为中国人，你又会作何感想呢？！

与此同时，有分析人士回顾说，在去年的伦敦G20峰会上，对象也是奥巴马，芮成钢就提了两个问题，一个“代表中国”，另一个“代表世界”。如此幼稚而又浅薄的思维模式，他居然不知天高地厚地满世界显摆，令人感到匪夷所思。《博客中国》上作者钱文军的文章写道，去年看到电视转播的伦敦现场实况，奥巴马的那种笑容里分明透着几分不屑，问题回答得也非常巧妙。看来奥巴马是给芮成钢留了点儿面子，如果他反问一句：“既然你代表了中国，那么胡锦涛又代表谁呢”？对此，不知小芮同志该如何辩解呢？！此外，韩寒当时就曾发表评论说，芮成钢还差一个代表，不知何时才会补上？这不，今年果然就补上了，“代表中国”、“代表世界”，再加上“代表亚洲”，这回三个代表总算是齐备了。

文章感慨道，我怎么也想不通的是，人，怎么能如此厚颜无耻呢？！不过，这次央视可能还算是有点儿自知之明，至少不像芮成钢那样理直气壮，他们从报道里删去了当时芮、奥两人对话的部分内容，而且剪接十分巧妙，让人看上去就好像奥巴马真正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芮成钢那种班门弄斧自以为是的提问。能够把新闻做到这种地步，你不服还真不行。其实，此类中国特色的“传奇故事”早有先例，比如说，在当年越南战争期间广为流传的一个说法称，正是周恩来的一句警告，美国大兵便半步也不敢越过北纬17度线了，这是何等的 “一言九鼎”啊。

可仔细一想，又有点不对头，当时中国派驻北越的17万大军，难道不是同样也无人敢于越过那条线南下半步吗？！是不是同样也受到美国佬的什么警告了呢？姑且不论当年美国军机甚至已经炸到中国领土上了，至少那些美国大兵还是堂堂正正明火执仗地开赴越南作战的，可我们英勇无畏的解放军却是偷偷摸摸开进北越的，就连公开承认出兵的勇气都没有。时至今日，我们的军事宣传员张召忠又放话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敢用核武器跟中国动手”。我们不妨怯怯地问一声张少将：中国又敢于用核武器跟哪个国家动手呢？！这种简直就跟放屁一样的废话，就好比是走夜路过坟地吹口哨，是在壮谁的胆呢？！

前几年有位朱成虎少将曾放出豪言说，中国不怕打一场核战争，我们已经做好准备放弃西安以东的大片土地。这里且不说现代核大战还有没有“西安以东”这类界线可以划分，究竟是谁授权他发表这种好战言论的？不仅如此，就连原本应该彬彬有礼尽显绅士风度的外交官，如今也是愤青劲儿十足，且不论文革时期中国驻各国外交官纷纷惹是生非甚至闹出暴行来，目前中国驻联合国最高级官员沙祖康先生近来就出足了洋相。他先是公开宣称，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不包括台湾。大概正因为“血浓于水” 就不配享受洋鬼子的待遇了；随后又夸夸其谈，在联合国人权组织的正式会议上放话“中国的人权状况至少要比美国好五倍”，这还不算，他在自我吹嘘此事时，竟然还以此话当时引发的“哄堂大笑”来证明其所言是多么受欢迎。早就在国际外交界享有“农民外交官”雅号的沙大使，或许反而因为其粗俗不堪和无法无天而官运亨通节节高升。

不仅如此，以《人民日报》为后台老板的人民网强国论坛，近日刚发一条有关珠海航展的报道，题为《中国在珠海发出警告：美国航母最好小心》，在网上广为流传。对此，钱文军的文章反问道，美国航母几乎每天都在中国附近的海域巡弋，你有胆敢去轰一炮吗？！还不如那些也门的恐怖分子，根本不需要什么导弹之类的，一条破船开过去就把美国“科尔”号军舰撞了个大窟窿，那才叫真牛！什么时候中国也敢挺身而出，公开加入本.拉登的阵线，动点儿真格的呢？！

文章又说，我有时也只能犯嘀咕，弄不清这等病态心理是怎样炼成的，怎么就能在中国泛滥到如此地步？鲁迅有话说过“叭儿狗比它的主子更严厉”，倒是确有几分传神。主子层面上天文数字买美国债券，被誉为“输血”；奴才层面只知道学习“牛二精神”没事找事耍泼，明知美国总统不似杨志那等没涵养，连伊拉克人都敢出手掷鞋，遑论说几个“代表”了？我倒想看看小芮同志，几时胡哥开记者招待会他也能“代表”甭管谁提问一下，只是不要说：我代表世界人民感谢您……

综上所述，中选网上专栏作者高人引述10年前作家王朔在评论另一位央视主持白岩松时说过的一段话“那些在电视台混的人”，“好像他们知道得更多，离权力中枢更近”，“处处透出某种得亲天颜的兴奋和沾沾自喜”，何况“离什么近，就像什么，质量越重，引力越大，沾边不沾边的都以为自己是其中的一部分” 王朔反问道：你真的有你显得那么重要么？我就不相信电视主持人是一个独立观点的表达者，我倒更接受广播学院学生们自嘲的那个说法：他们不过是个“肉喇叭” 而已。芮成钢就是犯了这种定位不准而自视甚高的毛病——为权力吹喇叭吹多了，就产生了自己也是权力中人的幻觉，也胆敢“代表”起他人乃至亚洲来了。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挂牌挂不出中国人的尊严

2010-11-21T02:58:00.001Z

在小学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时候，老师给我们上了一篇关于吉鸿昌故事的文章，文章内容提到了“1931年9月21日，矢志抗日的吉鸿昌将军被蒋介石逼迫下野，到国外“考察实业”。船到美国，吉鸿昌就接二连三地遭到意想不到的刺激，如那里的头等旅馆不接待中国人，却对日本人却奉若神明。有一次，吉鸿昌要往国内邮寄衣物，邮局职员竟说世界上已经不存在中国了，吉鸿昌异常愤怒，刚要发作，陪同的使馆参赞劝道：“你为什么不说自己是日本人呢？只要说自己是日本人就可受到礼遇。”吉鸿昌当即怒斥：“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吗，可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为抗议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的歧视，维护民族尊严，他找来一块木牌，用英文仔细地在上面写上：“我是中国人！”的事情，当时的我读得热血沸腾，一直为这样的爱国同胞高兴不已。

可时隔多年，我再仔细思考，渐渐发现许多并不是老师说的那一回事情，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一定要靠挂牌才能彰显自己的“尊严”呢？难道中国人的尊严就是在挂牌上吗？挂着牌子四处招摇，难道就是中国人唯一获得尊严的方式吗？为什么许多发达文明的强国他们的国民不挂牌子，人家也一样尊重他们呢？

就这样我开始领悟到了，其实中国人的尊严靠一个吉鸿昌挂牌子即使是挂一千年，其实都挂不来，有些时候这样的挂牌子恰恰反映了中国人无尊严的悲哀，说穿了吉鸿昌所谓的挂牌寻找尊严其实与“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委、区政府召开公开处理大会，17名阻挠重点工程建设的人员被挂牌公处。其中，因为索要被毁农田赔偿款未果进而聚众堵路的该区关家乡磨河村9名村民以“涉嫌妨害公务罪被立案侦察，并依法刑事拘留”一样，都是属于被公示参观的性质，只不过前者参观的是外国人，后者参观的是小学生。

或许挂牌想挂出中国人的尊严是中国人认为是获得尊严最聪明的一种方式，所以当不少自称媲美吉鸿昌，忠实于盅君思想的“爱国者”为了所谓和谐，于是劝我说不要老是批评拆迁，煤矿矿难事情，要多想想我们伟大祖国的阳光地方，诸如我们世界第一速度的GDP，还有伟大的奥运会，以及一次次大爱无疆的购买美国国债的伟大光辉事迹，认为我们中国人已经可以站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挂着牌子高喊中国强大得让西方颤抖了。

可是，现实里我却看到不少中国百姓哀号声音连连，就连76岁的老人脸都被人左右开弓，不得不如此接受城管人员的“为人民服务的方式”，没有办法，我只能想估计是这个老人没有挂牌子说自己是中国公平，所以被抽吧，因为中国人的尊严都只能靠挂牌子才获得，毕竟这是一种再好不过的“意淫方式”。

说穿了，今天的中国人还是过去吉鸿昌的年代，只不过挂牌子是从国外挂到了国内，这不，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委、区政府召开公开处理大会，17名阻挠重点工程建设的人员被挂牌公处，这就是中国人尊严的最好阐释，何为中国尊严，那就是挂牌，类似姨太太一样被强奸的方式，所以“被代表”的时候还能自我感觉可以代表全世界。

没有办法，这个神奇的国度都不把自己的国民当“人”，却在世界大喊“我是中国人”表示人类正义的浩气长存，这难道不可笑吗？即使今天我还佩服吉鸿昌这样的勇气，但我却无法再佩服那些明明是土奴才的义和团们以爱国的名义到处以不同意他们意见的人，认为不同意他们所谓的“忠心”就是卖国贼，因为土奴才们认为中国不能没有皇帝，所以宁当土奴才，不愿意中国百姓当人，享受到自己原本应该属于公民的权利！

因此我认为：吉鸿昌，挂牌是挂不出中国人的尊严，而靠带血的GDP中国永远都无法成为列强尊重的国家的，哪怕他们自己认为三十年是所谓的奇迹，其实在强国的眼里，他们连自己的国土都不敢维护，只能压迫自己的百姓，因为中国不是土奴才，就是洋奴才的天下，根本没有百姓的尊严！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奴隶主的主权高于奴隶的人权

2010-11-20T04:16:00.000Z

常常见人争论主权高于人权，还是人权高于主权，就是少见有人较真，说的主权到底是谁的主权？说的人权到底是谁的人权？不较这个真，争论就永远不会有结果，以争论双方的智商，难道就不知道需要先较这个真吗？我真的很怀疑，争论双方纯粹是为了过嘴瘾才争起来的，不较这个真，是因为如果较了这个真的话，争论就会变得太无味了。试想，如果双方事先声明，说的主权是奴隶主的主权，说的人权是奴隶的人权，奴隶主的主权当然高于奴隶的人权了，这还用争论吧？如果双方事先声明，说的主权是公民的主权，说的人权也是公民的人权，那争论公民的主权高于公民的人权，还是公民的人权高于公民的主权，不就成闹精神分裂了吗？

一较真谁的主权，谁的人权，主权跟人权哪个比哪个高的争论就可以休了，连带地，关于人权属不属于内政的争论也可以休了。奴隶的人权自然属于奴隶主的内政，一个人的人权属不属于谁谁的内政，全看他自己愿不愿做奴隶，愿做奴隶的人自然会认同自己的人权属于谁谁的内政，不愿做奴隶的人自然不会认同自己的人权属于谁谁的内政，那些自说自话，说某某的人权属于谁谁的内政的人，不过是流氓在强奸民意罢了！

虽然不能十分肯定争论双方是不是纯粹为了过嘴瘾，但可以肯定一点是，在关于主权跟人权哪个比哪个高，以及人权属不属于内政的争论中，争论双方必定是奴隶主跟奴隶，因为，只有奴隶主跟奴隶的争论才会不约而同地不敢把话挑明——奴隶主不敢把话挑明，是怕双方阵营分明，不利于奴隶主的稳定、和谐、盛世，奴隶主需要用“我们”，“民族”，“国家”，“人民”，“社会”这些大词跟奴隶打哈哈；奴隶不敢挑明，是怕枪打出头鸟，自己要独自面对奴隶主的暴力，这样的奴隶同样需要用“我们”，“民族”，“国家”，“人民”，“社会”这些大词跟奴隶主打哈哈，摆明自己不会破坏奴隶主的稳定、和谐、盛世。

处于奴隶地位的人，有抗争的，有心甘情愿的，当然，也有YY自己做着主人的。后两种奴隶是没法指望的，他们能少做点为虎作伥的事已经谢天谢地了，在这里要说的是，为什么历史上那些抗争的奴隶会一次次历史重演，周而复始地被自己用血肉筑成的“新的长城”围起来，成为新监牢里面的奴隶？眼力好的人可能看出来了，其实问题的答案就在问题里面了，既然“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抗争就是“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那么抗争的结果就是会成为新监牢里面的奴隶，不是很自然的吗？自从秦始皇开了大一统的先河，长城在历史上就只有一个作用，就是替奴隶主把奴隶象牛羊一样圈起来，不让外寇伤害或夺走，同时也免得在奴隶主自己把奴隶当牛羊一样宰杀的时候会被反奴隶主势力“粗暴干涉”！试问如果奴隶跟奴隶主一样爱着“长城”，又怎么可能摆脱得了做奴隶的宿命呢？

诚然，许多奴隶也知道不该跟奴隶主一样爱“长城”，但是很少有奴隶意识到，当他们不较真地跟奴隶主一起扯蛋“主权”，“人权”，“内政”的时候，“我们”，“民族”，“国家”，“人民”，“社会”等大词就等于是“长城”，跟奴隶主打成一片，就等于是跟奴隶主一起爱着“长城”！

不只是“主权”，“人权”，“内政”，“和谐”，“稳定”，“盛世”，“长城”需要较真是谁的，还有象“民主”，“自由”， “正义”，“公平”，“真理”，“科学”，“法律”，“法治”，“道德”，“文明”，“传统”，“自尊心”，“自豪感”，“自信心”，“反分裂”，“反暴力”等等噱头全都要一一较个真：那是属于谁的，你的？我的？他的？从中受益的是谁，是你？是我？是他？负责埋单的又是谁，是你？是我？是他？这些都属于根本性问题，一定要先较个真的。奴隶主掌握正确舆论导向，你在根本性问题上跟奴隶主打哈哈，不较真，玩什么“各自表述”，那就等于是奴隶主画个圈，你往里面钻，你再能钻，能钻得过奴隶主画的圈吗？还想摆脱奴隶地位，给奴隶主当猴耍还差不多！

玩“各自表述”，奴隶们是玩不起的，“各自表述”对于奴隶主来说是政治智慧，而对于奴隶来说无非就是被奴隶主卖了还帮奴隶主数钱——给奴隶主的正确舆论导向添枝加叶！知道玩不起就千万别玩，哪怕只是纯粹为了过嘴瘾也不行，玩不起还玩，那就彻底没救了。玩较真是奴隶们唯一玩得起的，那就跟奴隶主玩较真好了，不管奴隶主如何说得天花乱坠，愣是跟他较真：那是属于谁的，你的？我的？他的？从中受益的是谁，是你？是我？是他？负责埋单的又是谁，是你？是我？是他？人人都这么跟奴隶主玩较真，相信奴隶主的势力很快就会被玩残，而且是彻底的、不会借尸还魂的玩残，而这，就是传说中的“和平演变”，能让“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跳出历史循环，不再筑“新的长城”的“和平演变”！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我爸是李刚"

2010-11-13T05:06:00.002Z

十月十八日晚，大陆出现一个官民分道扬镳阅读的奇景：在全国多数官员都在收看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时，全国亿万网民却在争相阅读一个官二代开车撞碾两个女大学生（一死一伤），不停车高呼“我爸是李刚”（李刚是保定市公安分局副局长）扬长而去的网帖。

这一事件被研究者称为“李刚毁掉五中全会”──河北大学学生李启铭在校门前撞死女大学生后，一边继续开车去校园内接女友，一边威胁目击者“我爸叫李刚”，阻止警方处理。此事件发生于五中全会召开的十月十六日二十二点许，网络热传于五中全会闭幕的十月十八日。这一与五中全会亦步亦趋、同步发展的紧密呼应，恰好毁掉了五中全会精心准备的所有冠冕堂皇和美妙词汇。如果说，事前可能还有一些人对五中全会推行政改有所幻想，但“我爸是李刚”传出后，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九的百姓都明白，五中全会推荐的“十二五规划”，所谓“五个坚持”的“包容性增长”，既不可能让中国在未来五年民富国强，更无真正实行政改的希望。其许诺的“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既然放在“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之后，也就与慈禧许诺“十二年后立宪”的缓兵之计一模一样：用维稳压倒维新。称“十二五规划”是“中国所酝酿的第三次华丽转身”纯属宣传屠龙术。

这从温家宝在五中全会后的突变也可佐证──五中全会闭幕四天后，一直高谈推行政改的温家宝，却一反常态，在十月二十二日调研湖北武汉时，只字不提政改。次日主持召开辽宁、浙江、湖北、广东、四川五省经济形势座谈会，也只是满口“创造”，“政改”彻底从温相嘴中失踪了！五中全会公报强调的“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温家宝竟然完全遗忘！这说明什么？温家宝深知那是说说而已的空话。“维稳压倒维新”是专制者前赴后继的“一百年不变”的基本路线！

好在“我爸是李刚”不会因“政改”从温相嘴中失踪而停止。直到十月二十五日，“我爸是李刚”事件十天了，“李刚”三路进军围攻五中全会的惊涛骇浪依然一浪高过一浪。

“一路军”──网民从网上借李刚之罪声讨共产党──“强烈抗议所有属于这个没有登记注册的邪恶党派的成员”！网民在大量贴出怒斥共产党的跟帖后，创作出《李刚之儿战歌》，模仿《志愿军战歌》写道：“雄纠纠气昂昂，开车真疯狂！挡我道碾死你，一点没商量，公安后台硬，我爹是局长，谁敢惹我，一定没有好下场！”同时一些网络画家还用文革宣传画风格创作出李刚之身与希特勒之脸、毛泽东之脸三合一的宣传画，在网上疯传。

“二路军”──纸媒痛批河大“禁口令”。十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新民晚报等各地报纸纷纷发表评论：《“我校沉默”比“我爸李刚”更寒心》，指出，河北大学内的校园轿车撞人案过去三天，网友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人肉搜索”，肇事者的不少照片被公布。然而，河大却下达“禁口令”，该校老师和学生皆被“打招呼”不得接受媒体采访。不得上网乱发信息。

“三路军”──民间歌手让全国各地歌厅酒吧突然流行《我爸是李刚》的MTV──民间歌手们用当年歌唱延安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曲调狂唱：“横行路中央，轿车轻飞扬。黄土地里养育咱那霸道的爹娘。平凡的模样可咱爸是局长。只手遮天的大树，还有神秘的力量。我爸叫李刚，大名鼎鼎的李刚。李是李世民的李呀，刚是金刚的刚。我爸叫李刚，撞死人我不用慌。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爸是局长。撞人后的那个鲜血哟，红个艳艳个艳。如果飙车能够带走我女朋友，就让她随风飘远。老子副局长，儿子更嚣张。可怜那个草民女，从此花魂散校场。肇事还跑一趟，众怒围不慌。只是可惜车撞坏，那管民女死与伤。我叫小霸王，霸是霸王的霸，王是王八的王。我叫小霸王，撞死人我不慌。这是为什么呢？天塌下来有人扛，我叫小霸王，霸是霸王的霸，王是王八的王。”这如刀的歌词，那如火的旋律，以凄惨无奈而加速，以孤愤奔涌而升级，如四面楚歌，如亿万狼嗥，如惨烈军号，如地震呼啸，如火山喷发……撕裂大江南北，激荡长城内外，天下风走而响应！

“我爸是李刚”不只在市井传唱，更引发了“士子之心”走出象牙楼。许多体制内学者专家也纷纷加入对“我爸是李刚”的大反击，以“我校爱沉默”全面解读五中全会公报的虚伪与谎言──五中全会对民心以欺为主，对“士子之心”以压为主的“双心皆不顾”，让天下“士子之心”从偷安苟且走向“逼上梁山”。

其一是经济危机的困扰。中国虽然已经持续了三十多年的高增长，但平均增长率每年在百分之十左右的高增长却隐藏著几大隐患。特别是中国经济增长有三分之二的因素是靠生态资源的透支和破坏来支撑。因此中国经济虚胀的成分极大，未来中国经济将陷入虚滞，而非进入新的发展机遇。

其二是秩序危机的困扰。这种秩序危机的主要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是关系代替规则，关系成了一切。选拔人才干部，关系成了关键性的决定因素；今日中国人连到医院看病，有没有关系，结果就不一样……这种关系文化，导致潜规则泛滥，导致正式规则失效，导致诚信尽失，假冒伪劣政绩和商品比翼泛滥。在此秩序危机下，人们比赛做坏事，而不是比赛做好事。今日中国的秩序危机已让中国社会经济无法真正市场化，而只有黑社会化！

其三是精神危机的困扰。目前中国的精神病人有一亿多，主要来自没有宗教自由的精神危机。国人普遍缺乏信仰，在物欲中急急如丧家狗，没有目标，跟著感觉任意游走在一个没有规则的社会里，正义不见了，相互逼良为娼。既民不聊生，也官不聊生：几乎每周都有官员跳楼自杀！今日中国人自杀一反过去俏俏在家服药上吊投水的传统，而要以在闹市公开跳楼的惨烈震撼社会──不但生不如昔，今日中国人的死亡方式都大大倒退！

其四是国家周边关系危机。今日中国已陷入与周边多国争议国土的危机困境，与日本、越南的关系已到了几乎开战的白热化！然而，如此四大危机的内忧外患，在五中全会上竟然没有讨论没有公示，这是怎样的一个自欺欺人的驼鸟大会?!

感谢“我爸是李刚”事件，它终于让人们清晰地看清了十七届五中全会的谎言！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印度龟”超过“中国兔”

2010-11-12T01:22:00.000Z

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访问印度，在印度国内造成的轰动，印度媒体的全方位密集报导，远比奥巴马到中国访问那次还强烈。当然，美印之间，没有台湾问题，没有人权问题，没有人民币升值及贸易逆差等摩擦，两个全球最大民主国家，价值观基本一致，所以两国元首见面，如同是一家人。

奥巴马最令印度人兴奋的讲话，还不是用印度语说“非常衷心地感谢”，而是明确表态，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

目前印度和德国，都想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美国力挺印度，明显增大新德里的声音。这次美印不仅签署了百亿美元军售，美国还支持印度加入世界四个核不扩散国阵营，观察家说，“这将大大提升印度的国际地位”。

随着印度国际地位的提升，印度的经济也在快速增长，更有跟中国一比高低的劲头。据最新统计，今年印度第二季的经济增长率达8.8％。印度财长说，印度经济已走上正轨，将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最近的封面文章“印度将如何超越中国”中预言∶印度正创造令人吃惊的经济奇迹，最晚不超过 2013年，其增长速度将超越中国。

美印的经济、政治、还有军事的联手，尤其是印度本身的经济腾飞，都令世人关注。那么中国和印度，到底哪一个会成为这场全球化赛跑的赢家？

在奥巴马访印前夕，美国企鹅出版社推出《超级大国？中国兔与印度龟的神奇比赛》一书，作者是印度知名的媒体大亨拉加维-巴尔（Raghav Bahl）。在这本242页的新书中，作者比较了中、印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诸层面，分析“印度龟”超过“中国兔”的可能性。

巴尔认为中国有自己的优势∶中国经过三十年的经济发展，目前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经济规模是印度的四倍。中国在基础工程建设，贸易出口，吸引外资，以及人均收入等方面，都超过印度。

在谈到中印差距时，有中国学者不无讽刺地说，中国人有完全充分的理由在印度人面前自豪∶我们的GDP总量远远超过印度；我们的亿万富翁人数世界第一；我们拥有的豪华车数量世界第一（不过没一部是国产的）；我们是世界第一奢侈品消费大国；我们的道路和城市建设远比印度漂亮（印度城市有数不清的贫民窟）。

但是，印度的很多优势，却是中国完全缺乏的∶

第一，印度有民主制度。人口已近12亿的印度，是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其宪政民主，不会引致巨大政治动荡，能确保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在全球“个人自由”排名中，印度排第41位，中国排第91位。

第二，印度的经济以私营和市场型为主，有更长远的竞争能力。而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仍超过民营企业。中国现有的400家大公司，只有 72家是民营的。有学者说，中印的主要差别是∶中国的发展模式是自上而下、政府主导型的；而印度的发展模式则是自下而上、市场主导型的。这也是印度不少私营大公司走向世界，打造了全球品牌，而中国无数产品出口，却无世界名牌的原因之一。

第三，印度的大众消费占其整体经济的67％，接近美国的七成，远超过中国。这标印度主要靠内部消费而不是依赖外贸。在印度的GDP中，服务业占50％（工业和农业各占25％）。所以出现大的国际金融风暴等，印度有相当的弹性承受能力。印度人之所以愿意消费，不仅受当年英国西化的影响，还因为印度人对自己的民主制度有信心，而不像中国人那样，总想存些钱以防不测，所以中国的个人储蓄率全球第一，2009年为51％，逾半收入存到银行。

第四，印度不实行一胎化，年轻劳动力持续增长，目前印度一半人口在25岁以下；而十年之后，中国就将进入严峻的老龄化人口期。未来10年内，印度将有1.36亿人口加入劳动大军。

第五，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英语国家，有三亿五千万人会英语，超过三亿人口的美国。印度的菁英阶层全都会英文，所以印度的企业家和管理层，更有直接进入国际市场的优势。而中国的企业家、管理层绝大部分不会讲英语。

第六，印度主要是接近佛教的印度教文化背景，跟中国的党文化更有巨大差别。在印度知识阶层中，没有像中国那样假文凭、假学位，假论文满天飞的现象，更无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那样明目张胆的“假博士”官运亨通。在印度民间，诚实、道德、荣誉、责任等价值和信仰，仍是社会的主要根基。好的信誉是健康的商业活动的基石之一，而中国这个环节非常弱。

有中国官方或御用学者强调，如果中国实行印度那种选举制度，就会天下大乱；理由是中国底子薄，人口多，资源短缺，文盲多等等。但是，印度的面积还不到中国的三分之一（只有297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相当中国的近三倍，但却养活了12亿人口。而且印度的石油资源，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煤是中国的十分之一。印度的文盲率更远高于中国∶中国成人文盲率目前是9％，印度却是39％。

但是，印度从1947年独立以来，已进行过15次全国大选，政治一直稳定，民主制度相当成功。在这种制度下，再加上面的那些因素，无怪乎《印度龟与中国兔》的作者做出这样的结论∶

“一苹自信的乌龟，大声哼着一支英语流行歌，轻快地超过一苹听不懂歌词、神情有些迷茫的兔子。”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中国人民难道还会上你的当？

2010-11-02T05:15:00.003Z

人民网也Opinion了, 标题很惊人, 内容更是骇人听闻.

王雪飞同学开篇就说:”西方所宣扬的价值观念大多是子虚乌有的，连他们自己都做不到。比如它们宣扬人权高于主权理论，但西方国家能开放边境，让发展中国家的巨量人口去西方国家谋一份职，享受他们干净的空气、洁净的水和卫生的环境吗？”

王雪飞同学可能忘了自己生活在一个户籍制度都没有废除的国家.居然也敢厚着脸皮去指责别人没有敞开国门,让中国人去分一杯羹.可见王雪飞们”所宣扬的价值观大多是子虚乌有的,连他们自己都做不到”. 话说回来,西方列强若如王同学所愿,真的开放边境了,中国恐怕就没几个人住了.到了那个时候的王雪飞同学,一方面想“去西方国家谋一份职，享受他们干净的空气、洁净的水和卫生的环境”, 另一方面又不想中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圈套”,实在是矛盾得很阿.

王同学又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际关系中的不民主。在处于国际生态顶端的富国俱乐部何时给广大后发国家民主、自由，让渡过它们把持的话语权和议价权？”

看来王同学对民主的认识,尚停留在2000多年前城邦制的古希腊”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始民主阶段. 对现代”西方民主”和共和的概念可能是闻所未闻. 王同学大概在幻想,一旦全世界大民主了,占大多数的穷苦人民就要利用人数优势,把少数”西方发达国家”的财富彻底瓜分,来个彻彻底底的无产阶级大革命.殊不知民主之外,还有共和,还有宪政.

实事求是的说,王同学也不是每句话都是100%错误.比如下面这句:“中国人民在追求民主自由的百年征程，也不是没有尝试拥抱和移植西方政治民主模式，但每每都被列强和封建势力联合绞杀，他们只想给中国人以坐稳奴隶的自由。”这句话王同学倒是说了个大体正确,只是把对象搞错了.如果把”列强和封建势力”换成”共产党少数人的利益集团”,就可以给满分了.只可惜王同学接下来又开始胡言乱语了: “更何况三权分立也并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用的模式。”

这样的鬼话, 王同学的文章通篇都是. 当然,除了三权分立,还有四权分立,六权分立,总之是有”Separation of Powers”和”Check and Balance”.反正没有听说那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宪法首先规定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东方倒是有一个—-新加坡. 但是王同学接下来就阐述了, “富人俱乐部里不可能增加更多的人口，因为富人俱乐部的生活方式是无法“普世”的。例如，美国人均石油消耗量是中国的10倍以上，平均1.2—1.3人拥有一辆汽车，这个模式如果搬到中国，中国就要有16亿辆汽车，全球的环境都无法负担这种生活方式。” 新加坡人均财富25万美元, 这个模式如果搬到中国, 2148万人口的收入就要从年收入150美金(按照王雪飞们的算法) , 2.5亿人的收入要从年收入400美金 (按照世界银行的算法),上升到平均拥有25万美金的财富, 那还了得, 那就不是一辆汽车的问题了, 是人均4,5辆悍马了,别说全球,全宇宙都都负担不了.

对了,王同学数学似乎不太好,明明是”平均1.2—1.3人拥有一辆汽车”, 算中国13亿人口,那也应该是13/1.2=11亿辆汽车. 王同学的16亿大概是用13X1.3算出来的.13亿也好,16亿也好,其实并不重要,只是这种小学三年级的应用题都做不好,让我对王同学的智商产生了严重的怀疑.

王同学不仅算术不好,逻辑也不怎样,总在自相矛盾. 一会说“富人俱乐部里不可能增加更多的人口”, 一会又要走“自尊自强的全民族的新路”"民族复兴”, 难道王同学说的民族复兴,不包括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 既然富人俱乐部都已经客满了,咱中国人民还忙乎个什么劲?

王同学不仅算术逻辑不好,对领导的精神领会也不够彻底. 王同学口口声声的说“邓小平对这些论调的分析是令人深省的”,但不知其是不是忘了邓小平同志有一个伟大指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今天王同学居然宣称“富人俱乐部里不可能增加更多的人口”, 不知是何用心!我个人认为, 这即使不算“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也一定属于“混淆视听，迷惑群众”, 肯定不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如此论调,发表在人民网这样广受人民群众欢迎的网站上, “已经脱离了一般的批评性言论的范畴，属于具有现实社会危害性的行为”. 结合之前王同学对走社会主义道路民族复兴的理解,我在此建议国家司法机关对王雪飞的疑似犯罪行为进行调查.

“之所以设立三权分立，表面上看是权力互相制衡，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限制众议院的权力。因为美国的统治阶级认为，离群众最近的权力是众议院，议员是老百姓选的。所以首先设立参议院直接控制众议院，再用总统巨大的行政权力抵消和压制众议院，还通过最高法官否决权限制众议院的权力”

王雪飞同学大是在装糊涂, 美国的总统也是老百姓选的, 而且还是一人一票.不仅每个公民都可以投票, 而且是差额选举!不但是差额选举,还是多党派人士竞争. 顺便再告诉王同学一个惊天的秘密,其实美国参议院议员也是老百姓选的.

“法官又是总统任命的，而且是终身制的。参议员任期6年，而众议员任期只有两年。”

王同学想当然和没逻辑的毛病又犯了,一看到总统任命,王同学就激动了,以为抓到了专政的把柄.既然大法官是终身制,总统总不能把前任总统任命的法官全部废除再任命吧? 既然前任,前前任,前前前任任命的都还在,总统怎么通过最高法院控制众议院? 另外, 参议员任期虽然是6年,但是每两年就会改选三分之一.也就是说,美国每两年就有一次大规模的全民选举.

“西方发达国家攫取了最多的利润，它们的发展是建立在盘剥第三世界国家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把这个财富基础撤掉，其所谓票选制度、多党制度就难以存在。”

请问王同学,美国确立共和制度的18世纪,谁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王同学真应该好好看看自家网站上的这篇文章). 那个时候的美国,应该才是王同学嘴里的”第三世界”吧? 请问美国两百多年前的多党票选制度,又是怎么存在的呢?

“因为在一个利益多元化的社会中，如果利益冲突太大，票选就会失效，就势必通过暴力来解决。要缩小利益冲突，只能靠由国家转移支付的昂贵的福利制度，而这种制度的基础是从全球盘剥来的巨额资源和财富。如果把这个基础撤掉，西方所谓的民主制度、运行良好的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都会崩溃。”

王同学这里又开始逻辑混乱了. 难道王同学是要告诉我们,中国是一个不存在多元化利益的国家么? 王同学是要告诉我们,一个没有票选的国家,可以更好的防止用暴力解决冲突么? 按此逻辑,那么王同学家的防盗门,是不是晚上也不用再关了,反正小偷太想进来,就势必用暴力解决.

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不仅不是民主制度的基础,反而是民主制度发展的结果.王同学在这里完全是颠倒因果.例如在美国,大规模的社会福利制度是在20时机初期和中期,FDR,LBJ时代才开始的.请问依照王同学的理论,之前的民主制度是怎么存活下来的呢?

“比如，2005年法国的巴黎及其它几个大城市出现暴乱，一夜之间400多辆汽车被砸。其主要原因是大量阿拉伯移民移居法国后，就业很困难，特别是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从而对社会不满。其深层次的、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财富问题，因为法国的福利制度不能把所有移民包养起来。”

先纠正王同学一个用词错误, 你说的法国这个事,不叫”暴乱”,应该叫”群体性事件”. 不能因为发生在西方国家,我们就给它恶劣的定性. 按王同学的逻辑, 法国发生了一次群体性事件, 就证明法国的民主制度一旦失去了财富基础就会崩溃.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中国每年上万起,几百万人参与的群体事件,宣布”社会主义民主”已经失败了呢?

“2005年8月，美国东南部比较贫困的圣路易斯安那州和新奥尔良发生飓风后，灾区出现了成规模的武装抢劫、强奸等现象，救灾部队不得不开着装甲车全副武装进入灾区。这样的情景在社会主义中国根本不可能出现。在中国的抗震救灾中，救灾部队是只带着救援工具和物资进入灾区的，大家看到解放军就像看到救星一样，而美国救灾部队是武装进入的，它的直升机是受到枪击的。”

Katrina期间,美国灾区确实发生了治安的混乱,但是绝对没有出现什么所谓的”成规模的武装抢劫,强奸”现象.

当然,王同学说的对, 在社会主义国家, 装甲车是不会开到灾区的, 它们是开向天安门广场的. 中国的人民,自然也是不可能枪击解放军的,因为本来就没有枪,再碰上逢年过节,开个什么会,连把菜刀都买不到,就是想打,也是手无寸铁,自然只有挨打的份了.

最后借王同学自己的一句话回赠他, 有些人”贩卖抽象的、干巴巴的说教和政治名词，掩饰自己的一己之私，终将为人民所唾弃”。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中共需要危机

2010-10-29T03:44:00.000+01:00

人类社会近两千多年以来，主要有两种社会权力结构。一种是金字塔形的君王制，权力来源于家族世袭；第二种是扁平网结构的民主选举，权力来源于选票。共产党的专制体制，和这两种不同，社会权力虽然是金字塔结构，但权力的来源既非世袭（北朝鲜例外）也不是选举，而是产生于一个强势利益集团之内。

通常，人们把这种权力结构称为威权体制，这种说法非常恰当的表达了这种体制的基础，就是需要一个绝对的权威人物立于金字塔的顶端。但问题在于，权威并非凭空而来的，它必须是在危机和解决危机中产生。以中共的体制为例，毛泽东的权威是战争中形成的，邓小平的权威，则是战争（他本人也是军事将领）加后来推动所谓的改革开放政策。如果没有中共七十年代“社会经济陷于崩溃边缘”也就没有所谓的邓小平权威。

共产党的专制体制，是一种半军事化的制度，利于社会动员而不利于社会发展，善于面对危机而不善于解决平衡稳定。这个特征决定了共产党的天下，需要连续不断的危机，进而进行社会动员，产生新的权威以便控制金字塔顶端。因此，共产体制如果继续维持专制，则总有一代不如一代的效应。邓权威不如毛，江权威不如邓，而胡的权威更是处于可有可无的状态。反映在体制上，中国社会运行的效率，同样是江河日下。故当今中国有“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说法。

中共十八大，将产生新的权力金字塔，各方势力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各类消息满天飞舞，互相拆台的情形俯拾皆是。新的金字塔顶端人物，如果缺乏足够的权威，将造成更大的问题。

中共体制效率的丧失，在中国大陆各个社会层面上都十分明显。最明显的，是最近几个月中国国务院在国际问题上和中宣部及军方的对垒。八月中旬，笔者在本栏目中发表“中国外交形势不妙”的文章，仅仅一个半月，中国竟然真的出现了一连串外交危机，包括中日、中美、中欧的关系，都有急速冻结的景象，其实就是中国大陆体制失效的一种反应。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中，强调必须“四个坚持”。这四个坚持，从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虚文开始，最后具体到坚持共产党领导的落实上。而毛泽东思想，根据他自己的讲法其实只有两个具体内容，一个是“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武装暴力夺取政权”，第二个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继续革命，按照毛先生的说法，是要“七八年来一次”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中国大陆，很多中共理论家批评毛泽东，认为这种运动是胡折腾瞎捣乱，殊不知其实七八年来一次对专制体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对于中共来说，有效管治需要绝对权威，绝对权威需要管治危机，遂成为一个恶性循环。目前而言，中共需要一个席卷整个社会的危机。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赞比亚的枪声和中国的矿难

2010-10-26T06:06:00.002+01:00

10月15日，赞比亚南部中国投资的科兰煤矿响起了枪声，中方管理人员开枪打伤12名当地示威矿工。中国驻赞比亚大使馆已经证实了这一事件，并表示中国大使馆已派工作组协助调查。赞比亚警方已将两名开枪的中国人以“谋杀未遂”罪名逮捕。据报道，赞比亚工人的罢工是为了抗议恶劣的工作条件。

这样的暴力冲突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国外媒体多次报道过中国在非洲遭遇的所谓 “群体事件”。一件是2008年三月中国工人在赤道几内亚的罢工被中国建筑公司勾结赤道几内亚警方用武力镇压，两名中国工人被打死，多人受伤。这个事件由于政治上的敏感，中国国内公开报刊几乎没有报导。它发生在赤道几内亚总统奥比昂的家乡一处由中国大连的一家公司承包的建筑工地的从中国招募来的工人中。

赤道几内亚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但其政权也以独裁和腐败闻名。这些中国工人来自山东威海和江苏东海，在交纳了高额抵押金，中介费和管理费后来到这里，很快发现工资饮食卫生居住等条件远不像招工时许诺的那样。于是他们开始罢工，而公司方面竟然叫来当地警察镇压。为了 “维稳”，中国政府迅速包机将400多中国工人送回国内。这样一起中国公司勾结非洲警察镇压罢工并打死自己同胞的骇人听闻的事件，没有在中国大陆的爱国愤青中掀起半点风浪。

另一件也是在2008年，中国有色矿业集团与云南铜业集团投资的赞比亚谦比希铜冶炼公司的工人举行罢工，抗议每个月只有100美元的低工资。罢工工人焚烧汽车，破坏设备，造成巨大损失。事件平息后，中国公司想把所有参加罢工和抗议的赞比亚工人都开除，但却不被当地的法律所允许。

这样的事件在赞比亚并不是第一次发生。2005年，中国有色金属公司在赞比亚投资的一家炸药厂发生爆炸，52名赞比亚工人死亡。事故发生后工人不同意中方公司提出的对每个死亡矿工赔偿近一万美元的条件，要追究公司在安全生产和管理方面的漏洞，于是举行了罢工和示威游行。

有人或许会说：非洲那么大，中国的投资有那么多，出一点事是免不了的，何况中国投资的主要效果是好的，帮助了非洲的发展，是受到非洲人欢迎的。中国驻赞比亚大使馆的官员正是这么说的。他还说一些西方媒体对中国在非洲的这些问题上说三道四是站不住脚的。赞比亚是主权国家，他们有自己的判断和比较。

按照这种说法，“发展”就可以不顾人权，哪怕出了开枪镇压这样的事，国际媒体也没有资格评论。至于国内媒体，一个新华社通稿或者发言人谈话就统统摆平了。

这起中国“矿主工头”在非洲向当地工人开枪的事发生在一个非常特别的时候。最近，智利对受困在井下两个多月的矿工的营救震撼了中国，而前几天发生的河南平禹矿难让人们在比较中又一次看到自己国家和文明世界的巨大差距。尤其是河南省委书记说的那句话：这起矿难之所以性质特别严重，是因为发生在中共全会期间，言下之意是这些矿工死得也太不是时候了。这位省委书记的官场内部的老实话换来了网上一片声讨。但他话音未落，赞比亚又响起了枪声。用中共的官方语言来说，中国在赞比亚的这些个“矿主工头”可以说是“顶风作案”，完全不顾及北京的面子。

赞比亚的枪声和中国前仆后继的矿难向人们提出了两个问题：

第一：中国的矿主工头为什么在非洲也如此嚣张？

第二，不是说非洲比中国落后，所以中国要帮助发展吗？那为什么中国矿难不断，却从来没有罢工抗议的新闻，而在被很多中国人看不起的非洲，那里的工人却动不动就组织工会，发动罢工和谈判呢？牢记西方殖民主义奴役自己祖先历史的非洲人，为什么从来不说罢工和组织工会的自由是西方价值观呢？

中国和非洲，在人权问题上到底谁更先进，谁更落后？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官方为何操控反日游行

2010-10-23T03:52:00.000+01:00

在中日撞船的“钓鱼岛事件”发生一个月后，10月16日东京发生反中国的游行－－其中最值得重视的内容是强烈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专政独裁，要求释放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这与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接受《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访所说有若合符节处－－与此同时中国的成都、郑州、西安、武汉、绵阳等地也相继发生了反日游行。日本是民主国家，游行是可以“事先张扬”的公开行为，因此国内一些高校的学生会在提前得知日本人有反中游行后，随即在官方的授意和放纵下，采取了针锋相对的策略：你游行，我也游行，不仅游行，我游行的人数和城市比你还多，以期在参与人数之众的气势和广泛性上，盖过日本的反中游行。日本反中游行诉求多元，中国反日游行目标单一（这正是游行被官方授意且被操纵的证据之一），从中你就不难感受到真正的游行和被游行之间的实质差别。中国官方这样应对的目的何在呢？这是值得我们深入观察和理性思考的。

众所周知，中国是个没有游行自由的国家，无所不在的变态维稳，非常私秘的小规模游行或者个人抗议之控制都易如反掌，更不用说要通过各种通讯或互联网联系众多人以组成的游行了。东京的反中游行来了个“事先张扬”，那么国内官方的学生会也在官方的授意和纵容下通过QQ和人人网来了个“事先通知”、“共襄盛举”。傻瓜都知道，游行如果没有得到官方的授意和许可的话，公安机关可以格抓毋论。但成都、郑州、西安等地的游行，警方虽然如临大敌，监控人数众多，依旧放任学生前去游行，这说明他们是在用一些听话的学生来“代表民意”。但在一个月前的9月18日，虽然有不少媒体报道北京会有公安局批准的反日游行，但最终不了了之，除了少数围观者外，根本没有什么游行队伍。这说明哪怕在中国官方抗议逐渐升级，在日本用国内法延长扣留船长詹其雄的剑拨弩张的时刻，只要官方不让你游行，你就没办法游行，因为格抓毋论，可以使反日游行者彻底歇菜。

一看你日本有自发的民意要反中，那我中国官方无论如何也要弄点“被民意”出来与你抗衡，不然无法向国内激起的盲目的民族主义情绪交待。因为你一方面信誓旦旦地说钓鱼岛是你固有的领土，但另一方面却不准民间保钓人士到钓鱼岛去表达自己的心声，如此公然的矛盾所积累的不满，没有一个发泄的渠道，对中国官方的统治合法性大有伤害。因此抓住一个日本反中游行的机会，趁机来个反日游行，以便收一石三鸟之效：让民族主义情绪浓烈的学生主体得到一个发泄和释放的机会、继续给日本一点颜色瞧瞧－－你看我们的人民是多么反对你们，你们得小心点才行－－同时也藉此转移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所引起的话题发酵和民间饭醉活动。由于中国没有游行自由，所有民众包括学生从来不曾有过正常的游行训练，在官方的放纵下，就时有打砸抢的行为发生。这种打砸抢的暴民行为，不仅让日方对其在华企业利益忧心忡忡，而且给官方以污名化民众游行并且继续阻止民众自发游行寻找借口。

还有更猛的料在后头。据近日《朝日新闻》旗下的周刊透露，六年前中日之间曾签订有钓鱼岛密约，其核心内容是中国不让保钓船出海、日本则不羁押人。大抵今年菅直人班子上台后，外交部门不知有此密约，日本人扣船扣人，致使中国官方恼羞成怒。中国民间保钓人士李义强在10月19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他相信有这样的“密约”，并且从各方面来论证这个“密约”的真实性，这种变向承认日本实质性管理钓鱼岛的“密约”，被李义强这样的民间保钓人士视为卖国行为。由于日本没有“遵守”这个密约，中国官方因此短时间内高调宣布各种制裁办法，抱括取消许多交往，同时对稀土出口采取限制措施，日本只好先行软下来。但据说日本方面掌握了中国渔船先撞日本船的确凿证据，正等待合适的时机和方式公布出来，以正国际社会视听，看来中日这次纠纷远未到收场的时候。

虽然10月16日中国几座城市的反日游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对日本反中游行的回应。但由于中国的政府运营和外交政策，在许多方面是暗箱操作，外人不得与闻，故对此次游行有多种揣测。因为10月16日中央正在开17届5中全会，在这个比较重要的时刻，居然有“不和谐”的游行出现，于是难免有中央派系斗争的说法出现，这样的猜测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派系阴谋论解释问题总有事实和逻辑上的不自洽。我认为，在二线乃至三线城市的反日游行，更多的是出于控制能力和后果上的考量。这次游行都在二线乃至三线城市，既没有日本使领馆，也没有太多的日资企业（如京、津、沪、穗有太多的日本投资），使得控制日资目标变得相对比较容易。但如此理性的游行算度，到底是由哪种级别的人发出，并且使其行之有效的呢？倒是令人颇费猜度。各处反日游行都有程度不等的打砸抢行为，自然并不出人意料，更令人搞笑的是，一些反日青年竟错把民族主义者崇尚的汉服看成是和服，并且勒令一位着汉服的姑娘当众脱下，以示羞辱。如此自取其辱，也可以反证出被煽动和控制的反日游行，其不理性到了何种可笑的地步。

维权人士陈云飞指出，既然有关方面授意和放纵几座城市的反日游行，那么这几座城市的相关政府部门，应该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开这些他们所掌握的游行内幕，因为这一切并不属于国家机密，公民对此应有知情权。至于说那些被打砸抢的日货及相关企业，是如何赔偿的，也请一并公开，因为不可以随便拿纳税人的钱去做赔偿的挥霍。鉴于2005年官方主导的反日游行，出现的财物损坏，最终为官方不经纳税人许可而让纳税人买单，所以此次民众对于事后的赔偿细节及资金来源，要求公开，自然在情理之中。老实说，在如今群体事件频发的多事之秋，官方为何在此时授意并纵容几座城市的反日游行，其目的并不完全显明。也许这些游行只不过是对10月16日日本反中游行的回应，但是否有考验公安机关控制群体游行能力的意图，以及其间是否有派系纷争在里面起作用，则不能完全确定。勒庞、赖希、霍弗等研究群众心理的学者著作，对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下中国现实中的群体活动，并非没有借鉴意义。群体事件多了当然对社会并非好事，但“国家不幸诗家幸”，对于目下中国研究社会学、传播学、政治学等方面的学者来说，却也是难得的观察样本和机会。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刘晓波得诺奖的争议

2010-10-21T03:26:00.000+01:00

刘晓波成为第一个获诺贝尔奖的中国人之后，在海内外一片欢呼之中，也有相当一股对刘获奖不满的声音。欢呼的理由当然明摆着：中国终于有了第一个诺贝尔奖得主（所有奖项全包括在内，刘晓波是得奖的第一个中国公民），这是中国人的光荣，是给中国民主运动的一支强心剂，是对所有为中国民主化而努力的人们的鼓励，并且可能会给中国迈向宪政民主提供契机。

反对者的理由是：在政治理念上，刘晓波代表要跟共产党合作的妥协派、温和派；同时他也曾排斥某些更激烈抗争的异议人士。所以他得奖，并不能促进中国的民主化运动。在道德人格上，刘晓波有瑕疵：他曾在中共中央电视台作证说，他没有在天安门广场看到杀人，起到了帮助中共抹杀天安门屠杀的宣传作用；他在监狱曾对自己参与八九民运而写了痛心疾首的忏悔书；他这次被捕后，又撰文美化中共监狱和中国人权状况。所以，刘晓波不能成为反抗中共暴政的榜样，也不应是中国异议分子的代表人物。

反对刘晓波获奖的人，列出其他几个过去几年曾获诺贝尔奖提名的人物，认为他们更有资格获奖。这里有一个问题是，那些被提名者在过去几年都没有得奖，那么这次即使不给刘晓波，也不能保证就会给其他几位。很可能就谁都不给。那么在“刘晓波获奖”和“没有中国异议人士获奖”之间选择，从大局着眼，有些对刘晓波的观点和人格也颇有异议的人认为，还是刘晓波获奖比没有中国异议人士获奖要好。

因为，刘晓波获奖后几天内，西方媒体上近年来罕见地一片批评中国人权状况之声。而且，把一个异议作家重判11年这件事定格在西方人头脑中，就会增加他们对独裁中国的恶感。就会给那些以为中国早已不是共产国家的人浇一桶凉水：在中国经济繁荣的背后，邪恶仍在继续。

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次能在中共不可一世的现状下，往中国聚焦一次，密集而全球范围地彰显一次它人权的恶劣程度，这个大局比谁得奖更重要。挪威根本不了解中国人内部那些事情。奖给中国异议分子，带来这样一个全球媒体关注中国人权的效果，总比给西方左派强。刘晓波的问题，是以后我们中国人自己慢慢讨论的事情。

有一种观点认为，和平奖之所以给刘晓波，是因为他对中共持更合作、更温和的态度，而且他对激烈正面反对中共的异议人士持批评态度。因此奖给刘晓波，其激怒中共的程度，比奖给“激进派”要低。但这种说法有一个逻辑问题：

如果你跟西方人说：胡佳、高智晟等人比刘晓波更反共、更不跟政府合作，而刘晓波是妥协、合作的；那你怎么能让外国人理解－－中共为什么判刘晓波最重11年呢？这在正常逻辑上明显不通。但中共重判刘晓波却是有逻辑的。因为他总“惹事儿”。刘晓波曾多次召集各种签名活动，而且签名者多是知识分子、文化人。历来看重知识分子对民众影响力的中共，自然感觉刘晓波那些行为很“闹心”。刘晓波写过多篇观点远比《零八宪章》激烈的抨击中共的文章，都没有被捕（他96年被捕也是因为签名联署）；余杰也一直在写比《零八宪章》更激烈的批评中共的文章，但他不仅没被抓，而且还可以自由地进出国门、甚至去台湾。所以中共明显是对 “签名联署”之类更不能容忍，于是重判，杀一儆百。

另有一种观点，说中共和刘晓波唱双簧，故意阻止了胡佳、高智晟得奖，而给了温和的刘晓波。这恐怕更是无稽之谈了，好像中共操纵诺奖委员会可以像操纵中国人那么轻而易举。虽然我也对刘晓波有相当的异议（见“刘晓波的谏言路能走通吗？”“刘晓波最后陈述的争议”），但却完全不能接受他和中共唱双簧的说法。刘晓波的观点和道德人格都可以、也非常值得讨论；但将其简单化到和中共唱双簧，实在无助于真正问题的探讨。当然，中共在客观上推动了刘晓波获奖，是一个谁都承认的事实。

网络版一个搞笑的段子，说共产党一手制造了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高智晟判三年不行，胡佳判三年半不行，陈光诚判四年半不行，谭作人判五年也不行……终于，刘晓波判11年－－成了。”这岂止是笑话。连刘晓波的妻子刘霞都对香港媒体说：“如果当局不拘捕刘晓波，刘晓波就不会获提名，就不会获奖，媒体也不会这么关注。”

明显地，诺奖委员会是把刘晓波作为中国异议群体的代表来发奖的，这个异议群体，既包括所谓温和派，也包括所谓激进派。而且，刘晓波的确有着二十多年来都在为实现中国民主化而努力的资历。同时他是作家、文学博士，又曾任独立中文笔会会长。这些在一般俗人眼里都是“资格”，诺奖评委们也不列外，别以为他们会把被提名人都仔细研究一遍。另外，哈维尔、达赖喇嘛、图图等人给刘晓波的背书，明显是相当有力的颁奖理由。其他那二百多个候选者，恐怕没有任何人拿到如此“重量级”的背书。所以这次刘晓波得奖，是在中共一手推动下的顺理成章。

反对刘晓波获奖的人士，综合起来有两个方面的担心（说反对刘晓波获奖的人是与刘有什么个人恩怨，也同样是无稽之谈）：

第一，在政治层面，刘晓波所代表的，对中共温和、妥协、合作的态度，会成为被更多人接受的、认为是更正确、可行的中国民主化转型的道路。而激烈否定中共，完全不妥协、不合作的姿态，会受到更多的否定。其结果就是共产党更长期的统治。

第二，在个人道德品格层面，刘晓波缺乏操守，使他不能成为中国异议分子的榜样；他不具备足够的人格力量成为一面中国人反抗暴政的旗帜。在众多政治犯仍处境恶劣之际、在无数人因政治观点、宗教信仰等被残酷镇压的现状下，刘晓波美言中共监狱和中国人权状况，不配做中国人权运动的代表；推崇这样的人物，有损于诺贝尔的荣誉。

事实上，这两个担心可能都是多余的。诺贝尔奖的光环其实早已不那么明亮，诺贝尔奖的影响和作用也相当有限。我们看在美国，戈尔、卡特、奥巴马等，都没有因为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而赢得更多人的尊敬，或更促进了他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今天的美国，是与他们理念相反的“茶党”在风起云涌，领导风潮。

对被压迫者来说，达赖喇嘛得奖21年了，并没有对西藏人权状况的改变起到什么实质作用。昂山素姬得奖也快20年了，缅甸仍是军人政府统治。如果这种速度是高调主张“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们推动本国民主化的一个指标的话，那么中国人在20年内就别指望了。所以，无论是认为刘晓波的获奖能加速中国宪政民主化的进程，或延缓共产党倒台的速度，都是夸大和过高看重这个只有几个人决定、只因奖金丰厚就被过分抬高的荣誉。

且不说诺贝尔和平奖从未给世界带来什么和平，文学奖发了一个世纪，可二十世纪的文学成就，和根本就没有文学奖的十九世纪的辉煌，完全无法比拟。写中文的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已10年了，他和他的作品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对提高中国文学的水准和地位起到任何一丝一毫的作用了吗？今天还有几个人再去看他的作品呢？

至于刘晓波个人是不是道德榜样或反暴政的旗帜，都不会因他是否得奖而决定。这个奖只是把他放在了聚光灯下，给世人更清晰地观赏他和挑剔他，提供同等的可能。

和本文开篇例举的那些为刘晓波获奖而欢呼的理由不同，我认为刘晓波得奖只有三个实际的意义：

第一，诺贝尔奖的闪光灯，照亮了一下中国的黑暗，哪怕只是几秒钟。我们实在太难得有一个机会能“喊”世界媒体都来看看，中国的人权状况糟到何种地步！今天，全世界的人都因为“吃喝穿戴”全是来自中国了，而以为中国快成天堂了。

第二，能够促使刘晓波本人早日获得自由。无论和刘晓波有多大的观点分歧，无论他有多少道德瑕疵，11年的牢狱之灾都是绝不可容忍的。这个诺贝尔奖，踢给中共一个最头疼的球：既不可能无罪释放刘晓波，也不可能重审这个案子；但如果一直关押一个诺贝尔奖得主，那么隔三差五，国际人权组织就会抗议，等于一次再次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人权的恶劣。但无论中共是否会很快放人，刘晓波大概都不会坐满11年监狱了。自由远比百万美元奖金价更高。

第三个是，中国人每年关于要争诺贝尔奖的嚷嚷也该休止了吧。省得大家成天为这个那个、谁该得奖而闹哄哄的，把推动中国民主的事业，变得像是为推动谁得奖似的。而这场推动“谁得奖”的竞争，又把本来完全是理念上争执的东西，转向人际、人事之争。那实在是毫无任何建设意义的浪费精力。

一个诺贝尔奖，改变不了任何中国的现状，镁光灯的闪亮过后，中国人迈向民主的道路依旧艰辛。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诺贝尔和平奖光束刺痛中共

2010-10-18T06:10:00.002+01:00

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刘晓波，不仅是首次颁给一个中国籍人士，更因得奖者是身陷牢狱的异议人士，而招致中国官方的抗议和国际舆论的关注。虽然有一批中国异议人士对刘晓波获奖资格有相当的异议（纽约时报已做报导），但国际舆论普遍认为，这是挪威的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一次非常勇敢的行动，它将引导全球的目光关注中国恶劣的人权状况，并对中国人争取自由的事业具有促进作用。

近年诺贝尔和平奖的选择，因越来越左倾，常引起争议；尤其是奖给一些权力人物。像美国就有卡特、戈尔、奥巴马等前后获奖。极为左倾的卡特，曾赞美卡斯特罗、金正日等独裁者，在美国声望已低到被称为最糟的总统；戈尔则靠渲染全球过暖发了大财，《纽约时报》曾讽刺地说，他可能是全球首位绿色产业富豪（目前身价已数亿美元）；奥巴马获奖，更成为全球笑料，因提名时，他才出任总统12天，什么成就还没有，媒体嘲讽说是“提前鼓励奖”。挪威的诺奖委员会因此被媒体骂得灰头土脸，简直是自取其辱。

所以挪威今年的选择，被视为是一雪前耻。尤其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事前曾去挪威当面警告诺奖委员会主席，如颁给中国异议人士，将会怎么样等等。但挪威的评委们没有畏惧、退缩，毅然做出勇敢的决定。

欧美网路上的评语，可以说传递了普通西方人的心声，他们说，去年这时候，大家乐了一个星期，因奥巴马获奖，实在太荒唐可笑了。而今年的和平奖颁给了中国异议人士，则是正确的选择。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人们，对中国的专制，敢于发出批评和谴责的声音，是对中国人的民主奋斗给予道义上的声援。

近年中国随着经济和军事崛起，共产党对外摆出扩张的霸权姿态，对内则实行更严酷的镇压政策，几乎所有的民运组织领导人，都被抓进监狱；基督徒、法轮功练习者也不能幸免。据人权组织的报告，过去十年，超过十万名法轮功学员被关进劳改营，其中三千多人被迫害致死！而对异议作家刘晓波，去年中共的判决书毫无掩饰就是要以言治罪，以他在网路上发表的六篇文章，就重判了11年，差不多一篇文章就判两年！而西方很多国家，由于看重中国的市场，更由于国际领袖对邪恶的绥靖主义，导致西方对中国穷凶极恶的镇压人权劣行都没给予有效的谴责，更谈不上制裁。所以北京可以肆无忌惮，随欲做恶！

这次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中国异议人士，等于是对北京政权的一次痛击。从目前中共的反应来看，他们是既尴尬，又恼怒，更恐惧，千方百计地封锁这个新闻。但报导说，中国有很多民众放鞭炮庆贺，这是共产党郁卒，老百姓开心的时刻！

和平奖颁奖词明确指出，“中国已违反自己签署的多项国际协议，甚至还包括中国宪法所保障的政治权利。”“在中国国内外，尚有许多人为争取人权出力。而刘晓波被重判，成为中国人权斗争最突出的象征人物。”几乎是明说，这次颁奖给刘晓波，是给中国的整体人权运动的道义支持。

所以，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像一道光束，既刺疼了北京政权，又让世人更看清中国的黑暗，同时也给中国的民主运动注入了激励的力量。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刘晓波将共产党送上了审判席

2010-10-15T03:48:00.004+01:00

（便衣警察在刘霞家门前做出侮辱性手势路透社Petar Kujundzic摄）

刘晓波先生被中共当局重判十一年，为六四以来二十年间最为恶劣的一起因言治罪的案件。当年，作为天安门广场的四君子之一，刘晓波先生是八九民运后期的灵魂人物，虽为此承担了牢狱之灾，但也没有被判处如此重刑。

刘晓波案从开庭到审判的三天之间，全国各地的政治警察们倾巢出动，昼夜执勤。受到其骚扰的独立知识分子和维权人士达数百名之多，这年头不会有人像梁山好汉那样"劫狱"，他们为何还如此害怕大家去法院外边声援刘晓波呢？此次秘密警察行动之规模，创下了中共建政以来政治审判案件中的最高记录。好像不是刘晓波在受审，而是胡锦涛在受审。相比于海外媒体一致严厉声讨中共当局玩弄司法、侵犯人权的恶行，中国国内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报道此案，哪怕是只言片语也找不到。邓小平时代审判魏京生等政治犯，中共的喉舌上作过不少的报道，表明在那个时代中共还有垄断意识形态并对民众实现洗脑的信心，有将政治犯搞臭、搞垮的信心。而在今天，胡温连邓小平的百分之一的自负都没有了，不仅没有让民众相信其"科学发展观"的信心，而且连在喉舌上连篇累牍地批判刘晓波的信心都没有了。他们根本不敢让老百姓知道有这样一个案件，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一旦老百姓作出自己的判断，那判断一定不会"跟中央保持一致".于是，他们对信息进行严密封锁，对批评意见不闻不答，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模样。确实，不是胡锦涛将刘晓波送上审判席，而是刘晓波将胡锦涛送上审判席，就如同当年哈维尔将胡萨克送上审判席、曼德拉将博塔送上审判席一样。

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是对共产党政权的一记响亮耳光。特别是北京此前向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大力施压，甚至威胁挪威与中国的关系也将因此而受到损害。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证明了它具有独立性。

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以前就曾让中共大为恼火：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了达赖喇嘛。但是，2010年的中国与20年前相比有了更大影响力，特别是在当前的金融危机中起到了稳定市场的作用。经济上的成功让有些人认为，这种与"涡轮式资本主义"齐头并进的威权统治是一种有别于西方民主的有吸引力的"中国模式"。关押刘晓波的行动表明，中国政府希望实现的是墓地般的沉寂，而不是真正的稳定，并且愿意为此不惜付出任何所谓的"连带损失"。

诺贝尔和平奖所倡导的和平理念正是为着人类的进步事业着想，其价值目标必然是走向民主与自由，为此必与动辄采用暴力对付民众的专制独裁手段极其政权对持起来。长期以来，处处站在刘晓波对立面上的正是中共政权，它一贯不容忍民众在言论上的任何批评和不满，却还牙以强权的暴力暴政。作为以言论“得罪”中共最为杰出的刘晓波，在与这种极度的非对称力量的较量中，获得了道义和良知胜利的恰是刘晓波，赢得了自由世界的普遍敬意。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中国如何应对“反华势力”？

2010-10-13T09:29:00.002+01:00

成吨成顿的人民币堆砌起来“友谊”，在世界潮流面前不堪一击；中国大陆在国际上面临一个空前的说“不”时代，不是中国对世界说“不”，而是世界对中国说“不”。

当中国的GDP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国内人均收入却排名世界一百多位。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却与49个国家签署了免债议定书，免除到期债务374笔，并将继续免除13个国家对华到期无息贷款债务。官方还透露，2010年中国累计向120多个国家提供了经济技术援助，并向30多个国际和区域组织提供了捐款。而2008年，中国免除46个国家400多亿债务；2009年，中国免除32个国家150笔债务……

甘肃舟曲遭灾时，中央电视台在同一天新闻联播中播出了两则捐款新闻，一则是“为支持俄罗斯抗灾，我国将捐赠100万美元现金和价值2,000万人民币的物资”，另一则是“甘肃舟曲缺乏饮用水和速食面，政府号召大家积极捐款”。相比之下，世界最富的美国对俄罗斯火灾捐款才5万美元，但对中国大陆持续多发的水灾捐了20万美元；美国对中俄的捐款总额，不到中国捐给俄罗斯的四分之一。对当权者一面在国内动员民众捐款、甚至强迫公务员捐款，一面动用纳税人的血汗钱在国际上摆阔显富的行为，国内民众反响非常强烈，被斥为“国际主义精神病”。

但这种“国际主义精神病”由来已久，从毛泽东时代就蔚然成风了。在文革之前，一个中小学生一学年的书费、学杂费只有3元，最发达的地区也不超过4元，另外每人每年补贴6元午餐伙食费；读完初中共计9年，每人合计需要90元。每年6元午餐伙食费补贴，折合每天3分钱，当时两分钱可购买粗粮3两，一分钱可买时蔬0.5斤，足够中午饱餐一顿；但这在大多数贫困地区，6元已相当于农民大半年的人均收入。然而，中国当时每年援助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金钱，却达到90亿人民币！正好可以资助一亿农村儿童读完初中。可是根据中国政府1980年的报告说，文革前中国大陆有一亿学生因为没钱而失学。不过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金钱还是小巫见大巫。那时候，中国援助越南200亿人民币，援助朝鲜200亿人民币，援助非洲国家100多亿人民币。如果按照中国当时的人均最低生活费4元计算，这些钱可以让全中国百姓白吃白喝不干活，就能养活一年。

为此，毛泽东换来了亚非拉一些领导人的肉麻赞颂；什么“毛泽东是世界性的领导人，是鼓舞世界各地热爱自由和人类尊严的革命者”、“毛泽东是第三世界的榜样”，“永远是各国人民的抵抗和斗争的象征”等等阿谀之声不绝于耳；毛泽东也真以为自己是全世界的“大救星”。为了马屁，就肆意挥撒中国百姓的血汗，将中国经济推向崩溃边缘，民不聊生。

如今，这种“精神病”有增无减。今年两会中，中央政府指出：中国实现全民免费医疗每年需花费1千6百亿元，目前中国不具备这个经济实力！今年西南五省大旱，6000万人受灾，损失200多亿，中央拨付旱灾救灾资金1.6亿元。为了赢得金正日的高兴，中国承诺援助朝鲜700亿；2009年，中国累计对朝鲜援助达8千亿元。对朝鲜就援助8千亿，却没有1,600亿解决全国百姓的免费医疗。看看满街的下岗工人，看看贫苦的失学儿童，大陆当权者就是这样奴役国人，笼络“友邦”！然而，这种用金钱维系的“友邦”，没有一个不和中国大陆翻脸。

最早翻脸的是苏联。大陆执政党在建政前，跟在前苏联的后面亦步亦趋的战战兢兢；建政后更是把苏联尊为“老大哥”，自己以小弟自居，但赫鲁晓夫上台后，中苏之间的友好关系出现了破裂，后来更是因为一场著名的珍宝岛战役，彻底翻脸。第二个翻脸的“友邦”，是越南。相比于把苏联称老大哥自称小弟的做法，越南开始是对中国称大哥，大陆则称越南为“同志加兄弟”。大陆把越南比作“同志加兄弟”的时候，越南还处在南北分裂的状态，类似现在的南北韩；北越想要统一南越，最后引入了美国的干涉，大陆出兵越南虽然不如出兵朝鲜那么高调坚决，但私底下的支援却也“很无私”。北越当时的领导人胡志明在中国受到了极高的评价，被称为“胡伯伯”。但随着北越统一了南越，“同志加兄弟”露出了青面獠牙，对中国反噬一口，1979年的时候，中国还被迫进行了“自卫反击战”，大国被迫对小国进行“自卫反击”，成为一个国际先例。第三个翻脸的“友邦”是最著名的日本。中日友好是依托于中美友好的次生友好，如果不是和美国改善关系于前，中日之间无所谓关系的正常化。但中日之间一经友好，很快就超过了中美友好，成为了新一个的中国超级友好国家。以“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新兄弟”出现的日本，给大陆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安慰；“一衣带水”成为日本友邦的专用名词。但是进入2000年之后，“一衣带水”的“水”出现了污染，先是中日两国在教科书问题上互相攻击，接着在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上再起波澜，最终导致了钓鱼岛问题的针锋相对。虽然双方还没有兵戎相见，但双方却都在咬牙切齿。

如今的中国大陆“友邦”，似乎只有用“鲜血凝固”起来的情谊而“弥足珍贵”的朝鲜了。不过，这“弥足珍贵”的友邦，却象一个市井泼皮，除了给中国惹祸，就是对中国耍赖。

有人说中国大陆的当权者真傻，用钱买气受。其实，统治者从来都不傻。无论是毛时代中国外援高达国家财政总支出的6.92%，名列世界榜首，还是最近中国在朝鲜、非洲大搞无偿贷款、巨额投资等，当局之所以这样处心积虑的做，都是为了在国际社会争得一席之地，以巩固其统治，以牺牲本国民众利益为代价，为其在联合国舞台上争取一点点话语权。中国权贵阶层需要在国际上豢养一帮小喽啰，为其生存危机壮胆吆喝；因此，官方的外援有着内在需求的必然性。

目前，大陆当权者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援助津巴布韦、苏丹、朝鲜等邪恶国家，正如世界银行所谴责的那样，中国的援助抵消了国际社会“以经贸促政改、以经援换人权”的努力。当权者以“不干涉内政”为藉口，在政治上充当这些腐败政权的代言人和所谓协调者，并以此为筹码，与民主社会讨价还价。

尽管这种金钱外交有些效果，比如联合国至今还没能通过任何谴责中国大陆人权状态的议案，但中国大陆纠集独裁国家组成灰色阵营，与文明世界分庭抗礼的做法，已经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效果也很快就显现了。2010年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11.1%，应该是全球最高的；不过，同期中国大陆的“敌人”增长得更快，有人在谈论对中国的“C型”包围圈，还有人在谈论亚洲版的北约，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像坏孩子弹弓上弹出的石子，今天弹到南海，明天弹到黄海，后天还会弹到东海，激起周围国家千重浪……

中国历史上对外关系的三种模式：天朝时期的“朝贡模式”，毛时代的“革命模式”，和邓小平时代开创至现在集大成的“互惠模式”。按照前两个模式，中国少不了敌人，凡是“拒绝朝贡或拒绝认同中国革命的国家”都“可能是潜在的敌人”。互惠模式就不同，“它既是平等的，也是普适的”：说它是平等的，因为它的基础是全球化时代的平等自由贸易，不是殖民主义时代的殖民与被殖民的不平等关系；说它是普适的，因为它不具有任何政治与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排他性，也不预设任何非经济的先决条件。这种现实主义模式把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看成是高能加速器，发生外交关系的国家就像两束高速相遇的粒子，通过“热烈拥抱”而增加双方的能量。正是因为这种模式的巨大吸引力，中国才能史无前例地一次同时拥抱这样多的非洲国家。当然也热烈拥抱了其它几乎所有国家，包括美国和俄国。

可是，现在某些国家突然在中国的怀抱里动起了刀子。为什么？因为国家和个人一样，决定其决策的有两个基本模式，一是“后果模式”，第二种是“身份模式”。“后果模式”，类似经济人模式，就是利益最大化模式，当人们按后果模式做决定前，要掂量可供选择的各种方法和途径，评估它们的价值，然后选择能带来最大利益的方法。“身份模式”则不同，为了确认自己的身份，不计后果。210年3月以后至今，中国大陆为了袒护“血盟兄弟”朝鲜，将自己逼离了“后果模式”，进入“身份模式”轨道。在此事件上，中国大陆的作为，已经不考虑国家利益，而考虑的是国家身份。30年来国家身份的战略模糊，被朝鲜牌的显影液显影了。中国大陆在这次事件中，彰显了自己的身份，让人进一步看清了真面目，所以周边国家突然在中国的怀抱里动起了刀子。

所以，世界上的“反华势力”突然多了，几乎到处都是。

对此，其实大陆高层和中国社会底层都看得非常清楚了。然而时至今日，仍然有部份中国人似乎出自“本能”，拒绝接受这个社会现实，充当睁眼瞎。近一个月来，中日钓鱼岛事件沸沸扬扬，国际社会没有一个国家表示支持中国。凤凰名博杨恒均先生说，“如果就事论事，这次钓鱼岛事件主要责任在日本，有争议的岛屿，已然被你霸占，却还要进一步宣示‘主权’，逮捕我船长，实在欺人太甚。可是，这样一起是非分明的国际事件，当中国需要国际上‘人心’支持的时候，你看到200多个国家，几十亿人，有几个站出来为中国说过一句话？这种情况，中国学者，以及中国当局不可能没有注意到，这是很罕见的现象。想一想，怎么会走到今天的？奥运会插遍各大洲的五星红旗在哪里？中国崛起的豪言壮语换来了什么？成吨成顿的人民币堆砌起来大外宣，得到了这样的回报？”

他说，十几年前，当和我同龄的那几个人还没有拼凑出《中国可以说“不”》的时候，我就在共和国最前沿的阵地上对西方列强说“不”。这些年下来猛然发现，原来我们除了对普世价值，对先进的价值理念与政治制度坚持“绝不”之外，我们的一切都西化了：你还能找到一块不是按照西方发展模式建设起来的中国土地？连电视里吸引了亿万中国青年人的电视节目，几乎都是从西方五六年前的老节目改头换面全盘引进的……。世界已经变成地球村，这一切引进本来无可厚非，可恰恰是我们对支配与指引这些物质的价值观与政治制度说了“绝不”，结果让这些东西在中国都一个一个地走样了，弄得面目全非，我们认不出，世界也认不出——这个时候，还有极少数愚弄人的掌权者在那里有气无力地主张说“不”，但谁都听得懂，他们只是不想放弃手里的绝对权力……。

如今，“海外反华势力”这个概念，虽已深深的印在了中国人的心中，但是“海外反华势力”到底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反华”？却没有几个中国人能够说清楚。它就象一段梦魇，被既得利益集团制造出来，几十年来牢牢的植入中国人的头脑中，让人恐惧，让人仇恨，但是又没有人真正的知道为什么要恐惧，为什么要仇恨。而教科书和报刊资料中，也从来没有、也不可能给它一个完整的、清楚的解释。其实，所谓“反华势力”的概念，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中从来没有过，而是既得利益集团当权之后刻意制造出来的，并故意混淆概念，把全世界对“共产主义”这个幽灵的反对，故意说成是对中国的反对，挑动民族情绪。

为了让中国人盲目维护既得利益集团，而不倾向于自由社会，既得利益集团就制造一个“反华势力”的名词，然后几十年来不断的通过歪理和谎言强化这个概念。其目的就是欺骗人民，在人们心目中制造一种中华民族和国际社会的对立，让中国人从内心自觉的不接受其它国家的自由理念，不接受西方社会对中国人权的关注，不认同全世界对既得利益集团暴政的谴责，从而使政权得以苟延残喘。

然而，当中国大陆民生凋敝、人权不保，“海外反华势力”的猖獗，就再也得不到老百姓的一致抵抗。正如大陆高调“保钓”中有老百姓悲愤地说：“现在我们是生活无着落，土地都被他们抢夺光了，可以说是没有立锥之地了，作为一个公民，你没有家了，哪来的国？我们这些被压迫的、被奴役的农民，我们的国家在哪里呢？！”美国军舰在南海军演的时候，网上居然出现大量“何时到中南海军演”的呼声。

事实说明，成吨成顿的人民币堆砌起来“友谊”，在世界潮流面前不堪一击；中国大陆在国际上面临一个空前的说“不”时代，不是中国对世界说“不”，而是世界对中国说“不”。而互联网的发达，使得国内民众不断觉醒，再多的“五毛”也无法改变这个现实。现在执政党和政府如不再加速推进以民主、人权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恐怕真会应验温家宝的话，“只能是死路一条”了。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Liu Xiaobo, the honor of China

2010-10-09T08:37:00.000+01:00

Liu Xiaobo, won the Nobel Peace Prize this year. He is the second Chinese who get this honor after the Dalai Lama in 1989.

Perhaps you know the democracy movement in the spring of 1989. The protest on Tian’anmen Sq., Beijing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during the tide of communism’s collapse which deeply influenced the East Europe and Russia. Unfortunately the movement ended in massacre on 4th Jnue, 1989. Till now nobody knows the death toll, how many people arrested, it is still a sensitive topic in China after 20 years.

Obtained the M.A. degree i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Liu Xiaobo was popular in area of literature. Then he became an human rights activist and one of the leader of democracy movement in 1989. After the failure of the movement he was jailed. As the signer on Charter 08, Liu was sentenced to 11 years in jail on December 25, 2009 after a local court in Beijing convicted him of agitation aimed at subverting the government.

The Nobel Peace Prize is the best response to Communist Party, authority should be ashamed. In the past, Chinese government and official media were always trying to derogate freedom fighters, by using all media sources to dispraise them. But now, Communist Party lose its confidence of brain washing. As the develop of the society, Communist Party is losing the power of control, especially on the internet. You can find many Chinese people are talking about the event, although authorities set up the Great Fire Wall to censor the information. All the things about Liu Xiaobo on traditional media is a short government statement to denounce the Committee of Nobel Prize. Official media keep silent about Nobel Peace Prize, they even dare not to denounce.

Their are many other political prisoners in China. The Nobel Peace Prize is a courage to Chinese people, the world doesn’t forget people in prison.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中国特色”民主之“先进性”何在

2010-10-07T10:08:00.001+01:00

在深圳，温家宝高谈“政治体制改革”，胡锦涛阔论以其“科学发展”为核心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体制改革，激起舆论热烈议论。而《光明日报》、《求是》杂志等中共喉舌，唯恐人们误解了中共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厌其烦地诵念“紧箍咒”，要求“划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

可怜，这些喉舌自诩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吹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历史上先进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民主”，以为把出自西方社会的马克思学说，这样胡乱地“中国化”一通，就可以成就他们所谓“创新理论”。

早些年，中共为其“社会主义”建立论述体系，曾煞费苦心，将中国社会基本矛盾论述为所谓“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如此将社会制度脱离现实社会生产力性质制约的论述，视为中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业之先声。如今，中共苦心经营的计划体制在改革开放中被否定，市场经济发展难以阻挡，现实生产力性质的决定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显现出来，它先前的论调不能不有所收敛。然而，“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思维惯性根深蒂固，不时地还是要厚著脸皮吟唱一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历史上先进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民主”，就是最新的一轮演奏。

那么，如此先进的“民主”，其“先进性”究竟从何而来？

喉舌“秋石”声称，“马克思在谈到人的发展历史时，称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独立性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俨然以“理论权威”面目出现的“秋石”，在这里自作聪明地耍了个手腕──“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马克思看来，是自然经济之后的“第二大形态”，即市场经济的特点。这一特点，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表现得最为明显，而在号称消除了资本主义，却还是难以回避市场经济的中国社会，也同样存在。

这种“物的依赖性”普遍存在著，可以表现为依赖金钱，也同样可以表现为受到权力的制约，而后者，在东方社会表现得更为突出。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应在权力异化方面多下功夫，但是，中共喉舌们念念不忘的是批评“金元民主”，对于中共一党专政下权力对民主的压迫，则避而不谈。其实，在民众相当普遍地拥有资产性财富的社会变化影响下，所谓“资本主义民主”已经有了极大发展。民众权利与（资本与政府）权力之间的博弈，实际体现著社会中“物的依赖性”本身发生的变化。形成对照的是，“社会主义民主”名义上“以人为本”，实则以权力及资本为本。在这里，权利受到严厉限制和压迫，民众在社会事务中只能旁观权力部门以及垄断国企的博弈，实为“物的依赖性”泛滥之典型。

喉舌们喜欢嘲笑西方社会选民投票率低，只因它可以较真实地体现那里的人们对于政治的淡漠，而喉舌们不好意思提及的是，网络中的政治参与正在西方社会里兴起，在线“微支付”，以及社交网络与微博客，诸如此类的变化，改变著“金元民主”的面貌，而中共对这些变化的防范，也的确在全球堪称独领风骚。

喉舌们自己身在“物的依赖性”之中而不自知，自然就不知道那“先进性”来源可疑，于是也就免不了有更多的胡说八道。

中共反对“三权分立”，喉舌们给出的理由是，“权力多元行使”，致使“各权力机关之间互相扯皮、互相掣肘和政治权力运行效率不高、成本昂贵”。于是，中共掌中的“民主”标新立异，党权凌驾于立法、行政、司法之上，言论出版结社等诸项权利的立法，都止步不前，但是，“各权力机关之间互相扯皮、互相掣肘”，还是无法避免。

在改革开放中，为避免这样的状况，曾设立体改委，时任总理赵紫阳即为其第一任主任，并聚集了一批视野较为开阔的中青年学者，协力推进改革。“六四”后，体改委逐渐消失，“一部门牵头、多部门参与”的改革模式恢复了以往的风气，“互相扯皮、互相掣肘”愈演愈烈。不久前，《中国经济周刊》报道了收入分配改革步履维艰的内情，指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迟迟不能公诸于众，很大原因就在于这种模式下部门之间的利益较量”──“改革的历史经验表明，越是宏大的改革主题，越是从枝节入手，结果是宏大的改革思路碎片化，碎片之间盘根错节、相互掣肘，最终宏大的改革思路难以实现”。

无独有偶。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最近发表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的外交决策过程受制于代表不同利益的不同行为者的影响，变得更加费劲和复杂，并且一再导致外界误解。“德国之声”对此的报道，用了一个颇为传神的标题：“半打新厨师参与搅和外交政策的汤”。

当今社会，多元化乃显著特征，权力是多元的，权利也是多元的。权利与权力的博弈，权力之间的博弈，在现实的民主生活中难以回避，也难以或缺，否则，民主本身就变得可疑了。

当年，托洛茨基与列宁一起消灭了多党制，但他后来发觉，不允许其它政党存在，不同的阶级利益之影响就会在共产党内表现出来。在中国，到“文革”后期，毛泽东也以他的方式认识到这一点，却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只好忿忿不平指责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文革”结束，中国转入改革开放，而现实的变化，却未能使得顽固的中共转变思维，它仍然坚持它的一党专政。

喉舌们要论证中共一党专政，还是同样的思维方式──他们争辩说，中国实行多党合作，而这种合作，“需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才能长期稳定地向前发展”。若指望他们能有所长进，实在难乎其难。

中央计划经济曾经辉煌过，然而它终究在现实的发展中被否定。至于一党专政，其历史渊源可谓悠久，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有类似的信念，甚至自诩“天子”，而中国否定帝制已近百年，中共的顽固坚持，不过是延续他们的愚蠢而已。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专业截访安元鼎对人权白皮书的贡献

2010-10-05T08:17:00.002+01:00

9月26日中国的国新办发表了2010年的中国人权白皮书。这个白皮书全文有七大部分，都是非常枯燥的数字，大部分是和去年同期相比较，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大概很少有人会把它读完，就是读完的人可能也记不住，新华网大概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在网上选了一些重点，分别起了一些小标题来做小的段落的报导，其中最热门的可能是关于信访工作的那一条。

网易在转载新华网的报导的时候，用的题目是：〈2009年中国人权白皮书－信访总量连降5年〉，它的核心提示就是说国新办26号发表的这个〈2009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里面提到2009年全国信访总量同比下降2.7%，连续5年保持了下降的态势。这也是网上跟贴最多的，网民意见最大的也是这条消息。在跟贴上说是参与的人有16万，显示是9,585条，这是在人权白皮书这条消息发出来当天网民关注的情况。

第一个问题就是信访总量为什么需要下降？显然在白皮书里面它是把信访总量下降作为一条正面消息来报导的。我想这首先要从信访工作的性质来说起，因为信访工作可以说是最具备中共特色的制度了。在西方国家他有了问题，一般都是要找相关的部门，但这个相关的部门是确有其部门的，只是说根据你这个问题就有这么一个部门，这可不是中国那个被人称为最神秘的、永远也找不到的所谓有关部门。这里这个相关的部门是很明确的。

中共是很特别的，它的政权也是相当特别的，就说这个江山它认为是它武力打下来的，它也知道这个江山打下来以后是没有民意基础的，因此它就需要制造出这个执政党和人民紧密连系的假象，信访办就是要建立这种假象的这个动机而应运而生的。所以信访办不是今天发明的，1951年中共建政不久就建立信访机构和信访制度，当时建的目的就是想表现中共这个党和人民紧密连系的。到了文革结束一段时间，信访工作的量非常大，主要是解决文革遗留的问题。

中共的这个信访工作它并不是一个正常社会的常规操作，而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手段，在这里是政治上的形象工程的需要和特殊事件的需要。政治上的形象工程那就是刚刚建政的时候要表现它政权的合法性和民意基础，而特殊事件的需要就像文革结束以后，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信访工作主要是解决文革的遗留问题。到了1995年，第一个信访条例出笼，2000年信访办升格为国家信访局，这个就有点奇怪了。按理说，在一个国家走向正规化以后，就是随着政府职能、司法机构职能的完善，对于信访这种革命时期工具的需要应该是下降而不是上升，而95年到2000年这一段时间，按说起来应该是国家机构职能完善的一个过程。这就说明了几个问题。就是说在90年代到2000年这个阶段，整个社会的矛盾是激化的，也就是说冤假错案层出不穷，这种社会不公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政府正常的疏通环节，要就是没有疏通环节，要就是这些疏通环节没有起作用。第三，就是司法不公，使得在一般的西方国家可以有法律来解决的问题，在中国无法解决。第四个，就是中共一直到现在为止，它都没有解决政权的合法性的来源的问题，所以还需要信访这个系统、这个制度来做为它合法性的民意基础。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到了90年代末到2000年初这段时间之内，为什么要加强信访工作呢？实际上这时候信访起到的是一个常规的社会减压阀的作用，而本来这些社会减压阀的作用，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是由其它社会、政府和司法的职能来完成的。由于社会其它管道的不通，社会矛盾又愈来愈严重，这个巨大的社会压力没有出路，最后就向信访这个社会压力最后的减压阀去聚集，结果就使这个减压阀不堪重负。所以到了2000年的中期的时候，中共最终决定要减少，最终封闭这个减压阀，它的代表就是2005年的信访条例。

那不管怎么说，信访在这里我们看到，它不是一个政府的功能，而是一个党的，是中共的统治机制的一部分。这个信访工作以新华网2009年有一篇文章，就是分析60年信访工作的，它的性质用一句话概括叫作：“为党分忧、为民解难”。那“为民解难”这句话是假的，而且是排在后面的，最重要的是“为党分忧”，所以它是党的工具，而不是政府的工具。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信访的总量为什么需要下降？是因为中共到了后期，把信访工作数量巨大、不堪重负看成是一个不好的形象，所以为了解决它的好的形象的问题，而且是为了解决共产党的形象，而不是政府的形象问题，它要减少信访这个数量，因此信访数量的减少是必须的，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信访的总量是怎么下降的。

有两种方法是可以把信访的总量下降的，一种是实际数字的下降，这个下降就需要各地的暴力截访；另外一种比较简单，就是按照去年同比编一个数字就可以了，它的技术含量就体现在所编造的这数字的大小上。像这个2.7%就比较合适，它不会让人觉得减得太多不可思议，和大家所实际看到的情况太不符合。另外一个，稍微减一点，明年还有继续减少的余地。对于编数字这种方式来减少信访总量，各地的官员可以说是驾轻就熟的，它符合这个官场上数字的重要性的这个规律。

首先这个要求是自上而下的要求，就是说要求减少信访总量，这个要求是来自中央的。它一旦和领导责任制挂勾以后，每个官员他都会编，只不过有的时候地方官员由于过于热情，任务完成的过分好了，中央就不得不对这些编得有点离谱的数字做出修改，结果是各地数字汇总以后和中央发布的最终的数字不符合，这个在中国的官场的数字上体现得最充分的就是GDP的数字，各省的数字累加起来一定超过中央的。对于前者，就是实际数量的下降，就是真实的到达中央或者是到达省一级的数字的下降，是通过各地的截访来完成的，怎么完成的？我们不去分析各地的情况，我们最好的注解就是同样在9月份曝光的北京专业截访公司“安元鼎保安公司”。

这个职业截访的公司是愈办愈火红，它从2004年以50万元注册资金开设这个公司，到2006年转让给现在的拥有者，注册资金增加到1百万，2007年全年的营业收入仅仅为861万人民币，而到了2008年这个数字就变成了2千1百万，就是说从2007年到2008年这一年之内，营业收入增加翻翻还不止，而很多人认为这个数字还是远远偏小，就是隐瞒了很多真实的收入。也就是说明对于截访的要求需求量之大，使得这个截访的公司的营业额在一年之内就翻到几千万。

记者在采访的时候就说到各地的驻京办都有这个公司的电话号码，显示这个公司生意非常兴隆。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推理，就是说如果信访人数减少了，截访公司的业务肯定会减少而不是暴增，反过来说，会不会是由于截访的业务暴增，截访如此有效而导致上访数字的减少？这个简单的推理就说明，真正的上访的人数很可能是增加的，如果说事实有减少的话，很可能是由于暴力截访的结果。

在这个人权白皮书里面当然还提到了中国人民享有充分的互联网上的自由。那我想凡是在中国上网的应该都有体会，我们这里就不会去谈太多，因为这些例子也太多了，那我们还是以刚才所提到的“安元鼎事件”为例子，因为这个案子比较新，而且是直接的，我们很可以把它和现实做一个强烈的对照，就是互联网有多自由。财经网在9月13日在网上发了一篇题为〈保安公司专职截访〉的报导，揭露的就是这个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拿地方政府的钱来帮地方政府做截访，就揭露这么一个罪行，仅仅过了24个小时，国新办亲自出面把这篇报导做了撤稿处理。

国新办就是这个发表了人权白皮书的国新办，那是13日的事情。到了20日下午，北京市朝阳区公安局的网监处的警察就上这个财经网的部门，去上门恐吓去了，结果还是到后来由《南方都市报》的一篇报导，就是〈安元鼎北京截访黑监狱调查〉，打破了这个封锁。这里有人说是异地报导起的作用，不过我认为还不完全是，因为封锁消息的绝不会是北京当局，北京当局没有办法去封锁全国的网络，国新办的干预和全面的网络封锁，它这个已经超出了北京当局的这个权力范围。

网络上现在到什么程度呢？你如果到百度百科去查安元鼎的话，我查的结果是：“对不起，您所要查看的词条无法显示”。在这个白皮书的全文登载的网易的跟帖上面显示，参与的人是1,072人，跟帖是126条，但只有24条显示。尽管如此，还是没有一条显示出来的是支持白皮书的观点的，没有能够被显示出来的 102条，很可能观点更激烈，那么这102条到哪里去了？这就是这篇显示中共互联网自由的白皮书所显示的互联网的自由。这还是最好的，它还有跟贴，包括凤凰网在内的很多大网站跟贴都关闭了，天涯社区关于这件事的论坛也关闭了。

当然安元鼎公司只是一个工具，它是谁的工具？在它自己的网站上它声称它是北京市公安局授权的，但是北京市公安局所授权的保安公司里面并没有安元鼎公司。根据报导显示，安元鼎公司实际上是国家信访局下属的部门，也就是说由信访局养着这么一个截访的公司，来减少到国家信访局去上访的人数，这是一个非常荒唐的事情，也充分显示以信访这一件事情为例子的人权状况究竟如何。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人权白皮书是写给谁看的？从跟贴和网路反馈的情况来看，显然白皮书并没有骗得了中国大陆民众，连五毛好像都不敢出头来唱赞歌，或者是不好意思出来唱赞歌，可见中国大陆的民众对于白皮书里面所谈到的中国人权情况是认识得非常清楚的。人权状况究竟怎么样？以前人们还认为自己身边发生的，自己看到的事件是特例，其它地方可能不是这样，全局不是这样，但是随着人口流动的增加，互联网的普及，人们越来越发现这种恶劣的人权状况是普遍现象，所以受骗上当的人是越来越少了。以前有人相信中共所说的“人权最基本的是生存权”，就像白皮书里面第一部分说的，但是人们发现现在最基本的生存权，衣食住行当中最基本的这些生存权里面有很多仍然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或者是比以前更难实现的梦。像居住权就是一个恶梦，居住权包括不被任意拆迁的权利，现在没有人能够保证自己有不被任意拆迁的权利。还包括什么呢？包括“蜗居”这个电视里面反映的实际情况，还有更糟的蚁族，还有高房价，很多人一辈子都不敢想像的高房价等等。另外像食品安全、饮水污染等等影响到每个人每天生活的这些生存权都在日益恶化的时候，白皮书在国内除了被人嘲笑以外，不会有其它任何别的意义。

从发布人权白皮书的部门来看，它也不是针对国内的，国新办虽然从名义上看是一个国务院的部门，但它的实际控制权却是中共中央，因为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就叫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外宣办。这一类在中国是个很特殊的机构，叫做一个部门两块牌子，像这种机构相对于政府而言，实际上它的作用、它的重要性是对于中共的利益更加重要的部门，它主要是贯彻中共而不是政府的政策。

全世界的人权报告都是指出人权状况的不足，对其它国家对于本国都是如此，它的目的是找出问题以便于改善。一个人权非常好的国家它是不需要去吹嘘自己人权状况好的。尊重人权的国家不管是政府机构还是民间机构，都是针对本国和外国侵犯人权的行为提出批评的；人权记录不好的国家，民间机构有的是有机会提出批评的；而当侵犯人权成为政府行为的时候，民间有的时候就不被允许提出人权问题，当局也不会提，所以这种情况下，人权记录极端恶劣的政府和民间都不会写出人权报告来，民间是不允许写，政府是不需要写。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共产党只要钓鱼台不要钓鱼岛

2010-09-30T09:21:00.001+01:00

最近中国渔船在钓鱼岛附近被日本当局扣押，引起中日关系紧张。虽然中国政府几次向日方提出抗议，但并无什么实质性行动。中国船长仍被日方扣押，进行调查取证等法律程序。

很多“保钓人士”要开船去钓鱼岛，誓死爱国。但是，如果真的爱国，真的看重领土，他们首先应该去跟自己的政府交涉，因为中共政府，早就放弃了钓鱼岛。

在《钓鱼岛吊愤青胃口》一文中，曾例举了毛、邓时代，中国政府跟日本签的两个重要文件（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1978年的《中日友好条约》），这两个中日间的重要条约，全都没提到两国有领土纷争，更无一个字提到钓鱼岛。

1972年中日建交，按道理，如毛泽东们认为钓鱼岛是中国领土，这当然是跟日本交涉的最好时机。即使不能解决，起码也应在《联合声明》写上一笔，留待以后解决。但是，这个联合声明，不仅只字没提钓鱼岛（更别说什么争主权了），甚至连二战时日本侵华造成的二千万中国人死亡的战争赔偿，毛泽东们也都一笔勾销，全都放弃了！

八年抗战，中国人在小米加步枪，以一个农业社会，各方面条件都不如已进入工业社会的日本的情况下，惨烈抗战，死保家园，付出了二千万生命的代价！经济损失（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资料）达五千亿美元！二千万条命值多少钱？生命无价！但即使每家赔偿五万美元，也要一万亿美元。而日本的外汇存底全球第二，至今年八月，才是一万亿美元多一点。要日本赔这一万亿美元，还是归还全部面积还不到七平方公里的钓鱼岛等八个无人小岛，日本会算这笔帐。但是，毛泽东们却大笔一挥，全部对日战争索赔不要了，钓鱼岛，更没有提，等于全是日本的了！

后来邓小平复出掌权，跟日本签的《中日友好条约》，更是被中国政府重视，前两年，江泽民、胡锦涛还在北京隆重庆祝《中日友好条约》签署三十周年，把它视为对日政策的基石。但是，在这个条约中，也是没有一个字提到钓鱼岛，更无任何字样，说中日两国有领土纷争。

不仅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们，都不跟日本人争钓鱼岛，即使后来的中国掌权者江泽民、胡锦涛，他们也没有争。江、胡作为国家主席，都曾去日本访问，但他们在日本的公开演讲、谈话，从来没有提过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一次都没有！

如果他们因为是到日本访问，考虑东道国的感情和面子，不便提钓鱼岛，那么他们在北京，在自己的钓鱼台国宾馆接见日本客人，又有哪次提过钓鱼岛？起码我没有看到任何这方面的报道和记录。

钓鱼岛作为琉球（冲绳）群岛的一部分，二战后一直由美军管辖。但是，当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跟毛泽东谈中美建交时，从毛当时跟尼克松的所有谈话记录，都没有看到提过钓鱼岛，更没有要求美国把它还给中国。在美国把钓鱼岛还给日本“管辖”，日本把它正式划入冲绳县行政区之后，毛泽东、邓小平们，才跟日本签的上述那两个中日声明和条约，他们清清楚楚知道钓鱼岛的归属情况，但却在跟日本签约时，全都回避了这个问题。这不等于是默认了日本拥有钓鱼岛吗？

共产党的掌权者，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全都放弃了钓鱼岛！所以那些热血沸腾的“爱国者们”，就别顶着风浪开船去钓鱼岛了，先开车去北京的钓鱼台吧。先去跟皇上问问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然没人会告诉愤青们，中南海的主子们才不在乎什么钓鱼岛呢，他们只要钓鱼台。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随心所欲地跟外国人签任何条约的权力、永远坐享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的绝对主子地位，才是他们真正要保住的。

那些连自己的“蜗居”都保不住的愤青们，轰轰烈烈地誓言“保钓”，实在让钓鱼台的“皇公”们开心。因为，他们清楚，如此“保钓”实在不错，转移了不满对象，绝对是帮助他们保住“钓鱼台”，保住大共帝国。那些作秀的愤青们，哪怕有一丝真正的爱国情，也应该明白，只有结束共产党的统治，使中国成为民主国家，才可能有真正的外交，真正的国格，真正的国家尊严。一句话，只有先拿回“钓鱼台”，才谈得上要回“钓鱼岛”！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安元鼎事件的两种解读

2010-09-29T03:16:00.001+01:00

南方都市报记者经过半年慎密调查，初步揭开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私设监狱黑幕，触目惊心。

作为一家私营保安公司，安元鼎的业务范围超乎寻常。其最为特殊之处是同中国地方政府签订商业合同《特保护送服务合同》，由安元鼎公司私设“监狱”，私设“特勤”，关押、控制上访者并将访民押送回原地，移交当地政府。其中对上访者的关押、押送、遣返等每一个环节均是明码标价，按照市场规则运作。安元鼎的所谓“特勤” ，其制服与警察完全一样，所执行的任务也同警察无异，可称为私立警察。

安元鼎的出现并非几位利欲熏心的不法之徒异想天开的结果。恰恰相反，安元鼎是在近几年中国社会秩序急剧恶化，官员贪腐病入膏肓，社会诚信加速丧失，法制建设大步倒退的环境下出现的。各地官员通过强拆民宅，侵占民地等手段疯狂敛财，将一批又一批的中国民众赶上了进京上访之路。也正是因此，中国社会用于维稳的经费才超过了国防开支。面对此种局面，北京政府不仅严令各地人员进京截访，并将访民进京人数与当地官员的政绩挂钩。正是因此，截访成为地方政府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为了保住财源滚滚的乌纱帽，为了有朝一日更上层楼，各地官员不惜动员人力，无所不用其极，誓将上访人士抓捕归案遣返回家而后已。在这种情况下，安元鼎私设监狱，私设警察乃是应时运而生，解救地方政权于危难之际的天赐良策。

安元鼎绝非孤案。《瞭望》周刊2009年曾披露：相关省市在中国首都北京设立临时劝返场所有73处。毫无疑问，这些所谓临时劝返场所即是各地私设的 “黑监狱” 。安元鼎事件曝光之后，舆论惊呼此案性质恶劣，其对访民的凶残狠毒令人发指。正如各地在拆迁、征地过程中组织黑社会人员、无业人员充当打手一样，众多中国国内评论认为，这一事件的严重性在于其显示中国社会的进一步黑社会化。

据悉，北京警方已以涉嫌“非法经营和非法拘禁”立案侦查安元鼎。但是，从法律角度讲，安元鼎是正式注册保安公司，2008年甚至被评为A级保安公司。安元鼎同地方政府签订合同阻截访民并借此获利是否非法经营？安元鼎以一私家公司之力为国家维稳效力是否非法拘禁？

对于安元鼎现象，可以作出两种解读。一是将中国目前社会仍然看作极权主义体制，尽管这一体制已经进入尾声。国家对意识形态、镇压机器、社会经济命脉仍然牢固掌控，因此，类似安元鼎事例，不过是国家专政手段的延长而已。从这一角度，尽管舆论呼吁对此事件一查到底，不仅应该追查安元鼎作为受委托关押访民一方需要受到制裁，同其签订合同并对其授权关押访民的各地政府也应该受到查处。然而，事情只要涉及公权力，惩治元凶也好，杜绝贪腐也好，落实法制也好，均会成为一句空话。在行政与司法不分，执政党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的政治制度下，政府就是法律，公权力之需要就是真理，维稳就是最大的政治。截访天经地义，为政府维稳，何来非法拘禁？受政府委托，何为非法经营？就在事发后舆论一致谴责的情况下，也有传言称北京警察围堵揭露安元鼎的《财经》杂志。目前众多有关安元鼎的评论和网帖被封杀也已证明，关闭一个安元鼎容易，拆除催生安元鼎的社会制度则难上加难。

另外一种解读则是经过三十年单腿改革，由于经济自由有限，政治改革停滞，中国色彩的国家资本主义正在加速将极权主义政体推向解体。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国家之所以为国家，乃是由于国家成功垄断了社会暴力。军队、警察、监狱等等暴力机器只能为国家所控制，而不能落入任何帮派之手。安元鼎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显示社会矛盾之恶化和普遍，中国如此强大的国家机器已经力有不逮，无力或无德维持正常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则是给国家打破暴力垄断提供了先例，可以视为公权力向社会、向私人武装出让暴力的开始。私设监狱，私设警察既然已经开其端，私设军队又待何时呢？沿着这个方向发展，二十世纪早期军阀混战的局面估计还不至于重现，但却显示国家维稳措施失灵，极权号令不彰之溃败征兆。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极权专制的“成就”与民众的苦难

2010-09-26T04:31:00.002+01:00

古往今来的专制者在物质上其实都留下了所谓“成就”。因为是专制，所以它能够把“人”变成畜役、变成机器，甚至和珍珠财宝一样变成殉葬品。埃及的金字塔、希特勒的大众汽车、高速公路和经济的高速增长，苏联1957年的卫星上天，导弹氢弹发展，中国六十年代初的原子弹……

古往今来的专制者、暴君也会因为维护权力不得不去做暂时的退让，让民众有些微喘息的机会。例如中国传统专制中的让步政策；1925年后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对西方资本家的宽待；二次大战中苏联暂时与西方的合作；斯大林去世后的解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邓小平的所谓改革；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后的中国进一步经济的放松……

然而，专制就是专制，因为它是反人性的，因为它是少数人为了自己的权力对多数民众基本权利的剥夺和剥削，所以专制者无论在什么时期，都是民众的压迫者、剥削者，都是民众的敌人。这一点尤其是在近代世界更为突出。无论什么形式的专制，都一定是民众与社会制约和反对的对象，因为近代世界的社会是建立在人权、自由、民主的基础上的社会。但是尽管如此，最近一百年来，近代世界也呈现给我们另外一个不得不思考的悖谬现象：那就是在最近二百年产生的现代国家的国际关系中，在由于工业化带来的现代媒体舆论中，对于专制统治者的绥靖、美化，乃至合作、共生。

毫无疑问，苏联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统治，从1917年一出现，它的排他性、残酷性、嗜血性就赤裸裸地显现在人们面前。对此，就连它的同党、同一个主义的拥护者考茨基都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并公开提出“恐怖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问题。可就是有很多知识分子、政客还是面对在面对无数牺牲者的尸体仍然歌颂这个专制，为残暴提出各种解释和期许：什么革命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牺牲，为了未来的美好不得不交出的学费，什么布尔什维克主义还是比以往的俄国社会好了、进步了等等。可直到1989年，72年过去，这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社会也没有向人们提供任何好的回报。

二十年代中期后，西方更由于自己的经济危机，不顾俄国民众们遭到的残酷迫害，而大举向能够利用政治权力有效控制劳动力的苏联投资，帮助共产党苏联政府建立了各种大型的重工业基地和城市的基本设施。这些设施直到1989年苏联崩溃的时候，还做为重要的建设屹立在苏联。

尽管类似的悖谬在三十年代的希特勒的崛起中不仅是重复，而且更为悲剧性地发生——西方，乃至德国国内民众对于希特勒极权专制的纵容，对于暂时经济繁荣的“享受”，让犹太人，以及全世界的民众在其后发生的二次世界大战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是面对专制者闭著眼睛手淫，只要专制政府的屠刀暂时还没有沾上自己的鲜血，就袖手旁观，甚至去分一杯羹的现象并没有因此而有任何减轻，遁词也永远是相同的。

专制政府非常廉价的解释就能够让那些心中没有他人，只有自己的利益的政客、商人，乃至知识分子尾随他们而去，甚至助纣为虐。

所有这些，其实自身都充满明显的矛盾，可人们从来不去回想，不愿意正视。例如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对于解冻的歌颂和幻想，六十年代初期德国乃至西方社会甚至争论过东德及东欧是否还是极权主义国家，就连那位以《极权主义的起源》而著名的阿伦特都认为不能够再说共产党社会是极权主义社会了，实际上他们都忘记了，这意味著他们这些人，国际上的左派知识分子，此前十年积极参加过苏联暗中支持下所谓世界和平大会时对当时共产党社会的歌颂是错误的，对于以前苏联的经济成就，卫星上天的欢呼是错误的，不然何以有所谓解冻？何以有他们所认为的共产党政府变了？

不是专制者的本性改变了，而是想要从专制者们那里牟利的人变换著说法，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开脱。从六十年代的那场如何认识斯大林后的共产党社会到七十年代的所谓欧安会、和平共处，变了的都不是共产党政权，而是西方的政客、商人。

要西方的政客、商人，以及那些在知识领域中为自己牟利的人，为了受迫害的民众，被专制奴役的民众牺牲自己的利益是不可能的。当然，由于民主社会是多元的，有著自己的监督机能，更由于现代经济和政治使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违背基本的价值原则，为某一个人或群体牟利必然直接或间接地伤害本国民众的就业、小公司的运营，以及其他党派的利益。所以，现代社会的政客、商人，知识分子不能够明目张胆地利用权力和国家机器与专制者携手共谋。他们需要借口与说法，而这个借口与说法，说穿了，最重要的目的是欺骗本国民众，而不只是专制政府下被迫害的民众。

七十年代的东西缓和，是建立在西方认为共产党统治短期内不会崩溃的基础上，是他们试图把他们与极权专制的共产党政府的合作合理化的一种政策措施。这种政策说白了就是西方承认共产党政府对于本国民众专制的合法性，在这样一种“缓和”的说法中，西方的政客、商人和他们分一杯羹也就心安理得、无可厚非，甚至可以肆无忌惮了。

“缓和”与对于所谓斯大林后共产党专制的歌颂与幻想，曾经让共产党社会的民众处于十分绝望的境地，曾经把东欧社会的反抗者、异议人士置于一种非常不利的地位。由于这种气氛的逼迫，那位后来在捷克民主化后当了总统的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哈威尔，曾不得不对所谓“后极权主义”（posttotalitaer）概念进行辨析。

他说，“虽然使用‘后’（post）这个字，我却绝不是想说，它涉及的那个制度不再是极权主义的了。我只是想说，它涉及的是另一类根本性的极权主义，而不再是通常那种我们与经典意义上的独裁专制相连的极权主义概念。”

1989年柏林墙和东欧共产党社会出乎所有西方人的预料崩溃了。无论西德的媒体、政界还是知识界都众口一词地承认，是东德民众自己的努力带来了和平革命，推倒了专制。显然这个看法意味著：不是缓和，不是当年对东欧共产党的幻想与对所谓“改革”的歌颂造成了专制的崩溃，自然也更不是共产党的“改变”导致了专制的崩溃。事实上，东德、东欧共产党集团崩溃的经验事实告诉我们，没有一个共产党政府，一个共产党社会自身能够演变成、进步到民主社会，共产党社会极权专制的结束永远伴随著革命，甚至血腥，其原因在于共产党手里有屠刀，而不是民众！在现代社会中，最残暴的暴力永远不是由民众，而是由国家制造的！这尤其是在极权主义国家！

同样的道理，1989年后，中国所谓的经济繁荣没有任何值得惊奇与出乎意料的地方，它不过是历史的重复。西方政客、商人们重复著历史。投资利用极权专制下的工人及环境是牟利的政客、商人们必然的去处。

部分国家的政客和商人们的投机，造就了苏联二十年代末期后的发展，最近二十年世界上所有非共产党国家的政客、商人们到中国的牟利，当然就造成中国经济的分外繁荣。但是对于中国民众来说，无论经济上有什么变化，专制还是专制，并且依然还是冷战时期的极权专制，共产党的锁链、皮鞭和屠刀仍然在他们的头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约束、制止专制者们的暴戾，恣意而为。

任何对世界，对中国民众说中国共产党变了的人必须要回答这个问题：你用什么可以约束、制止共产党在拉萨、在乌鲁木齐的屠杀，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甚至退一万步说，你用什么可以了解到这些屠杀迫害的真相？如果你不能，那就是说明，你的说法、你的绥靖与歌颂是欺骗！然而对此，我们却可以告诉你，只有一次曾经让共产党有所收敛和后退，那就是1989年后，全世界对于中国共产党政府的愤怒和制裁，这个制裁和愤怒使得最近二十年共产党能够有所收敛，专心提防国内民众，放手让你进去。

所以那些说中国共产党变了的人，不仅是对于专制下中国民众的痛苦雪上加霜，而且使得二十年前的冷战加速脚步重新回到现实世界中来。对于那些歌颂专制者成就的人，专制下生活的中国民众只有重复哲学家卡尔‧波普的话：就是专制在经济上再有成就，我们也不愿意生活在专制制度下！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从捍卫主权到捍卫人权

2010-09-24T03:30:00.001+01:00

日本司法部门决定，将中国渔船船长詹其雄的拘留期限再延十天，使得钓鱼岛撞船事件再添新变数。钓鱼岛撞船事件涉及外交与内政两个层面。外交层面是钓鱼岛的主权问题。就钓鱼岛的归属，中日双方虽然各执一词，但钓鱼岛由日方控制，这是现状。历史地看，一个国家的领土和疆域并非一成不变。清帝国曾经开疆拓土，扩大了中国版图。但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领土又大大萎缩。不谈较远的黑龙江东岸所谓江东64屯与蒙古共和国的领土归属转移，在中国共产党治下，江心坡地区大片中国领土被让与缅甸，2008年中俄谈判收回半个黑瞎子岛等均是领土变迁的事例。换句话说，按照中共现政权的成例，领土问题不仅可以妥协，也可以转让。

既然如此，为什么钓鱼岛主权就不可以妥协呢？缘于两个难以化解的因素。一是钓鱼岛关系到海上资源，此一海域是石油富藏区，谁拥有钓鱼岛主权，谁就在开发利用钓鱼岛附近海域的石油资源问题上享有极大主动。这一因素事关民族利益。

第二个因素是中日战争历史积怨以及长期的意识形态宣传对中国社会舆论的影响。这一因素事关现政权的合法性。由于中国政府不具备先天合法性，即权力不由民选获得，因而其政权的合法性只能靠后天的政绩和强硬的对外姿态来维持。

问题是这两个因素之间存在着极大的紧张。如果现政权从民族利益出发，确保中国石油资源的话，那就必须同日本强硬到底，甚至不惜一战，夺回钓鱼岛主权。但是这一选择却可能破坏经济增长，损害政权合法性所依赖的第二个因素，即政绩合法性。对于当权者说来，战争可能凝聚人心，但也可能带来权力变更，军人干政的可能也不容排除。从这一角度，战争不是当权者的最佳选择。

理想的选择是一方面对日显示强硬姿态，发动中国反日民族主义，同时将这一民族主义控制在一定程度。从此次九一八中国各地游行来看，中国政府似乎完全做到了这一点。各地有小规模的民众举行反日游行，游行队伍在警察控制下井井有序。如果此时日本方面给予配合，在中国船长被押十天之后放人的话，此次中日冲突就基本落幕了。如果做到这一点，那就真可谓一箭双雕。事件落幕之后，即使网上网下仍会有各种批评与议论，但是假以时日，再加上对媒体和网上的“和谐”管制，新一波的反日民族主义浪潮不仅会无疾而终，而且会大有益于增加政府的合法性，并会在一段时间内将舆论话题引向中日冲突。

不过，日方决定继续关押中方船长詹其雄，给中国民间民族主义提供了更长的发酵与演出的时间。如何在未来十天内有效防范中国民间民族主义走火入魔，想必会是官方的重大任务。但是，从较长远的观点看，问题可能恰恰出在这一对民族主义情绪的释放和管制之上。为了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就必须维持这一情绪，最好是将其维持在一定的火候上，做到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然而问题是在中国民众维权行动如火如荼，参与意识日益高涨，舆论趋于独立，传播手段无远弗届的今天，彻底掌控民间民族主义几乎没有可能。也即是说，民族主义之火可以焚烧日本，也可以危及自身。同时每一次对抗性的民族主义的释放，尤其是释放后的控制，就可能唤醒一批虔诚的民族主义者。

民族主义具有集体主义的内在逻辑。强调集体、压抑个人、崇尚单一、排拒多元，这种逻辑使得民族主义可能通向国家主义，爱党主义。但是，民族主义也同时具有参与的逻辑。当一个民族主义者无法正常参与捍卫民族利益之时，他无疑就会提出言论自由，民主参与的问题。换句话说，如果民族主义者难以走上街头举行反日游行，在网上又被封杀的话，他就会从捍卫主权走向捍卫人权，从民族主义走向自由主义。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钓鱼岛吊愤青胃口

2010-09-20T01:31:00.001+01:00

中国渔船在钓鱼岛水域被日方扣押，再次掀起钓鱼岛的主权争议。但这是个老问题，北京政权并不想真正解决，只是需要时，拿它煽动民族狂热，转移民众对共产党的不满情绪而已。而那些咋咋呼呼、高调“保钓”的爱国愤青，很多也是作秀，人们也不必拿他们当真。

一提到“主权、领土”什么的，最能让愤青们热血沸腾，吊起他们（炫耀、招摇）爱国的“胃口”。但事实上，无论是中国官方媒体强调的“中国比日本早四百年发现了钓鱼岛，史书有记载”，还是日本人强调的“他们祖先就在那些岛上采过中草药”，对于今天这个重视条约、法律的世界，都无多大意义。因为哪一方都可能从史书或什么传说上，找到一些根据，这种争论，没完没了，也不会有结果。

所谓钓鱼岛，实际上是由八个小岛组成（全部面积6.34平方公里，平均每个岛不到0.8平方公里），座落在台湾和日本之间。认为钓鱼岛属于中国的一个理由是，它靠近台湾，在行政区上曾属台湾宜兰县管辖。

今天世界主要国界的确定，基本都是近一百年左右，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定的。而且从常识来看，距今天越近的“确定”，越有法理意义。

近代涉及中日领土问题的第一个重要条约，是1895年的《马关条约》，清朝把台湾全岛和附属岛屿以及澎湖列岛“永远让与日本”。所以，即使钓鱼岛曾属台湾管辖，但经这个条约，也由中国让与日本。日本当时把钓鱼岛改名为“尖阁群岛”。

第二个重要条约，是1951年的《旧金山和约》，二战的战败国日本跟46国签署。在该和约中，日本宣布放弃对台湾、澎湖的主权；但没有提到把它给当时已成立两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流亡到台湾的中华民国（这也是今天台湾人说“台湾主权未定”的主要理由之一）。在该条约中，日本详细地写明，放弃对（朝鲜）济州岛、巨文岛、郁陵岛的主权，放弃对千岛群岛、库页岛（及邻近各岛屿）的主权，放弃对南沙群岛与西沙群岛之所有权利，但却没有一个字提到钓鱼岛。

第三个重要文件，是毛泽东时代（1972年）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在这份由周恩来和日相田中角荣签字的文件中，只字没有提到钓鱼岛，甚至连两国有领土分争字样也没有。

第四个重要条约，是邓小平时代（1978年）签署的《中日友好条约》，该条约被视为中国对日关系的基石，但无论是序言，还是正文中的五个条款，也是只字没有提到两国有领土争端，更无提到钓鱼岛主权。

第五个重要条约，是1952年在台湾的蒋介石政府跟日本签署的《中华民国与日本国和平条约》，里面除了再次确认日本“已放弃对于台湾及澎湖群岛以及南沙群岛及西沙群岛之一切权利”之外，没有提到钓鱼岛，更无任何领土争端字样。

日本强调对钓鱼岛拥有主权，还有一个理由，即七十年代美国跟日本签署了《琉球返还协定》，把包括钓鱼岛在内的琉球群岛（即冲绳群岛）“行政管辖权”还给了日本。在这次日本扣押中国渔船事件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克劳利就此回答记者时明确表示：“钓鱼岛是在日本政府的行政管辖之下，《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明定，条约适用于日本政府管辖的领土，所以，如果你问条约目前是否适用于钓鱼岛，答案是肯定的。”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美国宣布把包括钓鱼岛在内的冲绳等岛屿归还日本，是1970年，而两年之后，中日两国才签署《联合声明》，但毛泽东、周恩来们，却在联合声明中没有一个字提到钓鱼岛。当时日本已把钓鱼岛正式划入冲绳县行政管辖。毛泽东们的这种态度，实际上是默认日本对这个岛屿的主权。

后有报道说，周恩来曾提出，搁置钓鱼岛主权争议，留待以后条件成熟时解决。邓小平掌权时表示，钓鱼岛问题可留待子孙后代解决。这种所谓“留给后代解决”，明显是一种推诿，甚至是变相默认（日本拥有钓鱼岛的现实）。因为如果对一个房子有产权争议，双方同意搁置争议，留待以后解决，那必须房子是空的，谁都不去占用，那才有“将来解决”的真实意义。但美国不仅把钓鱼岛还给日本（以条约方式确定），日本也正式将其划入自己的行政区管辖，而且还派军舰保卫“领土”；而共产党在正式条约中对此只字不提，私下也只是说“留给子孙后代解决”。这是实质上的放弃，起码是在他们这一代。

所以今天中共政府发言人一板正经地说，钓鱼岛是中国领土云云，实际上只是摆个姿态，安抚一下爱国愤青的情绪而已。他们也许会批准“爱国者”游行抗议一下，但共产党很会拿捏分寸，需要控制时，就会收了。玩这种政治，他们是最老道的行家。

而那些动不动要开船“保钓”的，更是作秀。他们对历史，对条约，对共产党是怎么回事，真的不知道吗？但起码他们知道，钓鱼岛是个无人岛，那上面只有鸟粪。而中国那些大活人的住房，被政府强行拆迁，他们不为近在眼前的被欺压、被迫害的弱者发出一点不平之声，却要开船到几百海哩之外，喊什么争国家主权。个人的权利都不去争、争不到，还谈何争国家主权？不是作秀是什么？退一万步说，即使争到了，又是谁的呢？强化独裁政权的筹码又多一块而已。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政改空炮与压力阀

2010-09-17T03:39:00.001+01:00

八月，被网民们戏称为影帝的中国总理温家宝到深圳，发表了一通政改讲话，在网上网下激起热议。

北京的一些知识分子和维权人士还藉机在密云水库边的一家宾馆举行温家宝讲话研讨会，这些民权活动者们本想借力发力，促进中国激活政改进程，但颇具讽刺的是：会议快要结束时仍被干扰，身份可疑的墨镜男女的到来，促成了宾馆会议室的停电。显然，这种集会，并不为神经高度紧绷的当局所乐见。

但是温家宝的讲话还是达到了一定预期的效果，即再次激发了部分对体制内政改心存幻想的知识分子的残梦。而在一些经常翻墙阅读外部资讯的中国年轻网民中，这种讲话无疑是再次画出大饼，有人质疑道：难道六十年的承诺和大话还没听够？温八年秉政都没搞一两件政改实际举措，还指望他最后两年大举？指望中国足球队最后三分钟进球是天真，指望影帝最后两年政改是脑残。

海外的批评家论及温家宝祭出政改幡旗，拜谒邓小平在深圳的雕像，是哭错了庙门。因为老邓其人的所谓政改，从来都是行政体制的改革，这也是老邓时期为什么反自由化和“四个坚持”抓得最紧的原因。老邓根本就无意政治改革，因为政改无疑会触及中共的权力与核心利益。

也有评论从十八大人事布局造势的角度看温氏的政改讲话，此种看法未免太过玄虚，十八大人事固然需要提前布局卡位，但泛泛而谈政改，是不会把温家宝所看重的人送入权力中枢──比如政治局或常委会的；而温的人马，在外界所传团派与太子党的角逐中，是最不显山露水的，不著痕迹的。

无疑，即使最苛评温家宝的批评家，也不得不承认温家宝比较勤政，你看神州大地天灾人祸的现场，经常有一位身著旧胶鞋的老者，老泪盈眶，满脸悲情，确实也迷倒了一批不能翻墙的百姓。但温家宝当政时期，房价火箭般上窜，通货在稳步膨胀，天灾人祸频仍，豆腐渣、毒奶粉，民变不断，杀童案频发刺激人民心理底线，人们有理由从执政成绩上质疑温家宝的施政举措与能力。

温家宝在此种困局下，不断地打普世价值牌和民心牌，偶一为之尚可，再而三，三而四地使用，又不见实际举措，效果适得其反，终致网上讥讽如潮，影帝之尊号被网民们送上。但温氏深圳讲话，现在看来更像是执政当局排解压力的手段和通道。中国的局面虽然还未开锅，但也像一个大蒸锅，到处冒泡和升腾热气，民变频发的背后，隐藏著要求政治变革的压力。为了缓解此种压力，需要有人出面许诺画饼，给自由知识分子和维权民众一个空洞的希望，此种政改大话，连思想动员都谈不上，既无路线图，也无时间表，稍有独立判断的人不难鉴定：有多少真实成分在里面？连清末立宪，虽一拖再拖，弄出皇族内阁，但终究给出了时间表。

温家宝在地质系统搞了多年，对地质学一定极有造诣。斯蒂芬?金的名作《肖申克的救赎》中，主角安迪也进修过地质学，“一万年的冰河期，百万年的造山运动，千年的床岩在地层底部相互挤压。压力，所有的地质学都是在研究压力。”温家宝的抗压能力和对压力的研究，显然远在一般人之上。如何用太极绵掌化解体制内外要求民主变革的压力？唯有把“人民”“民主”等词汇先接过来。

早在共产党的延安时期，早在中共办《新华日报》时期，中共并非不提民主，反倒把“民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共十七大报告等政治文件，也常有“民主”这个词汇；但明白其中奥秘的人，都深知这是“特色民主”，这个“特色民主”下，无论是言论自由还是选举以及中式多党制，都带著“中国特色”，都与欧美的自由民主是两码事。只不过近年来很少提及民主专政──民主的专制政治──这个本身都无法自洽的词汇，也算得上一个进步。

自由民主在中国迟早要来，大概体制内高层人士也明白无法阻挡。八十年代末是学生走上街头要求自由民主，现在则表现为维权民众的街头抗争，网民们掀起的“网络战争”。驱向自由民主的压力，从来没有消亡过。从这个意义上说，“压力，所有的政治学都是在研究压力。”这一判断应该也能成立。面对温家宝政改讲话再次激起的美好期望，体制外心存幻想的人士不妨问问：当前的社会压力和民众呼声，是否足已能够挤压出体制内高层政治改革的强烈意愿与实际举措?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深圳没有奇迹可言

2010-09-06T13:41:00.000+01:00

今年8月26号，深圳特区成立三十周年之际，官方主流媒体依旧是大唱赞歌，什么“深圳三十年，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是一个奇迹……” 等等。“而创造这一奇迹的，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党的正确领导”。这早已成为我们耳熟能详的官话、套话了，至于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反思一点什么，官媒却都不甚了了。

对此，有分析人士写道，我的一个基本判断就是：深圳并没有什么奇迹可言。如果硬要说有什么奇迹的话，那也只能说，深圳的发展变化充分说明，只要那些当政者能够回归理性，推行的政策还不算太混蛋，老百姓们总是会用他们的双手创造出美好生活的。

中选网上，作者李平的文章接着说，谈到深圳，绕不过去的就是香港。有资料显示，1949年的时候，香港的经济社会发展还远远不及上海；1949年之后，特别是六七十年代，香港迅速崛起，并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而此时的上海，却早已是明日黄花。与此同时，与香港仅一河之隔的深圳原住民，正经历着食不果腹的苦日子，面对彼岸那繁华喧闹的世界，再好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再高明的骗子也难以安抚人心了。于是，那些胆子大一点的人，便开始尝试偷渡，到1979年，已经形成偷渡潮。而最大的一次偷渡事件则发生在这一年的5月6号，最终，有3万人成功外逃。

一位70多岁的深圳原住民回忆起当年的那一幕，至今仍然不胜唏嘘：1979年5月7号那一天，深圳与香港之间20公里的海面上，漂浮着许多尸体， “谁也无法统计，究竟有多少人为此送了命”。后来，这位原住民还从当地派出所里领到了750元的葬尸费，因为他协助政府埋葬了总共50具尸体，其中还有4 具是他自己的亲人。针对日益严重的偷渡问题，邓小平当时说了两句大实话：第一，“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第二，“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1992年春天，邓小平再次视察珠海特区，时任珠海市委书记、市长的梁广大曾当面向他汇报说：虽然我们的官方舆论整天宣传什么社会主义是“天堂”，资本主义是“地狱”，什么港澳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啦等等，但是老百姓根本就不信这一套。很多人宁肯冒着生命危险，也非要往“地狱”里闯一闯，非要去亲身体验一下那种所谓“水深火热”的滋味。面对此情此景，社会主义制度到底是否优越，已经一目了然。怎么办？只好尝试引进香港的资本，通过资本家兴办的实业，提高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水准。这其中，防范偷渡，稳住青年人，也是当初设立深圳特区的重要动因之一。

李平的文章分析认为，三十年过去了，深圳确实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一个比较大的城市。但我以为，从政策层面来讲，并没有什么可资骄傲的东西，这是因为，深圳的发展，主要就是靠着香港资本来支撑局面的。君不见，1980年同时获得批准的4个特区，深圳、珠海、厦门和汕头，为何只有深圳至今仍然独占鳌头，还不就是离香港比较近嘛，这应该算是谁的奇迹呢？难道不是港资的奇迹吗？那些好抬杠的人也许会说：如果我们的政策不开放，深圳能有今天吗？难道这不是我们的伟大成就吗？对此，文章作者认为，这真是一种强盗逻辑。究其原因，在此前的几十年里，强权无缘无故地束缚了老百姓的手脚，在文革之后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之际，才不得不解除了这种束缚，难道这样，就可以对强权歌功颂德吗？

1949年之前，资本的流动是自由的，1949年之后，是我们自己堵死了这条路，用邓小平的话来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1980年，我们又重新打开了这条路，所以说，这只是当政者的某种理性回归而已，根本就谈不上是什么丰功伟绩。如今，招商引资工作已经在中国遍地开花，从经济政策层面来讲，深圳特区之特己不明显。至于政治改革方面，除了当年袁庚的蛇口试验给人们带来一点鼓午以外，其它均乏善可陈，在这方面，深圳与全国其它城市几乎没有任何差别。因此，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的层面来讲，深圳都谈不上有什么奇迹可言。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吧。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对“国家形象”国际广告的质疑

2010-09-05T03:40:00.001+01:00

据有关报道，由国务院新闻办○九年十一月招标拍摄的“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将在今年十月一日前推出两个版本。其三十秒的人物篇，由五十位著名华人来代表中国形象，在CNN等国际主流媒体播出；另有十五分钟的长片，在政府相关展览上播放。

对此，那些鞍前马后随时待命效劳的各类专家照例马上出面，对其“意义”、“价值”不断予以“解读”、“阐释”以“引导”国民。比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李绍先说：随著中国崛起的步伐，中国人在快速走向世界，中国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在G20峰会等一系列国际场合，中国的作用日益提升，我们的自信心随著经济实力在增强，中国确实是到了主动正面提升国家形象的阶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李向阳、中国传媒大学研究员李未柠等专家也认为，这标志著中国开始更加自信、主动地展示自己的“软实力”，争夺国际话语权，中国国家公关时代已经来临。

对此，网络上立刻出现一片质疑嘲讽：“这五十位名人怎么就代表了十四亿？”“我们又一次‘被代表’了”，“谨记CNN远不只是放国家形象广告”，“国家形象不能依托于政府买单广告”，“国家形象广告是‘红漆马桶’”（意为外表光鲜，内里腐臭）……。笔者本文要继续质疑的是，在国际上大打“国家形象”广告，展示的到底是哪门子“自信”？

首先，有些人为什么要那么在意外国人对于中国的“国家形象”？外人对你的感受与自己国民的“国家形象”认同相比，谁更重要？如果我们自己的国民能绝大多数从心底里认为自己国家的形象文明进步、高尚伟大，可敬可佩又可爱，那么，其他国家对你的感觉如何又有什么关系？比如，整个五六七十年代，中国大陆一直在痛骂“美帝国主义”是“野蛮、腐朽、没落、垂死”的“资本主义”，美国人民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正等待中国的“革命人民”前去“拯救”，但是，美国政府为此想过要在中国打几个广告吗？正如有香港评论认为的那样，国家形象从来不是依靠宣传树立的。美国就从来不在别的国家打政府广告，因为他们用实力说话。美国公民走到哪里，美国政府的保护就跟到哪里，美国护照就是最好的宣传。美国公民对美国的真心认同热爱就是美国最好的“国家形象广告”。相比之下，如今有多少人会以身为中国人为荣呢？贪官遍地，司法黑暗，贫富悬殊，社会不公，道德堕落，环境破坏殆尽，产品粗制滥造，尤其是食品安全无保障；官员、富人、明星大腕移民成风，底层百姓则靠偷渡出国出境以逃离这个国度。这样的“国家形象”，靠广告能扭转得过来吗？

真正良好的国家形象，对内，只需要自己国民的真心认同与热爱就够了；对外，则是靠别人对你深度了解后的敬重乃至追随体现出来的。

所以，企图靠几个精心制作的精美广告来展示“国家形象”，这种“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做派，展示的恰恰是对自身真实形象的极端不自信！

其次，某些人不是常常说CNN等西方主流媒体惯于造谣说谎、诬蔑攻击吗（大家应该记得○八年的群情激愤吧）？现在政府却偏偏选择在这类媒体上大撒金钱打“国家形象”广告，岂不等于是对○八年的那一套鼓动自打嘴巴？岂不等于默认了这样的媒体影响力、公信力实际上处于国际主流地位？那么，对于这些具备卓著影响力、公信力的国际主流媒体，让中国普通民众直接看看它们的电视信号，听听它们的广播，上上它们的网站，好不好？再推而论之，让中国人民也直接对著这些国际主流媒体发声，让自己的人民能面对他们的镜头自由、公开而充分地讲述自己的故事，直接表达对生活、对世界、对未来的看法，既讲自己的快乐，也讲自己的痛苦，既讲自己的希望，也讲自己的失望乃至绝望，既表达自己的赞赏，也表达自己的批评乃至愤怒，那不是能更好、更充分、更真实地展示自己的国民形象、国家形象吗？这样既不用大笔大笔花广告费，效果也肯定更好。可是，掌控这方面大权的有关“部”、“办”，还有上述诸位“专家”，老百姓的这些基本要求，这些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基本上早已不是问题的要求，你们能满足吗？或者准确一点说，你们能及早归还这些本该属于民众的基本权利吗？

当然你也可以说，上述的推理是不正确的。CNN等媒体仍是惯于造谣攻击的媒体，西方国家民众全是没有分辨能力又带著“有色眼镜”的极易受“误导”而盲从的“愚民”，CNN等因此才占据了“主流地位”。好啊，那么，就让中国的普通老百姓直接看看这类媒体，用十几亿双火眼金睛时刻盯紧它们，看看它们都怎么造的“谣”，并随时直接予以反驳批判，好不好？有关“部”“门”，你们能同意吗？

所以，将自己的人民与外界尽量隔离，然后选择以在国际主流媒体打几个广告的形式“展示国家形象”，体现的正是内心深处面对自己人民的深深不自信。

其三，不是说我们的媒体最具“人民性”、“客观性”吗？我们不是还要打造而且正在努力“打造国际一流传媒集团”，并且还大笔一挥斥资四五百亿吗？那么，把“国家形象广告”拿到我们自己的媒体来打岂不是更好？干吗要肥水流到外人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对中国并不搞卫星禁收、电台干扰、互联网封锁过滤，也不搞报刊禁订禁阅。别国民众看不懂中文的，我们还有各语种的外文报刊、外文广播、外文频道、外文网页。为搞“外宣”，纳税人的钜额血汗钱被投下一次又一次。如同外人要了解美国的形象，一定会先看美国媒体的报道，如要了解中国的国家形象，当然应该先看中国媒体的播报。可是，如今政府却偏偏要花钱到西方主流媒体去打“国家形象广告”，不就恰恰证明对自己的媒体，对所谓的“打造国际一流传媒集团”根本上的不自信？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国情国情，多少恶行假汝名而行

2010-09-02T07:53:00.001+01:00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俞灵雨最近在接受专访时说，法律的执行难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现像，如果不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很难解决。

所谓法律的执行难，也就是有法不依的委婉表达。今天的中国特色之一，就是有法不依。这是中国人普遍承认的一个现实问题，多少年以来就是如此。过去毛泽东统治下是没有法，无法无天；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在毛泽东手下自己也吃尽苦头的中共倒是强调“依法治国”了，但有法不依却取代了无法无天，随著时间的推移不但成了一个基本的“中国特色”，而且人们还要承认并接受。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中国连法制这个现代国家最基本的制度再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纸空文吗？　

俞院长把这个现像归之于所谓“中国国情”。他解释说：“一方面，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传统，皇权的思想比较重。社会大众法制观念、意识都比较淡薄。不单单老百姓如此，政府部门也是这样。另一方面，现有体制是一种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党是领导一切的力量。我们解决很多难事、大事，都需要靠这种体制上的优势。如果仅仅是从法律的角度去分析、去求解，不现实。”

这就很奇怪了。也是根据所谓“中国国情”，法律是在党的领导下制定的，而中央集权也是党领导下又一个中国特色。在党领导下制定的法律在党领导下的制度下难以实行，而俞院长却还要人们承认这是这个体制的“优势”，这不成了一个绕不开的怪圈了吗？

在中国当代政治语言中，“中国特色”可以说是最流行最通用的词汇。从官方到民间，各行各业在遇到既不合情合理也不合法的现像时，都会把这三个字搬出来做挡箭牌。民主选举不能在中国实行，因为它不符合中国国情；言论自由不能再中国实行，是中国国情；新闻监督只能用于那些无关痛痒和政治大局的问题，是中国国情；很多历史问题不能公开讨论，是中国国情；外交问题民间无权过问和讨论，是中国国情；媒体不独立，检察，监察和审计机关都由党组织控制，看党的眼色行事，是中国国情；掌握所有经济资源的中央和地方官员的财产不能公开，是中国国情；现在最稿人民法院执行局长干脆说，有法不依也是国情。

国情国情，多少恶名假汝名而行。在当今中国，国情这两个字已经成了所有非法和无法无天现像的挡箭牌。任何时候，当一个做法不但在情理而且在法律上毫无根据时，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就被搬出来堵住人们的嘴巴，所有讨论都到此为止。

俞院长的这番说法，无非是要人们承认并接受党大于法这个和所谓的和谐社会完全背道而驰的现像，把这个现像作为不可改变的中国国情的一部分。实际上，所谓“国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虚幻的命题，其真实含义，不过是掌权者把自己的利益和意志强加给人民的一种方式罢了。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中国模式”是自欺欺人

2010-08-31T08:13:00.002+01:00

面对中国的持续经济发展，西方有人提出“中国模式”。有外人这样吹捧，中国的一些爱国学者，更是兴奋不已，似乎中国的政治专制下的经济发展，已成为一种模式和样板。

但一些头脑清楚的中国学者，则对中国模式提出批评。例如，来自中国大陆的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最近在台湾出的新书，书名就是《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他直截了当地说，“根本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主要取决于两点，一是加入了全球化市场，二是采用了西方的金融技术；只是把西方人早在工业革命后就开始的经济发展，延后到1987年才开始而已。同时这位经济学者预测，中国官方和学界越来越相信大政府模式，将可能带来财政危机。

中国历史学者袁伟时则在接受香港《商报》采访时说，“我认为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所谓中国模式。恐怕将来也未必有这样一个模式。”袁伟时认为，中共建政六十年，“前30年走了一条计划经济的错误道路。结果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后30年的经济开放改革，“无非是在经济领域里接纳了现代文明的成果。农村半遮半掩地恢复了私有制，城市也有了相当的经济自由，中国开始走向市场经济。”袁伟时的结论是：市场经济不是中国独有的，只是我们学的还不够。

中国另一位开明派学者，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主持编制国际通用汉语拼音方案）的周有光，今年已105岁高龄，但他的头脑，比那些二十多岁的中国愤青们，不知要清晰、健康多少倍。不久前他接受广东《南风窗》杂志采访时说，不存在“中国模式”。因为所谓模式，就要有别人学习、模仿你，可是，你找一找， “哪个国家学习我们？没有。所以我想这不是真的。”这位经历反右迫害，深知专制之害的老学者强调，“从专制到民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不是某个国家要不要的问题。有一位清华大学的教授讲，民主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其实，要改的是国情，不是民主。”

中国宪政学者、“后改革思想网”主编陈永苗，更是毫不客气，他批评说，“大声赞美中国奇迹，或者鼓吹中国独特道路或中国模式的人，要么是傻人，例如被骗上当的不入流外国教授，要么就是张口嘴巴给主子当痰盂的中国知识分子，与小皇帝身边的太监……何异？”

陈永苗比较历史说，“路易王朝的法国、俾斯麦之后的德国，斯托雷平改制之后的俄罗斯帝国，洋务运动和同治中兴的晚清帝国，哪一个不是经济高速增长，最后爆发革命。威权体制之下的道路，如要说独特，那就是上帝要让谁灭亡，就先让谁自大和疯狂。中国模式，就是一条满身喷满香水其实内部已经腐烂的、通往灾难和死亡之路。”

其实，中国模式的提法，跟当年吹捧邓小平是中国经济改革设计师一样可笑。因为中国的经济开放和发展，连共产党本身都称为“松绑”，也就是原来把中国人绑得死死的，现在松开几扣，结果中国人就爆发出这么大的经济活力。那么全部松绑，或原来根本不绑，中国人根本不不要任何人“设计”，谁都知道发财致富。中国现在经济起飞，就是走向市场经济的结果。而市场经济在西方已有几百年历史，根本不是邓小平的发明，更不是什么中国模式。而中国现在还是“双轨制”，即政治专制下经济开放，结果为贪污腐败提供了机会。如果说这是一种模式，那就是巨大的腐败，巨大的社会不公，巨大的贫富差距。所以袁伟时说，“不要随便讲‘中国模式’，不要将中国的缺点、弱点固定化。”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谁是中国的形象大使

2010-08-28T02:58:00.002+01:00

中国启动国家形象宣传片制作，包括长达三十秒的《人物篇》广告短片，以及十五分钟的《角度篇》专题长片。前者将由国务院新闻办投入巨资，在中共建政六十一周年前夕，在诸多国际主流媒体上播出。

在当局精心选择的五十个名人当中，包括体育明星姚明、邓亚萍、郎平，文艺界明星朗朗、宋祖英、谭盾、吴宇森、甄子丹，宇航员杨利伟，水稻专家袁隆平，以及互联网新贵马云、丁磊、李彦宏等人。该片主创人员透露，这五十个人为了宣传国家形象，全部都是“零片酬”，所以该片“制作成本并不高”。

正如韩寒讽刺主旋律电影《建国大业》中的演员大半是白求恩式的“外国人”一样，中国的第一部国家形象片的主演，也有不少是“外国人”，或者至少是拿着欧美国家绿卡的“准外国人”。面对媒体的质疑，承担这一“重大政治任务”的上海灵狮广告公司董事长沈赞臣回答说：“我们偏重于考虑这些人在世界上都比较‘眼熟’，外国人看到他能想到中国。”

这种解释让人啼笑皆非。在十三亿人当中，难道就找不出五十个名副其实的“中国人”来吗？如果说“眼熟”是首要标准，那么奥巴马内阁中的华人部长骆家辉、朱棣文岂不更加“眼熟”？但他们是如假包换的美国人，除了长着一副亚洲人的面孔之外，跟中国大陆、跟共产党的党文化毫无关系。

这五十个人真能代表中国吗？比如，吴宇森虽然出生在广州，但五岁时便移居香港。如果不是香港自由的文化氛围，他能成为一名独具风格的电影导演吗？而他九十年代闯荡好莱坞之后，方才成为一名世界级的电影导演，他依托的是好莱坞“浪花淘尽英雄”的电影工业的平台。

那么，吴宇森为何如此热衷于在《建国大业》和《建党大业》中“跑龙套”以及参加这部《人物篇》的“义务”出演呢？这不表明吴宇森有多么爱国，而是他深知中国大陆是他的电影的巨大的票房市场，所以要通过类似的活动，跟大陆官方搞好关系。这才是一本万利、财源滚滚的高招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一份报告中哀叹，近二十年来，中国数十万精英人才移居国外。而少数回流的“海归”，也只是看中当下中国赚钱的机会，暂时回来“裸居”而已。《华尔街日报》的专栏作家张涛在一篇文章中讽刺说：“淘金淘银无需国界，爱惜个人的羽毛也无可厚非，但非要腆着脸打出‘建设祖国’的旗号，而与此同时口袋里装着在星条旗下宣誓后拿到的护照，这种拙劣的包装就太不厚道了。”在这群代表中国国家形象的“伟人”当中，此类人士占了多大的比例？

这部被誉为“中国的名片”的宣传片，根本就是一个赝品。“中国”就这样无辜地被戈培尔们“代表”了。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一位毕生拥护毛泽东与文革的左派老外的故事

2010-08-25T08:16:00.002+01:00

寒春，这位在中国养了62年奶牛的美国老太太，去世了。早年读过斯诺《西行漫记》，毅然离开美国，追随哥哥寒丁及朋友阳早的足迹，投奔中国革命的寒春，尽管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中国，被称为“白求恩式的国际主义战士”，但中国官方对她去世的反应，却有点冷淡。

虽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等人发去唁电表示哀悼，但官方媒体却极少报道。究其原因，对于这位至今仍然拥护文革，并谴责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老外，中共方面似乎不太愿意过多提及。不过，在中国纪念寒春最热闹的，却是新左派的“乌有之乡”网站，他们又开追思会，又办纪念馆，宣传寒春的革命理想和事迹。

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些中国新左派虽然也叫“左派”，但他们和一些西方老左派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寒春等西方老左派原本就是真诚的国际主义者，而中国新左派却只是打着爱国民族主义的大旗而已。前者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自己也毅然放弃了富足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身体力行地过着底层的简朴生活，其理念和行为是一致的。后者如汪晖等人却是言行不一，他们一面高调批判资本主义，一面却并不拒绝高高在上的优越的教授生活。

香港《开放》杂志今年第8月号上作者茉莉的文章接着说，早在二战期间，作为一名核物理专业的研究生，寒春参加了美国一项名为“曼哈顿工程”的原子弹研究计划。当时她认为，制造原子弹只是用来威慑希特勒，相信美国并不会真的使用，但不久之后，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的两枚原子弹，令15万人顿时灰飞烟灭的残酷现实，却让满怀和平主义理想的寒春感到万分震惊和痛苦。曾经读过斯诺《西行漫记》的寒春，毅然选择了退出美国核能研究中心，追随哥哥寒丁和朋友阳早的足迹，投奔了中国革命。

从陕北黄土高原的瓦窑堡开始，寒春和阳早夫妇俩先后曾在西安和北京的农场与人民公社等地，长期从事奶牛饲养机械化和牛种改良的工作，并获得多项科学技术奖。文革中有几年，当局为了监视那些外国专家，曾一度把寒春夫妇调到北京做外文译校。但后来他们宁可放弃高工资，也坚决要求调回农村，吃自己种的蔬菜，住简陋的平房，一张用砖块垒成的写字台，就用了整整25年。文章分析认为，如果寒春只是终生像这样在中国农村喂养奶牛，以完成自己人生理想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她完全应该获得我们的崇敬和高度评价。

然而，知识分子总是要讲话的，多年以来，寒春一直在发表抨击美国，以及捍卫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言论。比如说，早在1952年，寒春就曾在亚太和平会议上发言，谴责美国是唯一犯下原子弹罪行的国家。殊不知，她所向往和投奔的中国，就是因为美国的这次原子弹爆炸而获得拯救，并得以跻身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战胜国的行列。另一方面，她曾向媒体控诉美国大萧条期间，南方葡萄园工人的工资低廉倍受剥削，却不去了解近在身边的中国饿死几千万人的那场大饥荒的真相。

再比如说，她总是指责西方的自由社会并不自由，民主国家也不是真正的民主等等，但与此同时，又对中国大量被囚禁的政治犯不闻不问；她也曾坚决反对美国的麦卡锡主义，但却对中共疯狂迫害知识分子的历次政治运动不置一词。毕生醉心于神话般的中国革命，寒春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更是达到迷信的地步，直到 2008年，她还在日本对媒体表示：“如果毛泽东还活着，就太好了”。“我当然百分之百地支持文化大革命所发生的一切”，她还为毛泽东辩护说：“毛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解放了所有人，他绝对不是一个恶魔”。

文章又说，无论中国经历过多少巨大的人为的灾难，寒春始终都认为罪不在毛泽东，而是让下面的人给搞坏了。以致于当八九年”64事件“发生后，寒春和她哥哥寒丁一起谴责邓小平屠杀人民，但她却认为这是由于资产阶级复辟的缘故。应该说，寒春等西方左派人士大都是人道主义的忠实信仰者，他们希望减轻人们的苦难，解放那些被压迫者，才来到中国。但是，当她偏执地迷信毛泽东，终生捍卫毛的革命神话时，这实际上已经违背了其早年所信奉的和平博爱理想。因此，即便不是出于其主观愿望，但从客观效果来看，我们也只能痛心地宣布：寒春等人用他们的言论支持了暴政。

茉莉的这篇文章最后强调指出，然而，我们却不能让这种有关“毛式革命”的神话和谎言再继续下去了，我们有责任去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历史与现实。当今，中国巨大的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正在导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倾向于认同左派的理论。在这方面，如同迷途羔羊一般的寒春就是一个历史典型，他受骗上当与自欺欺人的一生悲剧，应该成为人们的前车之鉴。

相关阅读：《南方周末》长在红旗下的美国人 http://www.infzm.com/content/48541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读《中国影帝温家宝》有感

2010-08-23T08:42:00.003+01:00

已故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曾于1945年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把“批评和自我批评”列为共产党“区别于其它一切政党”的标志。如今，批评者被中共以煽动颠覆或其它不相关罪名关在牢里的事例不绝如缕。究竟中国立国前后的例子是否也是电影的一部分？看罢被禁在中国内地出版的《中国影帝温家宝》，不禁令人对戏如人生抑或人生如戏更感混乱。

“压制批评的人是党的死敌”，这是中国1953年黄逸峰部长兼校长压制撰写批评校方文章的学生薛承凤后被免职并被《人民日报》批评的铁的教训；而已故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亦曾于1945年的第七次党代表大会把“批评和自我批评”列为共产党“区别于其它一切政党”的标志。现今，批评者被中共以煽动颠覆或其它不相关罪名关在牢里的事例不绝如缕。究竟中共立国前后的例子是否也是电影的一部分？看罢被禁在中国内地出版的《中国影帝温家宝》，不禁令人对戏如人生抑或人生如戏更感混乱。

几经波折，《中国影帝温家宝》终于如期在香港出版，初版印行五千本，在香港算是数量多的了。据代理的田园书屋表示，销情不俗。那就更加叫人迷惑了：为什么批评领导人言行或政策的书，不能在内地出版，让十三亿人堂堂正正地购买阅读？而要他们经港时购买后快速阅读，以便返回内地前看完丢弃？

难怪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为该书作序时指出：“中国存在着两个世界，一个是言者无罪的虚拟世界，一个是言者有罪的现实世界。领导和被领导，大家都在矛盾中间过日子。”

可鲍彤没有放弃希望：“也许毛泽东当时说‘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时候意在表演，但一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宣言而载入史册，受党领导的警方就不应该把它视为儿戏。文明的进步需要积累，昨天和今天的表面文章，说不定就是明天保护人权的具体现实。”

但是，若要这虚拟世界成为现实世界，现今领导人必须先停止作秀，诚意为民。可是，作者余杰在《中国影帝温家宝》中举出不少例子，证明每每于灾后迅速赶到现场、与灾民同哭共苦的“温爷爷”，只是一个“表里不一、言行不一”的丞相，在中国处于历史紧急关头时没有作更多努力推动体制改革。总而言之，尤如皇帝的胡锦涛作了坏事，温家宝也脱不了帮凶之名。

余杰对此并不意外，因为温家宝“知道中共这架老爷车即将散架了，自己不是一个有魄力和能力剎车或改道的驾驶员，更何况自己只是坐在副驾驶的座位上。于是，他只能像一个木偶人一样，‘饰’得了一时算一时，坚持到曲终人散的那一刻就算是最大的胜利。至于下一场戏该怎么演，那就跟自己无关了。”

行文至此，新华社发出温家宝到深圳出席经济特区成立三十周年的庆祝活动，罕有地大谈政治改革，至于这是另一出台词，抑或是历史的转折点，大家只能拭目以待。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文化娼妓李敖、陈文茜

2010-08-20T02:51:00.002+01:00

抱歉，今天我只想痛斥台湾的两个文化流氓。在前段时间的香港书展上，台湾的那个妖婆陈文茜，被问到怎麽看待因敢于嘲讽、调侃中国政府而广受民众欢迎的青年作家韩寒。陈文茜先引用李敖的话，说韩寒不值得谈。那不值得谈就不谈吧，可她接著开骂，说韩寒没文化，说话像放屁一样轻松。年过半百的陈文茜，是二十几岁的韩寒的母亲的年龄，这种年龄的女人，用地痞语言骂一个青年人，就够病态的了，更可恶的是，韩寒在中国那种严酷、恶劣的环境下，说几句真话，挑战一下中共政府，是多么不容易，她陈文茜不给鼓励和支持，就够孬种的了，现在还出来连讽带骂，实在太招人恨了。所以相当多的中国读者不满、愤怒，也有不少人在网上认真地跟那个半老徐娘伦理。事实上，回骂她一顿，都够抬举她了。

李敖仅仅是蔑视韩寒吗？陈文茜只是在骂韩寒吗？根本不是，他们是通过贬损韩寒，来蔑视那种敢跟中共政府作对的精神，以此给对岸的共产党送秋波。大家别忘了，李敖几年前在北大讲话，公开呼吁学生要“拥抱共产党”，要“和共产党合作”，还支持共产党再活一千年。他说共产党在中国创造了“盛世”，并强调说，中国的盛世都是一个党领导的，这个党叫做中国共产党。

我以前一直认为，最糟糕的中国人在被共产毒化过的中国。后来才明白，最毒、最恶、最恶心的中国人在台湾。李敖、陈文茜、邱毅，就是那一类。别说陈文茜是台湾人，她如果给自己定义是中国人，她就是中国人。我见过、听过、读过的，最精明、狡猾、恶毒、刻毒的中国人，也没有一个能毒过李敖。当然也没有一个十三点、二百五、三八过李敖。

说实话，看到关于陈文茜骂韩寒的报导后，只有一个痛感，他们当年被国民党强暴了一顿，还不够过瘾，今天就满心渴望接著再被共产党强暴。可惜的是，在那个文化娼妓遍地都是的中国，李敖陈文茜把自己脱得多么精光，做多麽谄媚的恶心动作，也没人理他们。被成堆的文化婊子们每天抚摸得飘飘然的共产党，哪里还有闲工夫搭理那对老掉牙的、连一句新鲜词都吐不出来、一个新鲜的媚态都做不出来、拉皮条都没人搭理的——过气台湾文坛恶霸和政治娼妓。

韩寒在中国能有今天的影响力，是各种因素综合的结果，有相当的独特性，是不可复制、模仿的。他不到二十岁就开始写小说，在年轻人中很畅销。而且他是一个成功的赛车手，得过多次中国赛车的冠亚军，也在国际比赛上拿过不少名次。写作和赛车完全是两个领域，写作者在体育方面有成就本身就奇特。小伙子又长得很帅气，这导致他有了一种娱乐明星一般的大众人气。而有这种大众人气的人，在中国那种环境中可以利用人气发横财、飞黄腾达，但韩寒却敢于就社会现实中的荒谬，发表犀利评论，是非常难得的。他在网路博客发的小短文，经常是很俏，尤其难得的是，他有自己独特的幽默感。那种调侃的口吻，在当今中国那个有话不能直说的现状下，打了一个很好的剪刀差，这是他的文章受欢迎的很重要原因之一。“调侃”，是今天中国民众“唯一”能批评官员和政府的手段，大家只能这样撒撒满腔的怒气、怨气。韩寒的作品正对了今天中国民众唯一能“吃”的胃口，所以人气高涨。

在华文作家中，幽默感是非常难得的。那个李敖当年骂国民党的时候，有时也挺到位，但却一点幽默感都没有。他狂吹了一顿，说中国五百年来，白话文写得最好的，是他李敖，可今天看见这麽一个二十几岁的后生，在中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那个心理从来就阴暗的李敖，实在嫉妒疯了。因为那个拼了命也要出风头的老妖精清楚地知道，他这辈子到死，也没法和韩寒的风头比了。当然，事实上嫉妒还不是主要的，他的根本是要说给共产党听，要成为共产党的马屁精，为他儿子、女儿在中国发展开路。

李敖疯狂吹牛吹了几十年，也从来没引起西方媒体任何兴趣，现在又去教唆他的未成年的儿子吹。人都说，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李敖这个毫无人性的文化流氓，却要坑害他自己的亲生儿子，教他儿子和他一样漫天狂言，说自己写的东西是“划时代的著作”。难道李敖要让自己未成年的孩子像他那样把牛皮吹破天，然后像他一样臭不可闻、臭名昭著到人们连提都不愿意提吗？可惜的是，李敖的儿子大概在中国连“臭”的机会都捡不著呢，他从老子那儿学来几招牛皮功夫，哪是谎言大师唐骏吴征杨澜们的对手呢？

而陈文茜呢，（我现在用她的语言说）她是因为自己每天在自由的台湾放屁放惯了，才会以为别人都像她那样有放屁的自由。可她在中国，不仅连屁都不敢放，连大气儿都不敢出一口。她在香港都连屁都不敢放呢，只有在台湾，把人都熏死、恶心死了。不过陈文茜的确是一绝，海峡两岸、大千世界，还找不到这麽一个宣扬乳房是交际工具的文化娼妓。她嫖了民进党，再嫖国民党，现在又去嫖共产党。不过她这副徐娘半老、满脑袋鸡窝的德行样，除了那个跑到北京展示阳痿的李敖，瞎子都不会扫她一眼。

台独联盟主席黄昭堂办公室看到一幅画，是陈文茜举著大刀，地上躺著的是施明德和许信良这两位民进党前主席，她正在追杀的是（当时正在选总统的）国民党主席连战。黄主席说，要提醒自己，不能被陈文茜这种女人干掉。陈文茜投靠国民党後，现在又时不时地骂几句马英九了，因为那个“性倾向特别”的小马哥更不搭理她，于是她把目标转向中国。不少台湾人说，台湾人民热烈欢送“小妹大”去北京，希望用她的“交际工具”解决胡锦涛，那中国就有救了！可惜的是，对陈文茜这种遍地通吃的文化政治双料娼妓，北京的涛哥们也好像没什么兴趣。

中文里有一个很精彩的表达是“做婊子立牌坊”。以前对这个词，脑子里就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没有具体形象。自从见识了陈文茜，每当想到“立牌坊的婊子”，就出现这个标准形象。现在一个在台湾立法院展示自己丑陋裸体的李敖，一个宣称乳房是交际工具的陈文茜，这一对文化娼妓，倒真是中国五千年来，文坛上最无耻的“第一对”！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陈文茜批韩寒没文化恰恰暴露出自已的浅薄

2010-08-16T07:48:00.000+01:00

在不久前的香港书展上，台湾名嘴陈文茜口出狂言称，大陆“80后”作家韩寒“没文化”，此言一出，顿时成为网络舆论的热点。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这里说起。 7月21号，陈文茜在香港书展上接受采访时表示：用李敖的话来说，韩寒不值得评价，他其实没有多少文化底蕴，尤其是他对上海世博的无知，显得浅薄和没文化。

陈文茜还担心，韩寒的有些话会被西方媒体拿来讨论上海世博会。对此，有评论反问道，按照这种说法，韩寒的博客文章给西方媒体提供了一个“讨论”上海世博的话题，难道就是不“珍惜他的话语权”，就是不负责任地乱放炮吗？在陈女士看来，难道西方媒体就连“讨论”一下上海世博都不行，只能一致表示赞美吗？

这不禁让人想起了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之后，作家余秋雨那篇著名的《含泪劝告……》文章，余秋雨在文中警告说，“那些已经很长时间找不到反华借口的媒体，又开始进行反华宣传了……”。“一些对中国历来不怀好意的人，正天天等着我们做错一点儿什么呢”。瞧瞧看，这和陈文茜的上述观点是不是有几分相似呢？为此，余秋雨当年曾荣获大名“余含泪”，并遭到举国上下的猛烈炮轰和声讨。如今，陈文茜偏偏也要学着这般腔调步其后尘，落得个“余含泪第二”的恶名，这不是自取其辱吗？

陈文茜表示，“自己曾4次深入采访了世博”，与生于上海、长于上海的韩寒相比，即便陈女士对世博会有着了解更多的一面，那也要归功于负责接待她的上海官方的苦心和努力。但尽管如此，韩寒及其亲友街坊们作为上海原住民的切身感受，恐怕也是陈文茜们根本无法体察的吧？对此，同样出席本届香港书展的一位知名学者贺卫方则分析认为，陈文茜和李敖都有害怕失去某些利益之嫌，我想，陈女士4次到访上海世博，肯定走的都是贵宾通道，而根本不用排队吧。

另一方面，来自台湾的文化名人，台大法律系毕业后留学美国10年的陈文茜，为了让自己的签名售书表现得更加火爆一点，竟然以五十多岁的年龄在公开场所漫骂差不多与自己儿子同辈的青年作家韩寒，说他“没有多少文化底蕴”，甚至根本不承认他是一名作家，称其为“赛车选手先生”。可是，从这位留美女博士嘴里吐出来的“象牙”，却是指责韩寒“说话就像放屁一样轻松”这样的粗话，对此，学者贺卫方感叹道：陈小姐作为一个有影响力和社会地位的前辈，讲别人说话就像“放屁”这样伤害到后辈的话，是有失身份的。

然而，被认为“知识基础不够”，就连高中都没毕业的韩寒，对陈文茜的回应却是“我不跟女生争辩”。对此，中选网上作者汪俊江的文章分析认为，这既可以让人理解为是好男不跟女斗；也可以理解为是，对于几乎跟自己母亲一样大的这位长辈级女性，他虽然不能伤害你，但却讽刺到家而不着痕迹。与陈文茜的气急败坏和粗俗不堪相比，韩寒的这个回应尽显机智、优雅和绅士风度之美。当然，很多网友都说陈文茜并没有那么简单，她是有所图谋而讲这番话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更不应该了，因为这叫为了好处而昧着良心讲话，是应该受到谴责的。

不过，也有网友坦承，此前，我也曾经跟陈文茜有过类似的看法认为，韩寒这个没上过大学的小屁孩儿，能有多少文化底蕴和人生阅历呢？看过他的几篇博客，也没啥精深的理论，“文化底蕴”当然也比不上贵为留美博士的陈文茜。《南方都市报》上作者巴里的文章接着说，但是，为什么他的博客几乎每一篇都有那么高的点击率呢？我想除了知名度、善用年轻人喜欢的网络幽默语言这两大原因之外，最重要的还是，他不仅敢说，并能准确说出许多年轻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换句话说，韩寒所说的那些所谓“屁话”，其实就是广大“屁民们”的心里话。文章又说，指责韩寒的“放屁说”这两天传开之后，也有人欢呼，陈文茜此举戳穿了韩寒 “皇帝的新衣”，这个比喻倒也很恰当，只不过，韩寒并不是皇帝，而是那个说皇帝没穿衣服的小屁孩儿！

综上所述，网友老笨的点评说，韩寒有没有文化，对于我来说关系不大，我喜欢他是因为他敢说真话，他活得很真实。就人格而言，显然，靠拍大陆的马屁混饭吃的陈老小姐也要远在韩寒之下。况且，在韩寒没有谈论陈老小姐的时候，陈却不得不谈论韩寒，这也足以说明，韩寒是远比陈老小姐更值得谈论的。而学者张耀杰最后则强调说，陈文茜这样的漫骂所表明的，并不是韩寒如何“浅薄和没文化”，反而倒充分暴露了他自己的“浅薄和没文化”。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反抗权力对文化的傲慢

2010-08-13T08:28:00.000+01:00

近日来广州出现了捍卫粤语的群众性抗争运动，成为又一个大规模的群体事件，当局已经调派了大量军警企图驱散聚集在街头的成千上万广州人。在中国社会复杂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背景下，为捍卫地方语言而兴起的这个运动，可以说是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

说它在意料之外，是因为十多年来，中国所有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都是和事件发生地人民的切身经济利益或者人身安危有关，多半是由于劳资纠纷，拆迁争议和政府滥用公权，有很具体实在的物质，法律或者政治原因。但粤语保卫战不同，它所保卫的不是房产，它所要求的不是补发拖欠的工资，它所为之愤慨的也不是一条死因不明的人命和官方含糊其辞的解释，或者实在令人难以容忍的贪污和腐败丑闻。相反，它要捍卫的是一种地方语言，而这种地方语言和任何特定个人眼下的利益很难说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但就是这种看来似乎很抽像的问题却使得成千上万的广州人走上街头，和主张推广普通话，压制广东话的官方直接对抗。这样的抗争是没有先例的，对官方和民间至今为止对大规模群体事件的解释形成了挑战。很多人或许会诧异：为了一个地方语言走上街头，这算是怎么一回事呢？

说它在意料之中，是因为它表现了中国社会的民间独立意识和官方强权之间的对抗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广东官方以"适应亚运会"、"打造国际都市形像"由，提出将广州电视台的主要频道改成普通话，并在学校和社会上大力推广普通话，是典型的以政治压文化的行径。千百年来，粤语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当今它在海外中华文化中的影响是一个无人能否认的事实。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多元性和表现形式的丰富，如果为了几个眼下的具有“凝聚力”的国家面子工程就要拿它做牺牲，那么中国其他的地方语言和文化岂不是完全可能为了政治原因而被送上断头台，到了最后除了以中央电视台的官腔为基础的普通话，除了以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为标本的为盛世歌德的文化外一无所有吗？

广东官方对方言的打压很难说是中央的授意，而更可能是以此向中央邀功，显示“和谐社会”首先在广东实现了语言的一统天下。这是典型的文化专制主义。所谓文化专制主义就是用政治权力决定文化问题，这也是毛泽东时代的遗产。今天的中国虽然离毛泽东时代已很远，但政治权力对待文化的傲慢不但依然如故，而且在政府手中的经济资源越来越庞大的情况下在某些方面有过之无不及。汪洋等人不过是官场上的匆匆过客，但他们却要用自己手中合法性十分可疑的权力来决定一种有千百年历史的语言的生死，还要用党文化用来教化广东人。党官僚的狂妄已经到了不知天高地厚的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广州人起而捍卫自己的方言，不但是一场反抗官方文化霸权的斗争，也是维权运动的新阶段。广州人在这场斗争中表现出来的为捍卫地方文化而奋起的精神，实际上是中国民间社会进一步成熟和登上政治舞台的表现。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倘若吉米‧霍法生在当代中国

2010-08-11T08:20:00.001+01:00

德国之声最近报导说，多家跨国投资银行的在华机构，得到中华全国总工会旗下北京金融区工会的鼓励，被要求组建“工会”。跟资方和高层管理人谈组建工会，听起来就是天方夜谭，简直太荒唐了。也只有在中土，在这个把许多人类社会健全的组织和管理机制都误用、错用、恶意滥用的地方，才出现如此荒唐的现象。在正常国家，人家都是工人自己组织工会，然后以集体的力量跟管理层谈判，而从来没有什么管理层自己去张罗一气、弄出一个对手来跟自己叫板。要描述中国这个现象的荒谬，“与虎谋皮”都不够准确，“谋财害命”倒还差不多。

西方企业说，官方工会是出于经济利益要他们成立工会，因为这样才能收取2%的工会费。中华全国总工会作为中共的附属，观察家认为，其地位在市场化的趋势下，一直在被边缘化。而要加强它在体制内的地位，就需要建更多的分会。他们告诉德国之声，最近两年在推动世界五百强企业在华机构组建工会，现已有85%的企业建立了工会，他们还在继续推进。

中华全国总工会目前每年有200亿人民币的会费收入。但中国的工会会费不是向会员个人收取的，而是由公司缴纳的；不光是工会会员的工资计算在内，高层主管的工资也计算在内。中国工会法说，一家企业只要成立工会，就必须缴纳员工工资总额的2%作为会费。这可真是荒唐，那些出于种种原因不愿加入工会的人呢？凭什么把他们收入的2 %就这样拿走？

中华全总以前批评跨国公司，说他们口口声声讲尊重人权、履行社会责任，在本国也建立工会，但在中国却采用各种手段拖延、阻挠职工建会，实行双重标准。全总看来真是政府豢养的家犬，完全不知道自由工会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独立工会是怎么建立的。

中国工人需要问一问，这究竟是谁的工会？是为谁服务？工会从哪里来钱，又用在哪里？工会负责人怎么产生、向谁负责？在会员利益与资方冲突时，工会站在哪里？当资方是中共官员、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时，工会领袖如果还是中共任命，又怎样代表工人的利益？中共自诩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应该是属于工会的。但今天人们看到的是，中共的角色恰恰是工会的对立面－－官僚垄断的资方。

官方人士说，如果改成员工自己缴会费，恐怕没人愿意。这才是中国工运的症结。难道中国工人真的不愿意组织起来，去罢工、谈判、讨价还价（collective bargaining）吗？以前有部电影《风暴》，讲到京汉铁路的工人，其中有个施洋大律师，他登高一呼，上万工人就罢工了。当时心想，哇赛，这律师可真够厉害的，就这么一喊，铁路交通就瘫痪了？后来才明白，施洋是中共的地下特务，他的目的不是工运，而是给国民政府捣乱。特务做律师，恐怕不会公正的按法律行事。

施洋被处死时，依然掩盖自己的身份，还高喊“劳工万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扮演施洋的演员金山以及金山的妻子、中共党魁周恩来的养女孙维世，双双被中共投入监狱，孙维世死于狱中，金山囚禁秦城八年。反正，即使在中共自家的宣传中，中国工人也是有罢工的传统、知道维护自己权益的。

其实，真要组织罢工，还不像中国电影那么简单。有部好莱坞电影，意大利裔导演丹尼‧迪唯托（Danny DeVito）执导的《霍法》（又译：《最后巨人》），倒是反映了工运的艰难。工会领袖霍法一个一个司机的去说服、做“思想工作”，才把工会建立了起来。

吉米‧霍法（James R.“Jimmy”Hoffa）是美国工运史上的名人，生于1913年，62岁时神秘失踪。他19岁开始参与美国卡车司机的国际兄弟会工会（International Brotherhood of Teamsters），45岁起担任主席十多年。直到今天，美国的卡车司机还怀念霍法，认为在他的领导下才有真正的工会。霍法任职期间，会员有一百五十多万，是美国最大的单一工会。1964年，他第一次为卡车司机赢得了全国性的工资合同；同年，霍法因篡改陪审团、试图贿赂及欺诈被判13年徒刑，1967年开始服刑。后来，准备竞选连任的总统尼克松赦免了霍法，但不允许他在十年内再度从事工会活动。霍法终究也没能返回工会，而是于1975年7月在底特律近郊的一家餐馆的停车场上永远的失踪了。

霍法的工会技巧非常娴熟：先迅速组织罢工，发起间接抵制，用工会之力对某个公司出手；然后组织工人，迫使其他公司接受工会的条件。卡车司机工会就这样在美国变成了最强有力的工会组织。霍法甚至设法躲过了二战的兵役，说对维护美国战时物资运输而言，他的工会领导能力对国家更为重要。他在成功的组织起美国几乎所有的卡车司机后，还试图把航空和其他运输业的雇员也拉进来，但没能成功。

从六十年代起，霍法就一直麻烦不断，他一辈子就在工会和法律之间游走。他的两个子女也一个吃工会的饭，一个走法律的路；儿子詹姆斯‧霍法子承父业、十年前成为卡车司机工会的最新领导人，女儿芭芭拉则成了圣路易斯美国巡回法庭的法官。

霍法的悲剧，在于权力欲太盛，不能见好就收、功成隐退。电影《霍法》的副标题是“一个愿意为权力付出代价的人” （The man who was willing to pay the price for power），颇为传神。尼克松对他的限制，其实没什么坏处。出狱后他得到工会170万的退休金，但他仍然试图东山再起、重掌权力。他的失踪，据说跟黑手党有关，《底特律自由报》后来报导说，是因为利益集团害怕霍法重新掌权，会不利于他们控制巨额的工会退休基金。

没人能否认，霍法是真正的工运领袖，有天赋的领导力和极大的权力欲。目前的中国，正缺乏霍法式的人物。如果霍法生在中国，会怎样呢？如果生在民国，因为欲望的弱点，他会跟施洋一样被中共利用；如果生在今天，能真正组织起中国工运，红朝绝不会像尼克松那么手软。没准儿，霍法的个人结局很可能与在美国一样。当然了，让他失踪于秦城的高墙之后的，不是黑手党，而会是共产党。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胡锦涛的美洲兄弟

2010-08-07T07:54:00.002+01:00

拉美国家委内瑞拉，近年成为国际媒体报道的焦点之一，因为该国总统查韦斯，對外实行反美、亲独裁国家的政策，對內镇压反对派，强行修改宪法，取消限制总统任期的规定，实行个人专权的威权统治。

委内瑞拉近年跟中国发展密切关系。查韦斯自1999年上台掌权，过去11年来，访问中国多达6次，可能创了纪录，因为好像没有任何国家元首，会平均不到两年就跑一次北京。

中国官方媒体把这个美洲的左翼激进领袖称为“忠诚的朋友”。而胡锦涛在北京拥抱他时，打破平常的拘谨僵硬，满面春风地叫他“老朋友”。因为他们都是“毛泽东的信徒”。

《人民日报》记者在对查韦斯的专访中介绍说，这位委内瑞拉总统最崇拜毛泽东，“他熟读《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常不离口。”1999年，查韦斯刚当上总统才半年多，第一次访问中国时，“就主动提出要参观毛主席纪念堂”，向毛的遗体鞠躬，“表达他由衷的敬意”，说他“崇拜毛泽东”。

中国官方媒体介绍说，“查韦斯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超过一般人的想象。‘伟大的舵手毛泽东’、‘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对这些话语, 查韦斯像很多中国人一样, 经常会脱口而出。更令人惊奇的是, 他甚至能说出毛主席某段语录出自《毛泽东选集》的第几卷。这一点, 恐怕不少中国人都比不上他。”

正因为查韦斯研究和崇拜毛泽东，所以他几乎是全照毛泽东的思路，对委内瑞拉进行统治。在政治上，也是扼杀异议声音，推行舆论一律的高压政策。在经济上，走向社会主义，推行国有化、限制私营企业、强行“均贫富”的左倾政策。在外交上，则像毛当年那样，把美国称为“帝国主义”，煽动排外、反美的民族主义狂热。

在军事上，查韦斯也模仿毛泽东，强调“军民鱼水情”，命令军队每月在固定地段开设大众市场，以优惠价格向穷人出售食品，同时还为民众理发、修理电器和门诊看病等。不少军人对此反感，认为军人的职责是军事训练、保家卫国，怎么能去卖水果、蔬菜、鱼肉，这是“不务正业”。但查韦斯对军队进行清洗，提拔重用他的拥护者。委内瑞拉的军队正在“查韦斯化”，也变成“党指挥枪”，而不是军队国家化。

查韦斯像毛一样，重视新闻宣传，极力控制媒体。在查韦斯掌权之前，委内瑞拉的媒体很多是私营的。查韦斯上台后，对独立媒体，尤其是批评政府的声音，千方百计进行压制，甚至镇压和迫害。美国《华尔街日报》美洲事务专家玛丽．奥格雷迪（Mary O'Grady）最近发表题为“查韦斯攻击新闻媒体”的报道说，委内瑞拉正在镇压独立媒体，限制言论自由。该国最大的私营电视台“全球视野”的总裁朱罗嘎（Guillermo Zuloaga），最近逃到美国，因为他遭到迫害，查韦斯政权要把他们父子抓进监狱。

朱罗嘎经营的全球视野电视，是委内瑞拉最有影响力的私营电视台，收视率占42％，差不多每两个委内瑞拉观众，就有一个人看“全球视野”。《华尔街日报》的文章介绍说，这家电视强调监督政府，揭发丑闻；曾报道说，在委内瑞拉缺乏足够食物的时刻，由于政府的官僚作业，有七万吨食品，堆在港口没有及时处理，结果腐烂。该电视还说，委内瑞拉是全球犯罪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过去10年，由于暴力事件，导致15万人丧生。

这种报道，当然查韦斯不高兴，所以政府要对付这家电视。朱罗嘎曾被逮捕过一次，罪名是诽谤政府；后在国际舆论压力下，才获得自由。去年，查韦斯政府又以私藏汽车为名，对朱罗嘎进行调查，在委内瑞拉，如个人有汽车不申报，就是私藏汽车，属于犯罪。但调查了大半年，也没找到证据，但查韦斯对全球视野电视对他的批评报道等，越来越恼火，坚持要把这家电视关掉。《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最近，查韦斯政府的司法部，又把去年的私藏汽车案调出来，重新审理，要以这个理由先把朱罗嘎父子抓起来，关到委国那所在整个拉丁美洲都出名的常发生暴力事件的危险监狱。这所监狱几周前还发生囚犯暴动，导致15人被警方打死。

朱罗嘎从司法部朋友那里听到要抓他的消息，逃到了美国。他已向“美洲国家组织”（OAS）的人权委员会提出申诉，要求调查他这个案子，还他公道。他并呼吁，请查韦斯到美国来跟他对薄公堂。他说，在查韦斯统治的委内瑞拉，根本没有独立而公平的司法，他没法打官司。

朱罗嘎的遭遇再次证明，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真是“毛的传人”，也要个人专权，实行专制统治。查韦斯强行修改了宪法之后，他就可一直掌权到2035年，加上他已掌权11年，会长达36年，不仅远超过毛泽东（毛自1949年登上天安门，至死掌权27年），也将会直追美洲的老独裁者、古巴的卡斯特罗（已掌权51年）。

查韦斯这位毛的崇拜者，成为胡锦涛的弟兄，不难理解，因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查胡”本来就是一壶茶，一种味道，都是反人道，反民主。但中国一些左派知识分子，也对查韦斯有好感，甚至欣赏，因委内瑞拉走向社会主义，符合他们所谓照顾穷人（实为要通过打土豪分田地的左倾政策，实现群体主义的乌托邦）的理想。连流亡海外的一位著名中国知识分子，至死还在研究、欣赏委内瑞拉，把走社会主义的美洲小霸王查韦斯，视为英雄。由此可见，践踏个人权利的社会主义、群体主义等毛式乌托邦阴影，是多么深远、沉重和可怕。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米奇尼克给中国开错药方

2010-08-06T02:18:00.001+01:00

波兰团结工会的重要参与者、波兰最大报纸《选举日报》的主编米奇尼克，最近到北京访问，跟一些中国知识精英座谈，并上网回答问题。主持这项活动的中国知识份子，对这位波兰大报的主编推崇备至，甚至称誉他为“波兰反对派运动的设计者、灵魂人物”。似乎从他那里，能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米奇尼克虽谦虚地说，他不太懂中国，但还是开了些“药方”。但从这些“药方”来看，这位东欧知识份子，的确不很了解中国。而那些中国知识精英对他的盲目推崇，也显示他们不是很了解米奇尼克。

首先，米奇尼克不是“波兰反对派运动的设计者、灵魂人物”。众所周知，波兰的反抗运动，是工人发起并一直为主干的，团结工会和其主席瓦文萨等，才是主角。这也是波共倒台之后，瓦文萨成为波兰首位民选总统的原因之一。

波兰知识份子，只是配角，是辅佐者。尤其是米奇尼克，在瓦文萨们要往前冲、强烈对抗共产党时，提出应注重妥协，给对方留馀地等折中方案。但是他的折中方案的前提，是有更勇敢、激烈的反抗者。而如果没有瓦文萨和工人们的反抗，只是按米奇尼克的妥协论，那波兰到今天都可能无法结束共产党统治。当然，米奇尼克的一些妥协、退让等策略，在有些时候，产生过作用，但纵观波兰的反抗运动历史，它不是主体，更不是根本。所以称他为“波兰反对派运动的设计者，灵魂人物”，违背历史事实和真实，并有抬高知识份子作用，贬低波兰团结工会瓦文萨等工人们之嫌。

如果说米奇尼克当年的作用，对今天中国知识份子有启示的话，首先他认同体制外抗争，虽然在周旋、策略上有妥协的时候，但在原则上，不对共产政权抱有希望；其次，波兰知识份子甘愿做配角，辅佐和支持团结工会的工人们。而中国的知识精英，往往有瞧不起工人等其他群体的清高，以及自以为是的倾向，尤其是一直对共产党内改革寄予过高的期待，甚至认为那是唯一的可行之路。

如果网上关于米奇尼克在中国那番谈话没有翻译错误，是米奇尼克的原意，那么无论他在波兰的抗争中有过什么样的贡献，他给中国开的药方，则多有诊脉错误。什么“在循序渐进建构民主的反对派，应该是当权者的合作者。”“只要民间社会采取暴力，就会激起政府暴力，最后的结果是内战。”“现在我们需要等待，等待共产党人意识的变化”。“面对专制要采取革命的话，那必然是实施专制的革命者”。这些话，像是一个不仅对共产暴政的本质缺乏认知，同时对自由的获得方式也相当茫然的人的话。这和以前从西方媒体上了解的米奇尼克颇有距离。

在中国人的反抗运动中，最不缺乏的就是当局的合作者，而最需要的，恰恰是勇敢站出来说“不”的反抗者。在中共暴政下，我不知道中国知识人，还要怎样更上一层楼地跟当权者合作，才能“循序渐进建构民主”？米奇尼克绝不会是让中国自由派精英去像那些所谓民主党派那样，当“合作花瓶”吧。

而且所谓“只要民间社会采取暴力，就会激起政府暴力，最后的结果是内战。”这种说法更跟中国现实脱节。共产党在中国建政后，都是政府在实行暴力，没有一次是“民间社会采取暴力”，即使充斥暴力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共产党领袖毛泽东自上而下发动和领导的，根本不是民间暴力。在最需要强调中国人（认识到共产邪恶）觉醒和反抗的时候，先强调说什么不要民间暴力，“等待共产党人意识的变化”，不就等于让大家都继续做顺民吗？

米奇尼克认为人们“面对专制”要采取“革命”的话，就会带来新的专制。这不是把革命等同于暴力，否定所有革命了吗？那当年美国革命还能进行了吗？那罗马尼亚人民揭竿而起，并处决了共产党统治者齐奥塞斯库，带来“新的专制”了吗？而且米奇尼克还提到什么“美式的独裁”，是不是主持人翻译错了？米奇尼克会把抵抗共产主义的自由世界旗手美国说成是“美式的独裁”吗？去年九月米奇尼克访美时，还在《华尔街日报》的专访中赞美美国。当时他说，他和团结工会的理想“更接近美国革命，而不是法国。”对他当年支持美国领导的伊拉克战争“不后悔”，说“作为知识份子，我的责任是站在美国一边，呼吁美国干预，捍卫人权。”

米奇尼克认为当今中国跟波兰共产党统治后期比较像。当然，从都是共产统治这一点上，本质是一样的。但如果他真了解中国，就会知道，中国今天的情况，跟当年的波兰，在内部国情和外部条件上，都有非常大的不同。

在内部国情上，波兰工人勇敢地起来反抗，团结工会的纲领是“改变现行社会制度，进行自由选举”。是明确要结束一党专制，不承认（和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在当时人口只有三千七百万的波兰，“团结工会”高潮时发展到一千万人规模，是波兰共产党员人数的四倍，占全部人口的四分之一强。这种状况中国根本没有。中国的反对组织不仅零散，更完全谈不上任何规模。

另外一个重要不同是，波兰是天主教国家，人口百分之九十五是天主教徒，瓦文萨等工人领袖，都是虔诚天主教徒。米奇尼克说，“天主教曾经是反对派的避风港”。这种宗教文化背景，中国也不具备。

三是波兰人普遍对苏联强烈反感，有反抗外族压迫的民族主义心理。九十年代我访问华沙时，一位波兰女记者很严肃地对我说，她这辈子不会再说俄语，以示对俄国的厌恶，虽然她精通俄文。

在外部条件上，团结工会的反抗运动，得到了在波兰出生的罗马教皇保罗二世和美国总统里根这两个全球宗教和世俗最大力量的帮助。一个波兰人被选为罗马教皇，并致力帮助波兰人结束共产专制，可想而知，这对一个天主教徒占绝对压倒多数的国家来说，是一股多么大的无形之力。米奇尼克说，“当年波兰人被选为教皇，是举国大庆的事情。当时推翻独裁的过程中，教会和宗教界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瓦文萨则总结说，促成波共垮台的功劳，“五成归教皇，三成归波兰人民，二成归里根、撒切尔、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连戈尔巴乔夫都说，“没有教皇的努力和角色，东欧的变化是不可能的。”

另外，当时的美国总统是敢喊出共产苏联是“邪恶帝国”、坚定反共的里根。在八年总统任期中，里根跟保罗二世会晤七次。里根手下的中央情报局长凯西，跟教皇见面多达十五次，商讨联手支持波兰团结工会。这样一些外部条件，今天中国的异议运动也是没有的。现在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不仅对共产专制没有丝毫认识，他本人甚至曾拜推崇共产主义者为师，并且至今都在推美国往社会主义方向迈进。在这种思想根基下，他访问中国、在上海演讲时，连“人权”两个字都不提，更别说去会见中国异议人士，给予道义支援了。他不去做强化中共统治的事就不错了。

但没有波兰那些内外条件，不等于说就要对中国的前途绝望。米奇尼克有个提法倒是对的，他说，在共产统治下的人们，包括知识份子，对共产党（的垮台）缺乏想像力。当年他也曾悲观地认为，自己活着看不到共产党倒台了。因为共产统治表面看是那么强大。但波兰，包括整个东欧国家的经验是，只要更多的知识精英能清晰地认识到“共产党是邪恶”，并有勇气喊出“皇帝没有新衣”，这种真实传播到人们心中的瞬间，就会共振连接成力量。当人们对“皇帝新衣”真正有了新的视角，就会有结束裸体皇帝统治的机会和可能。

纵观波兰的反抗运动，有主角、配角，前期、后期之分。对于中国知识份子来说，应该重视致力反抗专制的瓦文萨等团结工会这个主角，和勇敢起来反抗的前期，而不宜过于夸大米奇尼克这样配角作用，以及后期的妥协策略等；并相信，中国人跟波兰人一样，内心都有对自由的渴望。“天下从来没有任何力量，超过人心中追求自由的力量大！这个力量，使全世界多数国家成为了民主国家，中国人绝不会例外！”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中共打压广州市民“撑粤语”集会

2010-08-03T10:23:00.003+01:00

广州"撑粤语"运动越演越烈，广州和香港同于八月一日为此举行集会游行，但遭到公安强力禁制，数十名市民和七名香港记者一度以涉嫌聚众生事被扣问，广州市政府把有关活动定性为非法集会，是别有用心的个别人士蛊惑煽动造成。

在广州，数百名市民响应网上号召，下午在人民公园内聚集。现在政府不少要职已被讲普通话人士占据，现在竟然连听讲广州话都受制，实在忍无可忍。二时过后，大批公安在公园和附近地铁站的出入口看守，禁止市民进入公园，被清场后，大批市民转为游行，沿北京路前行，沿途高叫“粤语万岁”及“广州人讲广州话”等口号，不久又被公安强行分隔，部份人不满公安用铁马阻止前进，向公安丢掷水樽，双方发生冲突，数十人被带走或抬走。个别市民声称，他们并非参与集会人士，只是路经有关地点。另亦有没有表露身分的记者被当作市民带走，与市民一直被扣查至接近午夜才获释。

除参与集会人士，到场采访的香港部分记者亦在集会未开始前被带走查问，被带走查问的香港记者共七名，包括两个电视台的摄制队、通讯社和杂志的记者。不过，当局今次不是指他们非法采访，而是指他们涉嫌聚众扰乱公众秩序，扣问五小时后把他们释放。

市政府深夜向传媒发出通稿，指有关集会是非法集会，而涉及的地区人流众多，容易演变成公共安全事故，于是派出民警维持秩序，劝导聚集群众离开，个别人士不听劝告，警方于是将滋事者带走，并会依法惩处无理取闹人员。有关通稿重申，广州市委、市政府已多次表明，“推普废粤”根本不存在，希望民众及及网民不要轻信谣言。

强行推广普通话的目的，在于文化专政。不仅在广东，普通话已经对各地方言构成了实质的威胁。虽然官方没有明确提出要废除方言，但实际上却采取打压方言的策略。

就目前局势而言。中共“推普废粤”政策很可能不了了之。如同去年“绿坝”软件一样。当局为过滤互联网，强制在个人电脑上安装过滤软件。然而网络上引起强烈反弹，随后当局又称“绿坝”软件由网民自愿安装，而不是出于强迫。如今，“绿坝”公司早已人去楼空，关门大吉。如果民众沉默，当局则悄悄上马，采取行动。一旦民间形成强烈反弹，官方又矢口否认。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朝鲜足球与中国劳改制度

2010-08-02T01:15:00.001+01:00

goal.com报道，南非世界杯朝鲜主教练金正勋尽管带领朝鲜队（自1966年来首次）闯入世界杯，但是仍成为一次长达6小时的思想批判会的对象。在巴西--朝鲜赛后，金正日决定直播对葡萄牙的比赛。这场比赛朝鲜队以0:7败北。因为在南非比赛的表现，金正勋被开除出朝鲜劳动党，并正在一个工地劳动。消息来源说，过去表现不佳的朝鲜运动员和教练会被送去劳改营。

朝鲜如此兴师动众地批判一只球队，大概不仅仅是因为朝鲜队在南非世界杯上分别以1-2、0-7和0-3的比分输给了巴西、葡萄牙和科特迪瓦，在32支参赛队伍中名列倒数第一，从而让朝鲜的“最高领袖”金正日在世界面前脸上无光；更为主要的是，由于小输巴西后的“得意忘形”，朝鲜队以7球输给葡萄牙的那场比赛在金正日点头后进行了全国电视转播。尽管比赛在0比4时电视直播即被中断，但这已经着实让希冀通过比赛“向世界传递朝鲜不屈精神”并“鼓舞朝鲜人民士气”的最高领袖大为光火。朝鲜队的命运似乎就在那一刻已然注定。

而作为主帅的金正勋自然脱不了干系。说到其“罪过”，当然也绝非“批斗会”上其队员和他本人所言的“战术问题”、“指挥失当问题”，或许其向全世界泄露金正日用“隐形手机”指挥比赛这个“国家最高机密”才是最大的“罪过”。因为全世界知道了这个秘密，金正日才又一次成为世人的笑柄，这怎能不让他恼羞成怒？所以金正勋被送往矿山劳动改造也就不足为怪了。据悉，朝鲜矿山环境极度恶劣，死人的事情频繁发生。

不过，有些让人费解的是：金正日到底想要通过劳动改造金正勋什么呢？通过劳动，改造其足球意识、技战术水平似乎不太可能。也许，是要改造其对最高领袖的忠心？改造其对最高领袖的无比热爱之情？而这大概也并非金正日的本意吧。或许，连金正勋都不清楚自己要改造什么。其实，说白了，金正勋被送往矿山美其名曰是“劳动改造”，实质上就是对其泄露最高机密、让“最高领袖”蒙羞的惩罚，虽然它根本是非法的。而金正勋何时被放回，当然要看“最高领袖”的心情了。金正勋的不幸，正是因为他生活在朝鲜这样一个专制的国度中吧。

同朝鲜相比，迄今没有一位中国队主帅因为输球而遭此类似严厉惩罚，但这并不代表其他无辜的中国人没有被强制实施劳动改造或者说劳动教养。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共建立起该制度以来，截至2008年底，中国共有劳动教养管理所350个，在所劳教人员16万人。依照这种制度，公安机关可以不经过法庭和正常法律程序，直接剥夺他们认为有问题但根本构不成犯罪的公民的自由，并强制把他们送去劳动改造1年至4年。据悉，目前，维权上访群体和宗教信仰群体常常成为劳动教养的受害者，不少劳教所内绝大多数被关押者都是法轮功修炼者。

劳动教养实际上就是非法拘禁，除了可能受到虐待和不能正常和家人见面外，被劳动教养人员还被迫长时间劳动，成为免费劳动力。中共恰恰是利用这样一个法外的警力强制专政体制，将其针对每年几十万以至更多人的打击和专政逍遥法外。中共的险毒亦通过劳教制度彰显无疑。

也许有人会说，中共政府还是比朝鲜共产党强多了，至少没有把人送往矿山吧。但实际上也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区别。都是迫害民众、践踏人权，五十步与百步又有何不同呢？而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这两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为了金正勋们不再被惩罚、为了宗教信仰者可以享有充分的自由的一天的早日到来，我们何不从内心彻底摒弃共产党呢？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孔子学院污染世界

2010-07-31T04:50:00.004+01:00

2010年7月30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当今世界》

从2004年底到2009年底，仅5年时间，中国政府就在世界88个国家，办起了282所孔子学院。中国政府宣布，2010年将达成在全世界办500所孔子学院的目标。自第一所孔子学院在美国的马里兰大学开办至今，中国政府已在美国办起了60所孔子学院，未来一两年内，美国的孔子学院将多达80所。

孔子学院由挂靠中国政府教育部的“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导，每所孔子学院开办费平均300万美元，按500所计算，总投资约15亿美元。在中国的教育经费占GDP比例还不如非洲穷国乌干达，在中国有大量失学儿童，贫困地区学童上学没有课本、没有课桌、没有教室的情况下，却拿出这么多钱，到海外办孔子学院，所为何来？据中国官方文件称：孔子学院的任务，不仅仅是教授汉语，还担负提供中国文化、经济及社会咨询，和开展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等任务。

有的国家已经开始对中国政府大肆开办海外孔子学院做出反应。广为人知的是：美国加州洛杉矶哈希恩德海茨校区的学生家长，抵制校区接受中国政府每年三万美元的资助，允许孔子学院在校区内开办孔子课堂。前中国国家篮球队队员、当地侨社知名人士陈凯，参加了抵制行动。他讲述了一些美国人所不知道的事实，他说：“人们对共产主义的历史没有认识，通过教儒学之后，人们就遗忘了共产主义在中国历史上的所有罪恶。中国就会说：你容忍我们，就是因为你要容忍中国古代的儒家学说，因为我们是它的延续，所以你不能把我们看成邪恶。”陈凯指出：孔子学院的课程，浸透了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陈凯以不断在教材中出现的“解放”二字为例，说道：“很多人对孔子学院里面的毒素还没有真正了解。是么叫‘解放’？‘解放’就是一个阶级打败另一个阶级，这是马克思的观点。”

中国政府砸下大量金钱开办孔子学院，这些钱一部分用于办学，一部分用于收买孔子学院的支持者。陈凯揭露，哈希恩德海茨校区就有一位教育委员被孔子学院邀请到中国免费旅游：“他到中国这笔钱是非常大的，超过一万多美元，这些钱哪来的？谁付的？”在哈希恩德海茨校区，有越来越多的家长参加抵制行动，白人妇女玛西亚说：“这实在糟糕，我们的校区是如此愚蠢，把我们的孩子推入共产主义。问题在于他们不是在教中文，而是要我们接受中共安排的课程。”

同样，在孔子学院较多的加拿大，也有人揭示中国政府的险恶意图。加拿大情报局亚太负责人表示：“开办孔子学院并不是出于慈善理念，而是中共战略的一部分。”

社会主义阵营虽然已经崩溃，但尚存的社会主义中国远比当年的东欧社会主义集团更强大、更雄心勃勃。当共产主义学说不再能蛊惑人心，中共便找出支撑了中国两千年专制制度、西方世界不甚了了的儒学包装共产主义，继续污染世界。中共主管宣传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今年4月24日的一次讲话说道：“在全世界各地建立孔子学院，是‘大外宣’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办孔子学院，与创办中国的CNN，斥巨资收购海外媒体，等等，一起构成中共颠覆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的全球战略。

冷战结束，西方世界对共产主义放松了警惕；有人能识别共产主义，却未必能识别以儒家学说包装的共产主义。所以尽管有人抵制，却不能阻止孔子学院越办越多。就像中国越来越严重的碳排放，中国的孔子学院势将越来越严重的污染世界。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田园树